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瑾是陕西兴平人，本姓谈，因投靠一位刘姓的宦官才得入宫，就改姓刘。孝宗时，在东宫侍候太子朱厚照。太子是未来的皇帝，争取了他，就是取得了未来的统治权。在培养太子方面，儒家经筵的那一套是很难奏效的，刘瑾学习王振的老办法，投朱厚照的童心所好，开始是教他玩球，后来又教他骑马射箭，很得欢心。1505年（弘治十八年），孝宗驾崩，15岁的朱厚照继位，是为武宗。武宗即位后，任命刘瑾为钟鼓司太监。刘瑾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都以藩邸旧恩获得武宗的委任，当时人称他们为“八虎”。
15岁的皇帝，也只不过是个大孩子，当然好玩，刘瑾于是用进献鹰犬、歌舞、表演杂技、引导武宗微服外出等办法取悦皇帝。武宗很快活，就让刘瑾晋升为内官监太监，总督团营。孝宗遗诏中有罢宦官监枪及各城门监局的条款，刘瑾劝阻武宗不要执行。他又教武宗令各地镇守太监每人进贡万金，又奏准增设皇庄至300余所，为武宗聚敛财富。
外廷的大臣当然不甘心刘瑾把武宗争夺过去，于是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依仗顾命大臣的地位，发动言官，交章弹劾刘瑾等八虎，并力主杀刘瑾。武宗迫于压力，遣内臣到内阁讨论将刘瑾等人贬到南京安置，但首辅刘健不同意，非把刘瑾置之死地不可。刘健约九卿在次日早朝时集体请愿，一致行动。谁料吏部尚书焦芳向刘瑾告了密。刘瑾连夜领着其他七虎到武宗面前，伏地哭泣。哭得武宗动了心，刘瑾便说：“谋害奴才们的是司礼太监王岳。王岳企图勾结阁臣限制皇上的出入，所以先将他们忌讳的人去掉。况且玩玩鹰犬有什么坏处，若是司礼监得人，左班文官怎么敢如此猖獗。”武宗听了大怒，立刻让刘瑾掌管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连夜逮捕司礼太监王岳、范亨、徐智，罚充南京净身军。第二天，群臣入朝，知道事情有变，刘健、谢迁、李东阳纷纷请求辞职。武宗将李东阳一人留下，令焦芳入阁，又追杀王岳、范亨于中途，将徐智的胳膊打折。
刘瑾等八虎既掌握了司礼监，又提督京营、东西厂，可以说是握军、政、司法的全权，于是开始了专权乱政的活动。
刘瑾特别痛恨左班文臣，想尽了办法来折辱、打击他们。
翰林院的文人学士编成一部《通鉴纂要》，刘瑾就挑誊写不认真的毛病，将纂修官们贬职。
1507年4月，刘瑾搞出一个56人的“奸党”名单，将那些正直守职不阿附他的大小官员都收到里面，罚他们跪在金水桥南听候宣示。
1508年7月，朝会结束后，校尉在御道捡到一份揭露刘瑾种种不法行为的匿名文书，刘瑾很恼火，令百官跪在奉天门外，招认匿名文书的写作者。当时烈日炎炎，百官们从早晨一直跪到傍晚，主事何钅弋、顺天府推官周臣、进士陆伸都被活活晒死，但还是没有结果，刘瑾命令将五品以下的官员全部收监。第二天，他得知匿名文书乃是宦官中的敌手所为，才将无辜的官员们放了。
同年10月，刘瑾又别出心裁搞出了一个罚米的办法，来制服朝臣。明朝原有对那些主管粮仓的官员渎职实行罚米输边处分的规定，刘瑾就将它扩大化，对那些致仕或现任的曾经得罪过他的官员罚米。当时一共罚了160人，最多的罚米1 000石，最少的罚米200石。被罚者，要在一个月内把罚米如数运抵指定的仓口。不然就要入狱判刑。其中户部尚书韩文被罚两次，一共罚米1 500石，是他10年的俸禄收入。
