顺治生活的紫禁城虽弥漫着满族文化，却在汉族文化的大氛围之中。他倾心仰慕汉文化，虚心学习汉文化。他遍览群书，博古通今，熟谙经史子集、诗文曲赋，通晓治乱兴衰的古今历史，且书画双妙，诗文皆工，精通儒释真谛，成为中国历史上罕有的饱学之君。
他尤善于思索，常以致用。大量的汉文典籍对他影响极深，在研读中，他对孔子、朱元璋以及朱由检（崇祯）发生极大兴趣。从这几位人物的思想活动中，悟得了治国安民的道理，形成了他“文教治天下”的治国思想，甚至竭力以尊孔和提倡封建礼教来完善和巩固清朝统治。他经常通过号召臣民尊孔读经、提倡忠孝节义的方式，来树立清朝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以拉拢汉人，稳定社会。
另外，他大力提倡忠孝节义，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节烈”之人。
为了能够使更多的汉人解除顾虑，心服口服地参与国事，顺治帝实行开科取士，用八股文章，考儒家经典。
顺治还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的现象，他多次增加大学士中汉人的数量，并经常驾临内阁，和大学士（主要是汉大学士）们讨论前朝政事得失，评论帝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探讨治国之道。
顺治采取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满汉的融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危害了满洲贵族的利益。他对汉官的信任政策，确实反映了他的勇气与魄力，但他始终也未改变清朝“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一到关键问题上他又总是袒护满人。正是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偏袒，使得他对不少重大问题不了了之，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失明。
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只顾拉拢汉族是不够的，还要照顾到其他势力较大的民族和地区。
顺治继承并发展满蒙联盟的基本国策，还努力改善与漠北蒙古部落之间时有摩擦的不良局面，边战边和，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漠北各部也相继与清廷确定了臣属关系，岁贡马驼。顺治还和漠西蒙古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其中，有些部落还曾派兵助战，镇压甘肃农民军。
这些对促进全国统一事业、保障北方地区安宁，都起了很大作用，并为20年以后康熙顺利进行平定三藩之乱、三征噶尔丹等战争，创造了历史条件。
顺治也很重视与西藏的联系。下旨邀请达赖五世入京，特于北京建西黄寺一座，预为达赖到京下榻之用，并由户部拨白银万两。还册封达赖和固始汗，并要他们治理好所管辖的藏族地区。从此，达赖喇嘛的名号由中央政府确定下来。
这对康熙中叶以后至乾隆年间，西藏直隶清朝中央政府，准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并提高、巩固了达赖和固始汗在西藏的地位，安定了西南边陲，加强了西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发展了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改善了西藏人民的生活，增强了各族人民之间的感情。
在外交上，顺治与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并开始与俄罗斯有了接触。一方面，他多次友善接待沙俄使团；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对侵略入境的沙俄军予以痛击，将其赶出国境，保卫了东北地区的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