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僚士大夫以行动打击外戚、宦官势力的同时，太学生则以“清议”作为手段，制造舆论，抨击腐朽统治。太学生们的“清议”多以谣谚的方式出现。梁冀专权后，对直言极谏的太尉李固以“妖言”罪处死，并暴尸街头。为抨击梁冀的这一专横残暴行为，就有了“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谣谚。桓帝时，选官混乱，依靠裙带关系，请托权门成风，恰好桓帝即位前曾受学于甘陵（今山东临清东北）经学大师周福，即位后即擢周福为尚书。而甘陵还有一位经学大师叫房植，官任河南尹，颇有盛名，因此就有谣谚说：“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对于那些敢与和外戚、宦官作斗争的人们则评价甚高。如对李膺和陈蕃，就有“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之语。由于太学生们的“清议”，特别是对人物的褒贬往往能够左右乡里的舆论。因而也就能够影响到一个人官运前程，所以“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造门谒见。
当然，太学生们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清议”上，为反对宦官的专权，他们先后举行了两次学潮，从而由政治抨击发展到政治行动。
第一次学潮爆发于公元153年（桓帝永兴元年）。这一年，连续发生蝗灾和水灾，波及32个郡国，出现流民数十万户。就在这样的多事之秋，朱穆被任命为冀州刺史。到达冀州后，就听说宦官赵忠在他父亲去世后，葬礼奢侈且逾制，竟用只有皇帝和王侯才能使用的金缕玉衣。朱穆听后十分气愤，当即下令掘墓开棺检查。桓帝听后，在左右宦官的唆使下，把朱穆召致廷尉问罪，判处到左校营罚做苦役。这件事一传出，就引起了太学生们的强烈反响。数千太学生在刘陶的带领下，拥到宫门请愿，上书为朱穆鸣不平。这篇上书是历史上有名的痛斥权宦的檄文。上书说：“我们认为，身负枷锁的刑徒朱穆，秉公办事，尽忠报国，从他被任命为冀州刺史的那一天起，就立志铲除奸佞和邪恶。的确是因为那些宦官们居位尊贵，又受到皇帝的宠信，他们父兄散布在各州郡，也依势竟为虎狼，残害百姓。所以朱穆才伸张国法，修补法网，惩处恶人，以合天意。由此才结怨于宦官。在宦官们的谗言之下，朱穆被罚做苦役。天下有识之士都认为，朱穆勤于王事，如同大禹和后稷，却受到共工和鲧一样的惩罚，若死者有知，尧将发怒于崇山，舜将忿恨于苍梧。当今的宦官等皇帝的左右亲信，窃据和把持国家的权力，手中握着生死予夺大权，他们的话，就是皇上的旨意。行赏时可使行将饿死的奴隶富比王侯，发怒时可将伊尹、颜回化为桀的盗跖。然而朱穆却昂然而出，奋不顾身，并不是因为他赠恶荣耀而喜爱羞辱，憎恶生命而希望死亡。而是因为他深感朝纲不振，惧天网之久失，所以才竭忠尽心，为皇上深谋远虑。我们愿接受在脸上刺字，脚戴铁镣，代朱穆去服苦役。”整篇上书慷慨激昂，其中的“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成为后代形容权宦专权的名句。由于太学生们的请愿，使桓帝不得不下令赦免朱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潮以太学生的胜利而告结束。
第二次学潮爆发于公元162年（桓帝延熹五年）。前一年，59岁的泰山太守皇甫规自愿要求去平定并、凉二州的羌人暴动，桓帝因此任命他为中郎将。皇甫规只用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以其清平的政治，规劝、安抚了数万羌民，使并、凉恢复了平静。平羌有功，皇甫规理当受封，可宦官徐璜、左倌却企图从中索要财物，被皇甫规所拒绝。徐璜等人恼羞成怒，就以皇甫规没有肃清羌人的这一莫须有之罪，把皇甫规打进监狱，判处到左校营服苦役的刑罚。皇甫规平羌不受封反受刑的冤狱，再一次激怒了太学生。太学生张凤率领三百名太学生，并联络了一部分正直的官僚士大夫，到皇宫前请愿，为皇甫规鸣不平，正好遇到朝廷颁布大赦令，皇甫规才得以释放回家。
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们的行为，激怒了宦官，终于导致了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活动。
