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忠一郎说，在大约一年以前，荣太郎被发现前列腺癌。由于本人的强烈要求，最终没做手术，而是采取了用药物抑制癌细胞扩散的方法。良也感到很意外，在那期间，他和荣太郎见过两次面，他竟然没说起生病的事。良也确实能感觉到荣太郎这一、二年老了不少，不过考虑到年龄的因素，还以为很正常，所以也没问过他的健康状况。
良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忠一郎。“可能是不想让你担心吧，谁让他是明治时期的男人呢。”忠一郎回答道。
之后，荣太郎每两个月都会做一次很细致的检查，结果在三个月之前，突然在肺里发现了癌细胞。诊断的结果是，这不是前列腺的癌细胞扩散过来的，而是其他癌细胞。“癌症好像也有很多种，这次这个兴致比较严重，而且扩散很快。”
忠一郎继续说到，在此之前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就在自己家里进行疗养，不过从一周前开始就住院了。
“父亲他本人倒是很冷静，可能觉得差不多也快到时候了。我周日午饭前去了趟医院，他第一次提出来要见你。”
听忠一郎说，父亲说到自己“还有一个儿子”，并说出良也的名字，是在住进医院的当天，那是他第一次提到这件事。
“在那之前，我也听行业杂志的记者提到过一点，不过我又觉得不应该去打听父亲的私生活，而且不想让母亲难过，所以就当不知道这回事。”忠一郎这样说道。良也在大概五年前，听父亲说到，砂土原街的那位夫人去世了。还听说，在那之后，荣太郎的日常起居就是由忠一郎的妇人照看的。
“哦，是这样啊。”良也告诉忠一郎：“其实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跟你擦肩而过。”
忠一郎很惊奇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同父异母弟弟。良也看到这双眼睛时，总觉得里面隐藏了一种怯懦，像玻璃珠似的。在刊登在杂志、报纸上的人物评论一栏中，经常这样写忠一郎：“脸上有笑容，但是眼睛并没有笑意”。那个描写是写在介绍忠一郎的独裁者风范的行文中，他的这种独裁者风范，总是让员工感到诚惶诚恐。现在，良也觉得那种表述并不正确。看来，还是曾经和忠一郎一起呆过印度的战俘收容所的原口俊雄说的对，他对“明显的发呆症”的解释，还有奇怪行为的介绍，更逼近忠一郎的秘密。
良也强行压制住心中涌起的对同父异母哥哥的各种想法，告诉他说：“那次好像是在新宿的角筈店。”“哦，要是这样的话，应该是连锁店刚开张的时候。现在在全日本已经超过了八百家。”他的口吻马上变成了企业家，随后眼睛也散发出光彩，很有活力。
在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有人送来笔记，不过忠一郎说了句“待会再说”，然后就继续跟良也聊天。忠一郎这位同父异母哥哥把良也送了出来，之后良也就坐上了电梯。接待处就放了一个铃，好像没有穿着症状的接待小姐，这一点跟一般的公司倒不一样。良也把这个情况理解为NSSC连锁店在彻底贯彻低成本、低价格的经营。不过良也又想到，那些专业杂志可能写得还不到位。
可以说，第一次见面感觉不错。良也给他们的这次见面打了个分，觉得以后就方便去看望父亲了。
荣太郎住进了新宿的铁路医院。良也到那里的时候，主治医生刚好查完病房。荣太郎叫住这位主任医师，向他介绍良也：“这是我二儿子，请多关照。”
那个主任医师个子很矮，乍看起来有些古怪，不过说起话来竟然特别柔和。“我叫立山，现在病情很稳定，请不要担心。照这样下去的话，应该不久就能回家了。”他向良也解释道，然后点了点头，去到下一个病房。良也以前读到过这样的情况，癌症晚期患者要是本人提出要求的话，可以临时在家呆一段时间。立山的话听起来很随和，估计是为了让患者和良也放心才这么说的。