言官好上书弹劾人，刘瑾觉得很讨厌，就定下一个规矩，六科给事中必须寅时（凌晨3点到5点）上班，酉时（下午5点到7点）下班，一天上班16个小时，弄得他们困苦不堪。
经刘瑾这么一番整治，绝大多数官员成了惊弓之鸟，对刘瑾的淫威五体投地，不再反抗。有一次，都察院奏报审录重囚的意见，内中把“刘瑾传奉”字样写重复了，刘瑾发觉后，怒骂，吓得都御史屠滽赶紧带着十三道监察御史跪在刘瑾的脚下叩头求饶。从此以后，科道官、部属官见了刘瑾都行跪拜礼。明朝人感叹说：“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
刘瑾在极力揽权、广收贿赂、残害官民的同时，也极注意给自己树立一种尊重大臣、优礼名流、关心国家利益的形象。
他打倒并驱逐了两位顾命大臣，但对剩下的那位李东阳，却优礼有加，尊崇备至；对地位低贱，却文名甚著的文学家康海，他引为同乡，奉为上宾，认作知己。
刘瑾是个广索贿赂、侵吞国帑的大贪污犯。凡是地方官到北京朝觐，京官出差回京，都要给他送厚礼。给事中周钥勘事归，因无钱送礼而自杀。吏部尚书张彩对刘瑾说：“百官送给您老的礼金，不一定都是自己的私财，往往是借自京师富家，回衙门后就拿国库的款项偿还。您老何必既敛怨又贻患国家呢？”刘瑾认为很有道理。恰逢御史欧阳云十余人出差回京照旧例给他送礼，刘瑾于是举发，分别治罪。又派给事中、御史14人到各地盘查库存情况，地方官们纷纷厚敛以弥补国帑。不少人弥补不及时，被弹劾。浙江盐运使杨奇因为亏欠盐课被判死刑，为救命，把孙女都给卖了。
刘瑾又揭发太监杨镇借到南京买丝织龙袍的机会，途中勒索贿赂白银16 200两，交给南京三法司治罪。
刘瑾通过接受商人贿赂，不知把多少道盐引送给商人去牟利。1509年11月，他却提出“疏通盐法四事”，严禁商人私贩夹带官盐和用空文虚引支盐。真是滑稽。
刘瑾专权期间，对现行的行政与司法条例做了大量的变更和新规定。刘瑾倒台后，大臣奏报说，刘瑾变乱的成法，吏部有24事，户部30余事，兵部18事，工部13事。刘瑾还企图把他变更和新立的规定变成长久遵行的法规。1510年（正德）3月，指使兵科给事中屈铨上书，要求朝廷把从正德元年以来的“现行事例”，编成一部“成宪”。
刘瑾之所以能专权，就在于他取得了朝廷的决策权和掌管了特务机关。
武宗即位后，更加沉迷于各种玩乐。1507年（正德二年）9月，他干脆搬出乾清宫，住进已部分竣工的豹房公廨。豹房公廨分为五个部分：办公用的公廨、居住用的密室、游戏娱乐用的豹房、训练近卫队用的教场、进行宗教活动的佛寺。在里面活动的主要人员除皇帝外，有以八虎为中心的宦官、佞臣、近卫队和皇帝从社会上弄来的女人。在这里，年轻的皇帝生活得轻松洒脱。
刘瑾奏事总是选择在皇帝玩得起劲的时候。皇帝自然觉得厌烦，手一挥，说：“我用你做什么，拿这些东西来烦我！”刘瑾于是不再奏报，径自决断行事。
不过，刘瑾的文化水平不高，有些文绉绉的奏章也看不太懂，就把奏章带回家，让侄女婿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帮助批答，然后内阁学士焦芳代为润色，内阁首辅李东阳就只有点头的份。诸司上章奏，都要先具红揭投刘瑾，称为“红本”，然后再给通政司送副本，称为“白本”。红本是决策的依据，而白本只是例行的手续。这样，皇帝的批红决策权就旁落到刘瑾的手中。
