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疏中首先指出，任何政策措施实行久了，必然会出现弊病。能够变通，就可以成长久之业。宋朝建立80年来，纲纪制度逐渐有所侵削，做官的不了解下情，百姓为外患所困，“夷狄”骄横，“盗寇”猖獗，不能不改弦更张，予以挽救。
然后，奏疏从十个方面提出改革措施：
一是明黜陟，就是对官吏奖惩分明。现行政策，不管政绩德行如何，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这样官员们都混时间而等着升迁，权势子弟争着当京官，不利于鼓励官员为国兴利、为民除弊。改革的办法是，官员有大功大善、高才异行的就予以特别任命，政绩平常的就守其本官，不得更带美职。京官中职重任繁的三年一“磨勘”（考核），经过五次考核，人们没有异议的才可升迁官职。对老病愚昧或事状猥滥不能治民的，另行处理。有罪的，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处分。
二是抑侥幸，就是严格限制恩荫做官。从真宗朝开始，每当南郊祭天时，都给员外郎以上官员的子孙官做，中书、门下二省的官员每年都可以奏举一人，甚至是庶僚为官，这样，一个人只要当20年京官，就可以恩荫20个人为官，使得冗官充斥，滥进之极。改革的办法是，对恩荫严加限制，重要官员也只有在大礼时才可恩荫一子为官，其他官员必须实任两年以后才可奏请荫官，以减少冗官。
三是精贡举，就是要选拔精干人才。国家现在专门以辞赋取进士，以默记经书注疏取诸科，虽然取士多，却很少有才识者。建议诸道学校给学生以治世安邦能力的教育，予以补救。以后取士，进士科先考策论，再考诗赋，诸科在考经义注疏之外，还要考对经书思想的理解（经旨），使人们不再专门用力于辞藻，更要懂得治道。最后决定等次时，进士主要看策论，诸科主要看经旨。各地解送进士时，先要考察其履历和操行，不能只看学问。这样，国家才能得到人才，百姓才能从科举受益。
四是择官长，就是严格选拔地方主官。转运使、提点刑狱、州刺史、县令都是直接治民的官长，他们的贤愚能否，关系到一方的安定和百姓的休戚，是国家的根本所在。建议皇帝特下诏书，要求中书、枢密院和各级州县主官，各自推举从转运使到县令的数名人选，详列其功过能力，选择举主多的进行审核，并引至朝廷，由皇上亲自问对，再决定任用。这样选用的官长，或许能够为陛下爱护百姓，平均徭役，宽其赋敛，使地方安宁。
五是均公田，就是平均各官职田，使其能够自我供养，不至贪污。真宗时，为了使官吏在俸禄之外，又有些收入，而实行职田制度。这是官员养贤不贪、奉公守法的需要，但在实行中出现了职田不均的问题，有必要予以改进。凡外官职田不平均的要予以平均，没有的补给，使他们有足够吃穿和婚丧嫁娶的用费。然后再对他们提出廉洁的要求，督促他们处理好政务。有违犯者予以严惩。
六是厚农桑，就是重视农业生产。政府的责任是养民，养民的方法是务农。农政得修，人民就可以有足够的衣食。衣食足，就会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惜身体，就会畏惧刑罚。畏惧刑罚，寇盗自然会止息，社会就不会出现祸乱。现在劝农是有名无实，粮食布帛价贵，国家府库空虚。请皇上给各级官员下令，要求大家提出有利于发展农业的办法，将古代劝农的方法选编成书，发给各州、县官长，要求各地每年二月兴修水利。这样连续几年，就可以见成效，使饥荒减少，粮食增多。这是养民的好措施，使国家富裕的根本办法。
七是修武备，就是抓好军事建设。如今西北边防形势严酷，京师的守兵都调到远方戍守，京师一旦出现特殊情况，就难以应付。请秘密下诏，让有关部门调查京城及其附近的军队部署情况，如有缺乏，就在京城及附近招募5万名强壮者充当京城卫兵，对他们实行府兵制度，平时在家务农，集中一个季度训练，既可以防御外患，又可以节省国库钱财。
八是减徭役。现在的居民数，比起唐朝会昌年间要少许多，而州县数目不减，农民负担的徭役也不见少，以至连鳏寡孤独都要服徭役，负担太重。解决的办法是，裁并州县建置，以减少供役人数，让更多的人回到农业生产中去。