病房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之后，良也问道：“感觉怎么样？我听忠一郎说的，吓了一跳。”
“恩，已经到年纪了，我打算不做手术，安安静静地养养生。”荣太郎按了下按钮，把床头稍微抬高起来，充当靠背。他的双手放在被子上，交叉在一起，竟然惊人地消瘦，筋都看得十分清楚。良也看到后，心不自觉地痛了一下。
“我得到消息时，正在给我妈妈上坟。我一直就没去过。”
听到良也的汇报，荣太郎问：“精神还好吗？”然后看到良也没有说话，又笑着说道：“当然了，你也看不出墓碑啊石头的表情”，让良也放心。一瞬间，良也还吃惊地以为父亲痴呆了，紧接着又改变了看法，觉得父亲可能已经能够自由来去在阴阳两界了。
“恩，看起来精神不错。”良也也配合了父亲的步调。“不过，墓要是还留在柳川的话，我也很少能过去，我在上坟的时候就想，要不要把它移到东京这边来。”荣太郎听了，似乎陷入了深思，对良也说：“这个嘛，估计美佐绪还是想呆在柳川。反正灵位在阿佐谷，你经常给她上上香，你看怎么样？”
荣太郎是这样说的。听着这样的语气，良也的耳边突然响起了母亲的一句话：“我们确实很相爱，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这对你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她对良也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充满了自信，而读高二的良也也表示了赞同。这可能发生在良也瞥见忠一郎之后，不过前后关系良也也不太确定了。其实良也以前就是这么看待父亲的，这次来医院看望他，更加确信了：其实经历了战争和战败的荣太郎，他的人生更紧张、更充实。
良也出生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战后的动乱，安全理事会斗争，以及和校园内的权利斗争，他似乎弥补了其中的空闲，走上社会，并成了一名新闻记者。良也的心情并不是单纯的庆幸。和茜谈恋爱的挫折，茜父亲那种沉默的抗议姿态，让他有了这种沉重的感觉。而在那之后的各种经历，都促使他现在去整理战死艺术家的书信、遗留下来的作品，并以此为中心编辑一本个人版本的《听吧，这大海的声音！》。
“来看了一下，终于放心了。”良也对父亲这样说道，然后想起来一件事，就试探性地问了问父亲：“石楠花山那边后来怎么样了？”父亲的脸上浮起了微笑，良也明白了，原来父亲自己也想谈这件事。阿佐谷的家一直是去赤城山的一天的出发点。
“终于充实起来了。真是奇怪啊，我自以为对国家也算尽心尽力、鞠躬尽瘁了，可现在感觉，只有赤城的石楠花和映山红公园是我创建的唯一的东西。一个朋友在死前把一切托付给我之后，就去世了。一直以来，都是以我的名义募捐来维持的，要是我死了，也就很难坚持下去了。我觉得只能把它搞成财团的形式了。我会跟忠一郎说的，你也帮着出出主意。”
果然，一说到石楠花的事，荣太郎就很有热情，说个不停，看起来一点也不像病人。他喘口气之后，又继续说道：“要根据季节设置入园限制。从五、六年前开始，山上开始有萤火虫了。在我们这里，不到夜里就看不到，所以大家都还不知道，对了，紫阳花也在慢慢增多。县里批下来了，允许把杉树林恢复为过去的栎树、枫树、榉树的阔叶林。樱花也在一点点种。我死后，再过个十五、六年，说不定就变成樱花胜地了。”荣太郎的表情很愉快，似乎想象死后的事情让他感到很快乐。
“您得赶快好起来，到了明年五月份，您得过去看看。我开车送您去。”良也这样说道。荣太郎没有说话，不过歪着头笑了笑，似乎良也这么说让他感到很欣慰。他那略带寂寞的微笑，好像在说他知道自己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为了避免沉默变得过于严肃，荣太郎对良也说：“现在这个时候，就是白天满耳都是茅蜩的聒耳叫声。我要是能去的话自然好了，不过要是去不了了，你把池塘周边还有石楠花群落拍些照片回来，不过估计现在也没开花。”