当时锦衣卫、东西厂都掌握在刘瑾心腹的手中，但他还是不放心，1508年（正德三年）9月，设立一个由他亲自掌握的新特务机关——内行厂。这个内行厂不受东、西厂的干涉，也不通过任何司法机关，就可以实施人身的逮捕、监禁、刑讯、没收财产人口，直至处死人命。一切机关，包括锦衣卫、东西厂，所有的臣民，都在它的监视之下。这就使明朝国家的警察、安全保卫的权力，集中到刘瑾的手中。
正因为刘瑾获取了皇帝的批红决策权，又掌握了权力无边的内行厂这个警察与安全保卫机构，所以他可以在中央内阁、六部诸衙门，直到地方政府、司法与军事各机关，都安排自己的心腹，结果朝廷内外大权一归刘瑾，“不复知朝廷矣”。刘瑾凭借这些威权，为所欲为。他可以一次裁去内外官员580余员，可以随意撤销河南、山东、山西、郧阳、蓟州、保定、苏松、凤阳、云贵等地的巡抚建置，而以镇守太监取代。他的意志就是法律，对待罪犯不分轻重，一般都是“决杖永远戍边”，而且常常把犯人“枷号发遣”，数年间死者数千人。一般官吏的升迁黜降，都凭刘瑾的喜怒和纳贿多少决定。正因为刘瑾专权已达到这种程度，在当时人的眼里，他就是站在正德皇帝身边的“立地皇帝”。
刘瑾虽然权倾一时，但却弄得天怒人怨，最后丢了身家性命。刘瑾派他的同党到各边塞大举清丈屯田，苛刻搜刮，引起边军骚乱。宁夏庆王府的安化王朱寘钅番以为可以借机重演老祖宗永乐帝的靖难剧，于是在1510年（正德五年）5月发檄文声讨刘瑾的罪恶，以“清君侧”为名举起了造反的大旗。当地巡抚将安化王的檄文和反叛的消息火速驰报朝廷，刘瑾将檄文压了下来。朝廷安排都御史杨一清、提督京营太监张永为总督，率京军征讨。京军未到，地方官在安化王起事后18天就将叛乱平息了。但张永到外边走一趟，得到安化王的檄文，而他和马永成虽然都属八虎，但刘瑾专权后，对他们却不给照顾，还想把张永挤出北京，张永于是与杨一清谋划如何除掉刘瑾。
张永把平息叛乱的捷报上奏朝廷，拟于中秋节献俘。刘瑾传旨往后延几天，张永害怕有变化，便提前将安化王押解到了北京。献俘完毕，武宗设宴犒劳张永，刘瑾等人陪席。夜阑酒酣，刘瑾离席回到内直房（豹房的值班室）。张永就将安化王的檄文拿出来给武宗看，并且数说刘瑾17条罪状。武宗当时已喝得几分醉意，点头说：“刘瑾这奴才对不起我！”张永说：“皇上，这可是关系生死的大事，千万不能耽误啊！”这时，马永成等几个平素与刘瑾有矛盾的太监一齐进来，纷纷数说刘瑾的不是，把他说成一个阴险毒辣、志图不轨的野心家。武宗听了，心中没底，便即刻带了四个长随（保镖）到值房把刘瑾抓了起来，关押在东华门内的菜厂，又派人去查封刘瑾的私宅。
第二天，武宗下了一道谕旨，决定把刘瑾降为奉御，发往凤阳闲住；凡刘瑾变乱的成法，一律改正恢复。
张永见皇上没有处死刘瑾的意思，便在9月15日鼓动武宗亲自到刘瑾的私宅看了一趟。眼前的情景把武宗吓了一跳：金银珍宝如山积，比皇宫中还多，还有伪玺一颗，“穿宫牙牌”500件，而刘瑾平日在手中拿着的扇柄中，竟藏有两口利刃，衣甲、弓弩更是数不清。他叫道：“刘瑾这奴才果然要谋反啊！”于是把刘瑾投入大狱，定了19条大罪，凌迟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