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是一个性情中人，好学善思，对佛教的一些理念特别留心。他的母亲孝庄太后是蒙古族人，自幼受到佛教很深的熏陶，这对顺治后来笃信佛教也有影响。
顺治皇帝在太监的怂恿下驾幸禅寺，与寺内和尚相谈甚欢，因此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清初，临济宗中著名禅僧玉林琇年仅23岁就做了湖州报恩寺住持，这在禅门实属罕见。顺治帝耳闻玉林琇的大名后，便诏请他入京说法。玉林琇竟不买皇帝的账，反而高高地端起了架子来，多次谢绝了顺治帝的邀请。直到顺治帝应允问道完毕立即送归，玉林琇才终于到了北京，并受到了顺治帝十分优厚的礼遇。顺治帝对玉林琇以禅门师长相待，请他为自己取法名为“行痴”，自称弟子，还时常亲临其馆舍请教佛道。玉林琇也极力以佛教影响顺治帝，经常讲得皇帝喜悦异常，并因此授给他黄衣、紫缰、银印、金印等，还先后赐予他“大觉禅师”和“大觉普济禅师”的称号。尽管两人目的不同，玉林琇是借皇权扩大自己的影响，而顺治帝则从佛学中得到了慰藉自己心灵的意念，但却殊途同归，皇帝与禅僧因佛教而被联系到了一起。
不仅如此，顺治一度还萌生了出家的念头，但在近臣的劝阻下，没有付诸实践。
顺治出家念头的再次萌发，是因为他最为钟爱的董鄂妃去世了。
董鄂氏与顺治两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印，恩爱愈笃。董鄂氏为顺治生一子，出生不到三个月便夭折了，董鄂妃受到致命打击，郁结于胸。从此，身体每况愈下，一病不起，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病逝于承乾宫，时年22岁。
董鄂妃一死，顺治的精神支柱轰然坍塌，他痛不欲生，辍朝五日，不理政事。从此独居养心殿，终日郁郁寡欢，身体每况愈下。这时只有佛学理论使他还有所寄托，此时，顺治再萌出家之念，约于十七年九、十月之交，决心出家，由当时的名僧茆溪森剃度成了光头天子，后来遭到茆溪森之师玉林琇的竭力劝阻。
顺治十七年年底，他身体颇感不适，初二这天，他强支身体亲临悯忠寺，安排宠爱的太监吴良辅出家为僧，归来的当晚即染上天花，发起高烧来。他预感病体沉重，势将不支，初三传旨玉林琇为自己念经祈祷。初四正式向大臣宣布患病。顺治知道自己命在旦夕，意识到对后事的安排已经刻不容缓。初六深夜，顺治急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及原内阁学士麻勒吉入养心殿，口授遗诏。并召见其尊重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采纳他立玄烨为帝的建议。这个决定，改变了以前由八旗王公大臣共议新君的旧制，而改由皇帝立储。玄烨年幼，无法主持朝政，并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
初七半夜，年仅24岁的青年天子便与世长辞了，就这样匆匆走完了他短暂的人生之路。
顺治晏驾后的第三天，朝廷向全国公布了皇帝的遗诏。遗诏中反躬自省，共罗列出自己的14条罪过，主要是未能遵守祖制渐染汉俗，重用汉官致使满臣无心任事，几乎完全否定了他自己一生中最有光彩的政绩。还在遗诏中宣布立玄烨为皇太子。
顺治亲政十年，勤勉政事，安邦有道，虽收效不显，但也为“康乾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他设立十三衙门，宠爱太监；厉行祸国殃民的“逃人法”；沉迷佛教，舍国出家；性格偏颇，浮躁易怒，任性放纵，刚愎自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历史上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