说完后，荣太郎抬起头，漫不经心地望着病房外的蓝天。现在已经蒙上了秋天的气息，天空很澄静。可能一下子话说太多了，有些累了。良也想把情况都汇报给父亲，于是提起了跟忠一郎见面的事。
“我第一次去了NSSC的总公司，跟他聊了，感觉还不错。他好像以前就知道我的事，还有我妈妈的事。”
荣太郎脸上露出了微笑，看起来很天真的样子。“那太好了，以后的事情已经跟律师谈了，写成了文件，这样就不会给大家造成麻烦了。”他说道：“就算他邀请你，你也最好不要加入NSSC。虽说是兄弟，不，就因为是兄弟，才会出现各种问题。现在这个年代是企业家兴盛，不过运气这个东西嘛，风水轮流转，不好说，职业还要是选自己能够认同的。忠一郎到底适不适合做生意，我有时候挺为他担心的。”荣太郎现在的话都是忠告，听起来很干瘪。
良也很坦率地道了谢，又回答说自己只考虑记者延伸出去的工作，然后给父亲谈了自己的感想：“我去了柳川，觉得我刚出生那时候，是父亲您最困难的时期。”他指的是荣太郎留下自己和母亲两个人，独自去了东京，准备了两处房子。
“是啊，那会儿估计我是最拼命工作的时候。当时正好是战败后的体制变革时期，而那些前辈都受到联军的公职流放，时局有些动荡。”荣太郎很怀念地讲起过去的事。在听的时候，良也又想到了那个情景：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被妈妈抱在怀里，伸出手掌，想去够光亮的地方。刚出生的人，和正在战斗着的人，还有做好打算要静静结束生命的人，这三种人的三种形象，如同光和影一样浮现在阳光里，此时初秋的太阳正好把温暖送入病房内。叶中长蔵，他在看着二十多岁的良也和女儿茜的身影时，是不是有过同样的感觉？良也又想到，叶中长蔵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总是有懊悔的情绪纠缠着。
沉默了一会的荣太郎继续开口说道：“俳句这个东西，可真难啊。”良也听到这里，想起来父亲曾经说过他学生时代参加了俳句爱好会。荣太郎吟诵了秋樱子的一首俳句：“石楠花啊，听着响彻山谷的晨钟声”。良也对荣太郎说：“我回去后，家里要是有能帮助作俳句的照片什么的，就给您拿过来。”然后站了起来。归途中，良也在心里盘算着，按照今天看望时的情形，父亲暂时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赤城的石楠花园那边，还得尽快带克子去一趟。
在良也的眼中，荣太郎并不惧怕死，他对自己也丝毫没有掩饰死亡在接近的事实，似乎想从正面、很从容地去迎接死亡。
原陆军上校叶中长蔵也曾经面对过死亡，不过他却满心懊悔，让自己的身体饱受折磨。
当死亡临近时，这两位老人的反应可以说一天一地、截然不同。他们的这种差异又是因为什么呢？良也一遍又一遍地思索着其中的缘由。后来，良也终于慢慢理解了，这种差异不是因为做没做好心理准备、或者害不害怕死亡，而是源自自己能不能认同自己的人生。
从言行举止上来看，关荣太郎并不后悔他的一生。那他的爱人藤佐美绪又是怎么样的呢？但是当良也把思索的视线转移到自己的母亲时，他眼前浮现出了柳川那座小小的墓。那里还是夏日的阳光，很刺眼，可是母亲的墓却显得那么孤单。
良也并不认为母亲是后悔的，也不愿意这么想。那么，他们两个人所谓的“真爱”的结晶——良也他自己是否认同自己此前的生存方式呢？到了这个年龄，可以说是人生的转折点了，为什么他在某个地方感到后悔呢？
