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与文有什么联系呢？民间有这样一句俗语：“秀才学医，出中于鸡。”形象地说明：医与文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只有把文的基础打牢，再去攀登医的高峰，往往只费“出中于鸡”之力。在医学史上，由饱读经书的文人，走上医学道路，并且取得赫赫成果的一代名医者，大有人在。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在业医之前，已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东南大儒”。后来由于母亲和老师相继患痼疾，他才开始发奋学医，并历经“趑趄三阅月”的艰辛，“蒙叱骂者五七次”，寻求到当时誉满杭州的名师——罗知悌。这时，他已是四十四岁的中年人了。可是在他以后短暂的三十几年的时间里，却开创了“滋阴学派”，独树一帜。并撰写了《局方发挥》、《格致余论》、《丹溪心法》、《本草衍义补遗》等流芳万世的名著。明代进士出身的王肯堂，官至福建参政，因感于世医杂药乱投，使母亲和妹妹的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而亡故，因而奋发图强，以范仲淹“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格言为座右铭，“取岐黄家言而肆力焉”，后来竟成为一个名震于世的良医，还编著了二百余万字的《证治准绳》，成为十七世纪医学名著。近代中西汇通学派的先行者之一的恽铁樵，原来是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以译西洋小说著称。由于后来他体弱多病，子女相继夭折，才决心“愤究医术”，继而悬壶行医。此时，他已是四十三岁了，可是在他以后短暂的十几年的时间里，却成为医学“改进说与科学化的倡导者”，并撰写了《群经见智录》、《温病明理》、《伤寒论研究》、《脉学发微》等二十几种医著。以上的事例，难道不令人敬佩和深思吗？
为什么古代业儒者能较快地在医药学上取得成就呢？关键在于他们有坚实的“儒”（或叫“文”）的基础。
古人总喜欢把“儒”与“医”相提并论。在元·戴良的《九灵山房集》有“医儒同道”之论。在明·徐春甫的《古今医统》里有一篇专门谈《儒医》，文中说：“儒识礼义，医知损益。礼义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损益之不分，害生民之命。儒与医岂可轻哉？儒与医岂可分哉？”故后来，本业儒而后习医的人，往往自称为“儒医”。说明“儒”与“医”是不可分的。
“儒”与“医”，虽是两门不同的学科，但有密切联系，有共通的地方。四书五经是古代儒者的文化基础，也是医者的文化基础。尤其是《洪范》、《易经》是儒者必读之书，也是医者必读之书。探其古典医著的渊源，如《黄帝内经》，其哲学渊源，几乎是来自《洪范》、《易经》等书。究其中医基本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阴阳五行、精气学说等，也无不来源于以上诸书。如明代大医家张景岳很重视研究《易经》与医的关系，在《类经附翼》中专门写了一篇《医易义》。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他把《易》与医同道，阐发得令人信服。他说：“《易》之为书，一言一字，皆蕴医学之指南；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鉴。”故“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兼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于我。”他的累论是：“《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因而他重申孙思邈的话：“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
可见，“儒”与“医”，虽然两者不能等同，但它们同源、同道，在许多方面有共通之处。“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儒”是“医”的基础，为学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医是儒的延伸。可见，“儒”与“医”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
历代名医也是大学问家，起码不少是通儒的。华佗兼通。经。皇甫谧博综典籍，百家之言。孙思邈善言老子庄周，通百家之说。庞安时对经史百家，无不融会贯通。徐大椿于百家诸子，星经地志，音律武技，无不研究。上述诸家事例，说明了一个普通道理：有作为的良医，不仅仅要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和医疗经验，而且还要“略通古今”，具有渊博的文学、哲学、音律、兵法。学、历法等知识。这些知识在脑海里，就像一个网似的，网孔与网孔之间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利用，互为因果，形成既善于进行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又善于作格物式的实事求是的思维。越向知识的领域跨前一步，就越体会到各部分知识之间的血缘关系。古代许多有成就的业医者，由于他们有渊博的儒学素养，虽人到中年，才弃儒业医，但往往能以儒论医，以医治儒，通玄运微，在较短的时间内便能“发轩歧之秘”，后来居上，成为苍生大医。不难设想，徐大椿若没有兵法、历法等知识，岂能写出《用药如用兵论》的著名医论？现在的青年人，若没有一定的古文基础，要想打开中医药学这个伟大的宝库，就有如将登高山而乏云梯，欲渡江而无舟楫，只好“望洋兴叹”了。
最后用英籍澳大利亚动物病理学家贝弗里奇的一句名言作为本文的累束语。他说：“有重要的独创性贡献的科学家，常常是兴趣广泛的人，或是研究过他们专修学科之外科目的人。独创性常常在于发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研究对象或设想之间的联系或相似之点，而原来以为这些对象或设想彼此没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