九是覃恩信，就是朝廷的赦令要严格执行，以取信于民。现在皇上每次发布大赦诏书，天下欢呼。但一两个月以后，官府照样督责钱谷，桎梏百姓，没收家财，不见有宽赋敛、减徭役、关怀百姓的实际行动，使皇上对万民的关怀，成为一纸空言。请下诏各地，要求对朝廷所发布的各项恩泽，必须严格实行。如有不实行的，要严肃处理，情节严重的，予以刺面发配。另外，每当南郊祭天以后，就选派精干的大臣，到各地巡视安抚，检查官吏政绩，了解民间疾苦，使朝廷赦书中给百姓的恩泽一一得以施行。
十是重命令，就是各地法令要由朝廷予以统一。现在朝廷的法令条文，繁杂而无信誉，罚轻而不严厉，使上边失去威望，下边弊病丛生。今后起草法令条文，一定要慎重，进行认真研究，使规定简便可行，然后再颁布天下，要求严格执行。违抗不执行的，予以严肃处罚。
欧阳修、富弼、余靖等人，也对新政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宋仁宗根据范仲淹等人的建议，从1043年（庆历三年）九月到1044年（庆历四年），发布了一系列诏书，实行新政。
首先，选拔张昷之、王素、沈邈等清廉能干的官员为河北、淮南、京东都转运按察使，到各地区对知州进行考核，凡不称职的就上奏罢免，另选合适的人员担任。再由知州考核和选择知县、县令，这样一层层选拔出称职的地方长官。
其次，对官吏的“磨勘”做了新的规定。内容有：只要不是有特殊功德和成绩的，都不能破格升迁，有问题被罢免的，不许转官带职。凡是奖劝农桑获得成效，查处案件昭雪冤狱，管理具体事务革除旧弊节省了许多钱谷等等有善政异绩的官员，都可以迁调升官。京官任职三年，没有犯过罪而且有五位清望官员担保举荐的，才可予以磨勘。否则就要延长期限。候选的官员，要参加考试，并有京官三人保任的才可以补官。对没有才干，贪赃瞒顸、年老懦弱的官员予以淘汰。
第三，对恩荫进行限制。规定，从今以后，凡是现任朝廷主要官员，不得请求给其子弟、亲戚馆职和读书之类。宰相、使相的一般亲属荫为试用衔，而不是直接授官。恩荫的长子、长孙不限年龄，其余子孙必须年过十五，弟侄必须年过二十。
第四，限制职田。规定，凡大藩长吏20顷，通判8顷，判官5顷，幕职官4顷；凡节镇长吏15顷，通判7顷，判官4顷，幕职官3顷50亩；凡防、团以下州军长吏10顷，通判6顷，判官3顷50亩，幕职官3顷；其余军监长吏7顷，判官、幕职官与防团以下州军相同；凡县令，1万户以上大县的6顷，5千户以上的5顷，不满5千户的2顷。
第五建学校，严科举。要求各州各县都设立学校，选拔属官为教授，三年一换。如果吏员不足，可以选拔乡里中有学问有道业的人担任，这些人任职三年后，如果没有坏名声，就予以上报。士子在学校读书300天以后，可以参加推荐举人的秋赋考试，然后取保在家学习，再由所在州保举。凡是隐瞒服父母之丧的，有犯法受处刑纪录的，不孝顺不爱兄弟的，为害乡亲邻里的，不是本籍而假冒户名的，父祖犯有十恶四等以上罪的，工商杂类或曾为僧道的，都不许保为举人。进士科考策论、诗赋，按考试成绩决定高下取舍。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科，录取那些明史意而且文理可采的。明法科，要考断案，所判合于律令，有法律依据，而文字又好，予以录取。
根据富弼建议，宋仁宗还选择官员，设置修书局，让他们把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典故、法令编纂成书，下发各级官员，遵照执行，以便达到使颓废的纲纪有所振新，有弊病的旧法逐渐去除的目的。
朝廷还以贾昌朝负责天下农田，范仲淹负责天下刑法，以督促新政的实施。范仲淹坚决实行新政，他曾亲自检查各路监司名单，任用杜杞、张温等人，而将那些无能者的姓名一笔勾去。富弼对这些人有所同情，说：“范六丈公（他对范仲淹的敬称）这一笔，哪里知道又有一家人要哭呢！”范仲淹答道：“一家人哭总比一路百姓哭强些。”
庆历新政的这些措施，主要是整顿政权机构，以使腐败的封建官僚体制有所改善，从而挽救王朝严重的社会危机。由于这些措施侵犯到那些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新政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
