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男女之情遭遇到兄弟之义，胜出的是哪个？当义气和前程产生冲突，你又会选择哪个？一将功成万骨枯，可又有谁知道，在这千万白骨之中，有多少是来自他的至爱亲朋？2008年的年度大戏《投名状》就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混杂着亲情、义气、女人、背叛的故事，而电影的取材则来自“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
战场初见
1 851年，广东金田，随着洪秀全等人的振臂高呼，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的大幕徐徐拉开，千千万万的青年前仆后继投入到这次起义的洪流中，张文祥就是其中一个。
张文祥，河南汝阳人（一说安徽合肥），出身农家，从小习武。18岁时加入太平军，是侍王李世贤的部下。经过多年南征北战，张文祥立下了不少战功，深得李世贤的赏识，被提升为左营主将。然而，此时的太平天国，内部早已分崩离析，在清军的围追堵截之下节节败退。
1864年，天京陷落，天王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这支在中国国土上存在了14年之久的农民起义政权终于消亡在历史长河中。此时，张文祥正随李世贤从湖州进入江西，并一路转战到了福建，队伍已经所剩无几。不久后，李世贤在内讧中被杀。本来，张文祥等都是因为李世贤的威望而一路相随，如今李世贤已死，张文祥与结拜兄弟曹二虎、石锦标商议后，决定带着自己的队伍转回安徽，投靠捻军将领张宗禹。当时，从蒙城到涡阳都是张宗禹的势力范围，他对张文祥三人的到来十分欢迎，立即给予重用，任命三人为将军，仍旧统领旧部。
在捻军中，张文祥等人除日常打仗练兵之外，又做起了私盐生意，以维持生活和军队的开支。然而，做这种生意难免要与官府发生冲突。一次，在贩盐的途中，张文祥的队伍遭遇了合肥官府军。面对能征惯战的捻军，官府军根本不是对手，大败而归，团练马新贻也被活捉。
这次战役，在张文祥南征北战的几十年中，几乎不值一提，而马新贻这个小小的团练，在张文祥所俘获的敌军首领中也是微不足道。但是，就是这次不值一提的战役，就是这个微不足道的俘虏，却改写了很多人的命运。
歃血为盟
马新贻，山东菏泽人，道光进士，祖上几代都在朝为官。1853年，马新贻任合肥知县，因镇压太平军有功被擢升为庐州知府。但在随后的战役中接连惨败，被革职留用。革职期间被委任团练带兵打仗，不料却在第一仗中就兵败被俘。
按照惯例，张文祥等要对马新贻进行堂审。可就在大堂之上，事情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对张文祥来说，俘虏一个小小的团练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兴奋。多年的军旅生涯，对于作战、俘虏，早已是家常便饭。况且，这场小胜利对于他们目前的处境，根本没有多大的益处。当时，清政府对于捻军的打击非常严酷，作为其中一股小小的力量，张文祥部一直在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将来何去何从，谁心里也没有底。
而对于马新贻来讲，满以为前途似锦，能在乱世中谋得一方前程，却不料在这么一次上不了台面的战斗中被俘，眼看躲不了被杀头的命运，所有一切都将成为黄粱一梦，心里真是苦不堪言。
然而毕竟是久居官场，马新贻一到大堂，察言观色，见堂上将领丝毫没有得胜之势，联想捻军近年来的状态，也就摸到了张文祥的几分心事，于是一丝侥幸涌上心头。
张文祥随意审问了马新贻几句，便沉默不语。马新贻趁机说：“久闻将军骁勇善战，我是仰慕已久，今天见面真是三生有幸。有些心里话不吐不快，希望将军不要见怪。尽管将军坐镇一方，和朝廷对抗中也屡有获胜，但洪秀全已死，你们要想与朝廷长期对抗，恐怕有些困难。想我朝中多有爱才之人，像将军这样的人，我们是思之若渴。如果将军不嫌弃，我愿意作为中间人，为你和朝廷牵线搭桥，这样将军的才能才有长久的发挥之处。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张文祥一听，正中下怀。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真的能与朝廷和解，不仅可以免去杀头之罪，还能继续谋划自己的前程。可他转念又想，如果马新贻只是当场敷衍，到最后再以招安为名实为剿灭自己，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就在张文祥百转千回之时，马新贻早已猜透他的心思，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他假意诚恳地说：“将军如果信不过我，我愿与将军结为兄弟，今后同甘共苦，生死与共。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张文祥一听大喜过望，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就这样，各怀心思之下，马新贻与张文祥、曹二虎、石锦标歃血为盟，结成了生死兄弟。马新贻居长，张文祥次之，以下是石锦标和曹二虎。
捻军
捻军，指的是太平天国时期活跃于北方地区的一股反清武装势力，源于捻子（一称捻党）。“捻”为淮北方言，意思是“一股，一伙”。捻子，最早出现于康熙年间，主要活动在安徽、河南一带，首领为张洛行、张宗禹、赖文光等人，与太平军互有联络，行踪飘忽不定，难以捉摸，纵横驰骋于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湖北、陕西、山西、直隶八省十余年。为对付捻军，清政府倾尽全力，动用湘军、淮军及数省兵力对之围追堵截。捻军被迫分为东、西二捻，后西捻为李鸿章所平定，东捻则被曾国藩所灭。