事情是由一个叫张成的人引起的。张成是一个方士，精通占候之术，并和宦官交往甚密。有一次，他从宦官处听说朝廷即将颁布大赦令，便谎称推算出朝廷即将大赦，叫他儿子去杀人。司隶校尉李膺便督促部下，逮捕了张成父子。当了解到缘由后，李膺十分气愤，但不久朝廷果然颁了赦令。李膺心中更加愤怒，竟置赦令于不顾，把张成父子处斩。于是宦官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控告李膺目无朝廷，并指控李膺等人专门蓄养太学的游士，结交各郡派到京都求学的生徒，互相标榜，结成朋党，诽谤朝廷，迷惑和扰乱风俗。奏章呈上后，桓帝盛怒之下，下诏各郡国逮捕党人，先后逮捕李膺等二百余人，宦官更是推波助澜，大肆制造冤狱，使朝野上下，一片恐怖，时在公元166年（桓帝延熹九年）。第二年，在外戚窦武的力谏之下，桓帝迫于舆论的压力，再加之这年5月发生了一次日食，不得不在6月初八下诏大赦天下。但把李膺等人遣送还乡“禁锢终身”，也就是把他们的名册，分送太尉、司徒、司空三府，使他们终身不许再出来做官。这是第一次党铟之祸。
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并没有吓倒正直的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反而使他们公开地站在一起，互相标榜。太学生把那些敢同宦官集团作斗争的知名人物，冠以“三君”。君者，言其为一代宗师也。窦武、刘淑、陈蕃是也；“八俊”。俊者，言其为一代俊杰，为李膺等人；“八顾”。顾者，言其能以德引人，为一代德行表率；“八及”。及者，言其为一代导师；“八厨”。厨者，言其能以财救人，为一代侠士。这些举动，无疑是对宦官集团的蔑视和挑战。
桓帝死后，灵帝继位。外戚窦武以太将军辅政，陈蕃、李膺等党人均被一一起用。但当窦武、陈蕃因密谋尽诛宦官事泄而被杀后，党人再度被废黜。
完全控制政权的宦官们生怕党人们东山再起，每次灵帝下诏，都要让灵帝重申对党人的禁令。但宦官们还不满足，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公元169年（灵帝建宁二年），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因宦官侯览在家乡残暴百姓，上书举告侯览及其母罪行，请求诛杀侯览及其母，这一上书落到了侯览手中。侯览马上指使人上书诬告张俭与同郡24人结为同党，企图危害国家，灵帝下诏逮捕张俭等人。这年10月，大长秋曹节暗示有关方面奏报说：“互相牵连结党的还有李膺等人，请交付郡州官府审问。”当时，灵帝只有14岁，对有些东西还搞不明白，就问曹节：“什么叫互相牵连结党？”曹节说：“就是党人。”灵帝又问：“党人有什么罪恶，一定要诛杀？”曹节又回答说：“他们互相推举，结成朋党，图谋不轨。”灵帝再问：“图谋不轨？他们想干什么？”曹节回答说：“打算推翻朝廷。”听说党人要推翻朝廷，灵帝就批准了。面对宦官的这次迫害，党人们表现得很悲壮，当有人把官府将抓人的消息告诉李膺并让他快逃时，李膺说：“侍奉君王不辞艰难，犯罪不避刑罚，这是为人臣的节操，我已年届六十，生死有命，逃向何方呢？”说完便主动到诏狱报到，被酷刑拷打而死。党人范滂在临行前和他母亲诀别，告诉母亲说：“弟弟孝顺恭敬，足可以供养您，我则追随父亲去九泉之下。这样，生者和死者，都各得其所。求您不必悲伤。”范母说：“你今天得以和李膺他们齐名，死有何恨！既已享有美名，又要盼望长寿，岂能双全？”范滂是跪在母亲身边，聆听母亲的这段临终教海，听完后，再拜而别。临行前，范母对回头依依不舍的范滂说：“我想教你作恶，但恶不可作；教你行善，即我不作恶！”在场的人听了，无不潸然泪下。
这一次因党人案被处死的共有一百余人，他们的妻子儿女全部被放逐到边郡。天下豪杰，以及有良好品行和道德的儒生，大都被宦官指控为党人；平时和宦官有怨的人也被指控为党人，先后被处死、放逐、废黜、禁锢的，又有六七百人之多。这一次党锢一直延续到黄巾大起义爆发。
司马光在评论党锢事件时曾说过：“天下政治清明，正人君子在朝廷上扬眉吐气，依法惩治小人的罪过无人不服。天下黑暗，正人君子缄口不言，以躲避小人的陷害，尚不能自保。而党人生在昏乱时代，又不担任朝廷的高官显位，面对天下民怨沸腾，却用舆论去挽救，评论人物的善恶，斥恶奖善，这就犹如用手去动毒蛇的头，用脚去踩老虎的尾巴。以致不仅自身遭受酷刑，灾祸也连及朋友。读书人大量被害，王朝也跟着灭亡了，岂不可悲！”应当说，司马光的评论是片面的。党人们的斗争，是中国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一次最直接的、最突出的体现。他们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激励着后人在国家危难，社会危机的关头，忧国忧民，愤而忘私。
两次党锢之祸，标志着宦官专权的东汉王朝已腐朽到了极点，时人郭泰在听到党人相继惨死的消息时，暗中悲恸地说：“《诗经》说过：‘人才丧失，国家危亡’。汉王朝行将灭亡，但未知‘瞻马爰止，于谁之屋’耳。”是啊，汉王朝是气数将尽，“乌鸦飞翔，停在谁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