反对者先是散布范仲淹等人为朋党，而加以攻击。范仲淹在仁宗面前驳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古以来，奸人正人在朝廷都要各自结党，这是无法禁止的。关键在于圣上鉴别，如果君子们互相联络去做好事，对国家有什么不好？”一计不成，反对改革最坚决的夏竦想出了最恶毒的一手。他让一个女奴暗地里专门练习石介的书法，然后伪作了一篇石介为富弼起草的《废立诏书》，说他们图谋废掉宋仁宗，另立新帝。这一手太厉害了，消息传进朝廷，仁宗半信半疑，范仲淹、富弼都很害怕，于是请求解除朝中职务，去边防任职。
1044年（庆历四年）六月，为了防备辽、西夏秋季的侵扰，经范仲淹主动请求，仁宗任命他以参知政事为陕西、河东安抚使，负责二地边防工作。范仲淹往陕西，途经郑州，前往探视年老的吕夷简，吕问：“君因何事而这样急地出朝？”范仲淹答道：“朝廷命我暂时前去经抚两路，事毕就还。”吕夷简说：“君这次行程正遇到危机，哪里能再入朝？如果仅仅是处理西部边事，不如在朝廷方便。”范仲淹一下子感到很愕然。八月，富弼被任命为河北宣抚使。范、富二人出朝，石介感到难以立足，请求外派，于是被任命为濮州通判。九月，杜衍被任命为同平章事兼枢密使，他坚持新政，仁宗多次下诏给一些人命以官职，都被他压下，原封不动地退还。这时，集贤校理、监进奏院苏舜钦，把该院卖废纸的钱用来举行例行的祠神活动，并以伎乐宴请宾客。集贤院校理王益柔在宴席上戏作傲歌。此事传到御史中丞王拱辰那里，他知道杜、王二人都是范仲淹荐举的，而苏舜钦又是杜衍的女婿，就想借此事来一下子把范仲淹和杜衍两人都搞垮。在王拱辰鼓动下，御史鱼周询和刘元举上疏弹劾王益柔、苏舜钦。王拱辰甚至请求诛杀王益柔。仁宗将王益柔贬为复州酒税监，将苏舜钦除名，参加宴会的10多个知名的人士都被处分。王拱辰高兴地说：“我这下子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此后，反对派对范仲淹等人的攻击变本加厉，宋仁宗想罢免范仲淹和富弼等新政首领。范仲淹自己也觉得在朝廷呆不下去，请求免去参知政事职，宋仁宗准备同意。阴险的反对者章得象对仁宗说：“范仲淹一向有虚名，如果他一要求，皇上就罢免他，会让世人说陛下随便就罢黜贤臣。不如先下诏不准，他如上表谢恩，就说明他是挟诈要君，要罢他的官就顺理成章了。”范仲淹果然上表谢恩，仁宗于是于1045年（庆历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下诏免去范仲淹参知政事职务，降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安抚使；免去富弼枢密副使职务，降为资政殿学士，知郓州，京东西路安抚使。那一天，学士院的门被锁上，学士们在里边也在起草罢免杜衍的诏书，而杜衍并不知道，还上疏为范仲淹、富弼申诉。仁宗更为不满，于是一并罢去杜衍的同平章事兼枢密使职务。杜衍从入相到被罢，总共才120天。
随着范仲淹等人的被罢免，朝中一些主张新致的大臣被相继解职，反对派更为嚣张，到处攻击忠良，打击改革者。二月，仁宗下诏，废除磨勘新法、荫子孙新法和要求官用保任叙迁法。韩琦上疏，指出：“杜衍、范仲淹、富弼等人，为了陛下的万世基业，不顾个人得失，实行新政，功劳很大，罢免他们是不确当的。”奏疏送入内宫后，没有回音，韩琦只得请求外放，仁宗于三月免去韩琦枢密副使的职务，贬为资政殿学士，知扬州。随即，欧阳修、余靖也被罢免。又下诏科举考试仍用旧法，新政的各项措施都被废止。
这年十一月，徐州举人孔直温联络平民造反被杀，从他家中搜出石介的信和给孙复的诗。当时石介已经病死，夏竦为了报复石介当年讥讽自己的仇恨，硬说石介没有死，而是被富弼派到辽朝，去联合辽人起兵，约定以京东路的兵马为内应。因此，请求挖开石介的棺材查验。仁宗下诏兖州，要求弄清石介的死活。该州掌书记龚鼎臣愿以全族老小担保，石介确实死了。提刑吕居简也说：“无故挖人家棺材，万一尸体检验无误，怎么交代？”这才没有挖棺材，却还是下诏罢免了富弼的京东安抚使，将孙复贬为虔州税监，将石介的子孙交池州管押。
庆历新政就这样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