色字当头
马新贻回到合肥后，立即上报巡抚唐松，说自己巧遇捻军首领张文祥，经过一番深谈，张文祥表示愿意率部来降。自然，对于自己被俘一事，他只字未提。
当时，因为害怕捻军成为太平天国之乱的延续，清政府对于捻军采取的是剿抚并用的政策，因此，唐松闻听这个消息大喜，立即签发招安文书，派马新贻亲自交给张文祥。此后，张文祥率部正式投降，编制在马新贻部下待命。第二年，马新贻因招安有功，被擢升为安徽布政使，开始平步青云。
此时，由于投降的捻军和太平军越来越多，清政府害怕养虎为患，便将这些降兵进行了改编，拆散后编入其他部队。张文祥三人仍旧被留在马新贻身边，但只领了个下级军官的虚职。
马新贻与张文祥三人的结义本就是各取所需，因此，随着时日越久，几个人之间的矛盾也渐渐显露出来。曹、石二人还好，性情迟钝，不善察言观色；张文祥却有自己的一番打算。他早已看出马新贻对他们并无结义之情，但寄人篱下，也只能小心行事。随着日子渐渐安稳，曹二虎便把家眷都接来衙门同住。曹二虎的妻子王氏，生得花容月貌，是远近闻名的标致人物。从乡下来到安徽后，王氏算是开了眼界，身边来往很多都是达官贵人、王子公孙，她对曹二虎便产生了不满，常借着莫须有的缘由，和曹二虎吵得翻天覆地。这番“惊天动地”的过日子法，自然成为衙门上下的话头，也因此引起马新贻的注意。当马新贻第一次见到王氏时，就动了爱慕之心，而王氏对于这个“大哥”，也是一见倾心，因此，不用多费周折，两人便搅在了一起。
桃花运正浓之时，马新贻的官运也更加亨通。1896年，当年的小团练已升任两江总督，私底下与王氏依旧暗中私通。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看不下去的张文祥找到曹二虎，将马新贻和王氏的事和盘托出，曹二虎当场大怒，张文祥给他陈说其中的利害关系，告诉他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不然会引来杀身之祸。随后，在张文祥的劝说下，曹二虎伺机将妻子送回了老家。
“兄弟”相残
就在王氏被送走后不久，马新贻找到曹二虎，亲自交给他一封文书，派他到寿春镇总兵徐心良那里去领军火。张文祥知道曹二虎此去一定凶多吉少，便找到石锦标，一同赶往寿春去保护曹二虎。
曹二虎是个粗线条的人，送走妻子后，他以为事情就算暂时告一段落了，因此对于这次公干丝毫没有疑虑，揣上文书便上路了。抵达寿春后，曹二虎将文书交给徐心良，徐心良热情款待了曹二虎。曹二虎丝毫没有戒心，酒足饭饱之后便回馆驿休息了。
第二天一大早，曹二虎还没有起床，徐心良便带着一队兵丁冲了进来，二话没说就给曹二虎来了个五花大绑。随后，徐心良宣布：“曹二虎骗取军火，私通捻军，就地正法。”可怜的曹二虎，糊里糊涂就做了刀下鬼。
当张文祥和石锦标赶到时，曹二虎已经被就地掩埋了。石锦标惧怕马新贻的势力，赶往山西，投奔了山西总督李庆祥。张文祥则浪迹天涯，伺机为曹二虎报仇雪恨。
马新贻除掉曹二虎后，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张文祥也失踪了。马新贻了解张文祥的为人。他血气方刚，最讲义气，兄弟不明不白的身首异地，张文祥一定不会就此罢休。于是，马新贻一边加紧防范，一边派发文书，悬赏缉拿张文祥。
这一天，马新贻在校场阅兵完毕，返回衙门。途中，突然窜出一个老者拦路喊冤。当时，为了显示为官者的严明公正，规定官员必须受理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诉状。所以，马新贻命轿子停下来，听取告状人陈述冤情。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拦路喊冤的人的身上时，在围观的人群中，突然冲出一个手拿匕首的中年汉子。只见他一把抓住马新贻，举起匕首狠狠地刺入了马新贻的胸口，顷刻间血流如注，围观的百姓见状吓得四散奔逃。可那中年汉子一点逃走的意思都没有。只见他擦了一下钢刃上的血迹，高声喊道：“我是张文祥，一人做事一人当，马新贻是我杀的。跟其他人无关，你们不要胡乱抓人。”说完，扔下钢刃，束手就擒。
流言四起
两江总督于光天化日之下被刺身亡，在朝野引起巨大轰动。慈禧太后听闻，也异常震惊，立即发下谕旨，要求务必尽快结案，给民众一个交代。
本以为刺客已被擒拿，结案是瞬息的事，可是奇怪的事情却发生了。张文祥并不陈说杀害马新贻的具体理由，只是说像马新贻这样贪赃枉法、无恶不作之人，就是该杀。再问，也是三缄其口。期间，不断有朝廷要员参与到案件审理中，但是历时几月，审讯大臣给朝廷的奏折中总是说案犯闪烁其词，让人不得要领，直至调补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的到来。在曾国藩到来之前，曾经得到慈禧太后的密见。慈禧只说了一句“马新贻是个好官”。实际上，这已经为刺马案的审理定下了基调。
曾国藩到南京不久，按着慈禧的基调，将案子草草了结。官方定论是因为张文祥本是捻军、太平军的余孽，投诚不过是求生之计；马新贻任浙江巡抚时曾经镇压过南田岛海盗，张文祥受海盗头子龙启云的请求，答应替他报仇；而张与马新贻还有私仇，因张妻罗氏在宁波被人勾引逃走，马新贻去宁波巡察时张向他呈控，马拒绝受理；后来张到湖州开小押店，又因马出示禁止而本利俱亏。张文祥因此对马新贻怀恨在心，遂起杀机，云云。
1871年四月四日，曾国藩奉旨将张文祥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轰动一时的刺马案随着张文祥的人头落地，终于宣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