从父亲那里，良也学习到了，人要从正面去沉着面对、处理自己的责任、自己被赋予的使命。继续细想下去后，良也理清了一些思路：收集那些从事艺术、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的遗稿集，为此必须要找一处真正可以安心工作、能够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的地方，还有，要想方设法找到茜的消息、寻觅她的行踪，这几件事情对于确保自己，都是不得不做的事。而发挥社会性作用，是在那之后的事了。
和自己相比，忠一郎开创了NSSC连锁店，努力地在发展受到现代城市生活人士喜爱的快餐店，他可以说是一个已经在完成自己被赋予的使命的男人吗？在报纸上，良也偶尔会看到他的谈话，他总是声称：“快餐才是一项伟大的社会事业，它推进了家务的外部化，增加了主妇的自由时间，有利于维护上班族的健康。”
还有，在九州一所大学任教的原口俊雄说到的“关少尉的双重人格”，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过度的发呆症，还有无意识中对着月亮嚎叫的这些奇怪行为，让良也不禁感觉到，忠一郎这个人在社会作用宣言的背后，隐藏了某种东西。
良也在忠一郎的办公室里呆了四十分钟左右。他回去后，忠一郎重新回到桌子边，开始读收集好的员工会议提案。那天，他的日程安排很满，没有工夫去回味同父异母弟弟给他的印象，以及他们谈话的结果。他打算把这些东西装进大脑里，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分析。
下午的会议的议题是：如何让菜单、单价、店面氛围来迎合市场的变化。
NSSC连锁店的做法是每四年分析一次经营的相关数据，重新指定战略。那一年正好是重新审视的年份，也是进入九十年代后的第一次。忠一郎在最近一阶段偶尔会想，自己陷入得太深了。
快餐行业，已经进入了在少数几个领导型企业之间展开竞争的时代。在这个背景下，忠一郎期望能够巩固NSSC公司在三明治领域的主导权，谋求事业的新局面。所以，原本他是没有空闲去回头审视自己是不是“陷入得太深了”，而且在这种状况下也决不能有这样的想法。
不过，在今天早上，他看到了一则报道，说是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联合国的日期定在了九月十七日。那篇报道中还刊载了华沙特派员的分析，作为其解说。
那位特派员是这么说的：“联合国大会开幕了，会上同意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加入联合国。立陶宛于去年三月通过了独立宣言，爱沙尼亚于今年八月二十日、拉脱维亚于二十一日宣布了即刻独立。苏联也于九月六日承认了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为此，完整独立的基础更加坚固了。剩下的就是驻留的苏联军队何时撤退的事了，不过关于这一点，已经进入了日期交涉的阶段。”
这篇解说报道竟然报道了在此之前，苏联是如何严格压制波罗的海三国三国的。这则报道（尽管如此，自己当时竟然同意古莱特暂时回国）在忠一郎的心中唤起了痛苦的回忆。古莱特为了寻找可能已被纳粹杀害的亲人，从纽约回到立陶宛，这种情况是不会被当时苏联统治下的政府认可的。可是自己当时想得过于天真了，结果好像害死了古莱特。当时东西对立已经开始紧张起来，自己却……。这则报道迫使忠一郎反省了当年自己的鲁莽。
在战争期间，还有在战俘收容所的年代，自己做的判断都可以说是对的，可是由于当时太容易去美国了，这造成了他的错觉，让他没有意识到社会的残酷。古莱特的消息中断之后，忠一郎当时就痛苦地自责了半天。
为了克服自己这个缺点，忠一郎想出了各种各样的点子，例如采用开放式三明治、热狗，来增加商品的多样化，还有用可丽饼代替面包，同时销售小饭团或者中国包子的方法，以及午餐改换成几个不太甜的蛋糕，等等。可是，他的这些点子都没能成为决胜的奇招，最后，时间就这么一点一点地溜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