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从这年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至今,我家还存有两件珍贵“文物”:一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布质胸章,一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无锡军管”臂章。这两件东西虽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文物”,但就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件千金难买的“传家宝”。它不是“革命文物”,也是“家庭文物”,是一件无价之宝。是它,由此翻开了我参加革命的历史!
离家求“学”人生转折
人们常说,某某人的“命好”。我是不相信什么“命”的,但对一个人来说,机遇、机会非常重要,它往往影响着一个人的一生命运。因此,一定要抓住机遇,这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很幸运,抓住了解放初的机遇,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48年底,淮海战役胜利结束,随着解放军南下,泰兴县全境解放,全县百万人民为之欢庆,我个人也得到了解放。
我既不出身于革命世家,也不是书香门弟,更不是仕宦之门,而是一个普通农家。虽说不是穷家孩子,但家庭经济也不富裕,是地道的穷学生。由于当时家庭经济困难,结结巴巴读到初中三年级(上),家里就再无钱上学了。出路在哪里?读书无钱,工作无门!路在何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思想上非常苦闷。可就在这时,在泰兴县城城门洞内看到一份张贴的招生通知,大意是:“苏北泰州工学团(大学)”将在泰州地区招生,免学费,管食宿、包分配。这么一个天大好事,到哪里找?心想一定不能放弃这个极好机遇!回家后与家人商量,决定去报名。儿是娘身上的肉,我妈妈听说我要第一次外出去泰州,她不同意。我只好做她的思想工作,讲清利害,她才勉强答应。但她还是万分难过,一直放心不下,老是惦记着我,这就是中国妇女的母爱啊!为了儿子的前途,她也就勉强同意了。
决心一下,立即行动。隔天,我们去县政府找县教育局负责人,请他出具介绍信。当年,一起去报名的都是初中时同学,一共三人。三家在稍作准备后,正月半后的一天下午就从叶家庄出发了。晚上我们一行到了城北离家二十多里的中马甸何家庄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就上路向泰州方向去了。大约下午四点左右,我们到了泰州城。因为对泰州人生地不熟,问了好多人,才找到目的地.原来报名处在一个庙里,后来才知道,这座庙名叫光孝寺,是泰州市以至全省和全国都很有名的一座庙宇。这座庙宇至今在我脑子里印象很深,后来我去泰州时都要到寺外看看,因这地方是我的革命起点,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泰州城,我们找到招生的地方后,负责接待的同志给我们每个人一张登记表,要求认真、如实填写。填好表后,那位不知名的同志对我们说:行了!并对送的家人说:你们可以回去了。我们三个人就跟随另一个人到住地去。之后送的人也就离开了。当天,他们有没有回泰兴,还是在泰州住一晚?就不得而知。因为我们是一批穷学生,在校对生活没有什么要求,比较适应。虽说没有好的吃,但一天三餐,都能吃饱,比家里的伙食好多了,起码不要为吃饭发愁。
人的思想是很复杂的。参加革命了,人走进了革命阵营,并不等于他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了。这就很有必要在革命的大熔炉里进行思想“冶炼”了,不断清除各种错误思想。因此,要从老百姓真正成为公家“人”,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在这过程中,经历着许多考验。当时,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小“知识分子”,都是怀着上“大学”的愿望来的,可到这里一看并不是原来想象中的“大学”,而是一座名符其实的“社会大学”,有的人开始失望了。当然,多数人还是坚持下来,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考验。在光孝寺里住了几天后,就开始上“课”了。不过这里没有正规化的教室,也没有课桌,而是一百多人在一起,广场上席地而坐上大课。
室外空空当当,人多声音杂,听课效果很不好。事后才知道,这座所谓“大学”,是适应横渡长江新的形势,为南下接管大城市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学员全部实行“供给制”。当时的“老师”也不是想象中的那样斯文的讲师、教授,而是身穿灰色军服,看上去就是一位有经验的军官。当时的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副专员、支前司令总负责人吴觉(解放后曾任治淮委员会主任),专区部门负责人徐平渔等都来为我们上课。学校也不发书,只是要我们当埸做记录。课的内容是,首先学习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元旦献辞:《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主要是宣传分析当时全国的大好政治、军事形势,当前面临的任务,讲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很快渡江,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消灭蒋家王朝,号召全国人民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些对我们刚从蒋管区(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学生说,听了这些讲话后,对政治、军事形势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感到格外新鲜,受到很大鼓舞,顿时心明眼亮,糊涂人一下子变“聪明”了。这是走进革命队伍后,给我们上的革命教育第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第一次知道“革命”二字。这是我参加革命的起点,是终生难忘的。在那种环境里,我更加坚定了学好的信心,当好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吃公家饭做公家人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有人挑拔说,共产党是最不讲情的,而恰恰相反,共产党人是最讲情的,最关心人、最爱护人的。在革命队伍里第一次真正体会到共产党的爱。
在泰州没住几天,有天下午老“蒋”(国民党)的飞机光顾了。那天我正好在坡子街,这是泰州最繁华的地方,许多人只看到北边天空雾云滚滚,耳听炸弹声音,由于当时我军防空力量薄弱,还不可能进行还击。为了我们这些刚入伍学员的安全,晚上随即“乔迁”,搬到乡下,地方就在泰州东门外的冯家庄。在那里,除继续学习形势和任务外,还进行入城后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的学习,反复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顶注意”等入城纪律的学习。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是党的生命。如果我们不学习、不懂得、不执行好党的方针、政策,就会给党的事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为了渡江需要,我们这支队伍随着形势发展逐步南下,又从冯家庄搬到泰县(现姜堰市)张甸镇南的一个村子(高野村)。我的房东是个当地名中医,由他的女儿在主医。此家前后三进新房,一看就是富家,在农村是少有的。
在张甸这个地方比较安全,我们住的时间比较长,有二十天左右。有几件事使我难以忘记的:一是上级明确宣布,我们这支队伍的任务是渡江接管无锡,要做好南下渡江思想准备;二是给我们每个人发了黄色军服,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从这时开始,真正成了正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现在看,我那时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参军,也算是沾了一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边。脱下民服,穿上军装,真是威风得很,可惜当时没有条件拍摄照片,以作留念,这是大的遗憾;三是分配工作,具体就是做文书,有了工作,而且是革命工作,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喜悦,当时刚工作,还有一股热情,还不知挑剔工作好坏,只要有工作就行,这时,我从一个老百姓,成了革命军人,成了公家人,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大转折,是一个质的飞跃;四是在张甸见到了我父亲一次。有一天,领导关心地对大家说:很快就要渡江,你们可见家人一次。我随时就给家里写信。接到信后,我父亲很快就从家里来了。
父亲来时是一天的下午,见到我后他老人家也很高兴,在一起吃了晚饭,并把换下来的旧衣服交给他。可不凑巧,就是在这天,我们奉命离开驻地。命令如山倒。我们当晚个个背着背包在广场上整队出发。当时,我心里还不感到怎么样难受,也许是太不懂事吧。可此时此刻,我父亲看到我的背影,肯定有说不出来的话,只能闷在肚子里,含着两眼泪水汪汪而去。现在回想起来,我很内疚。老人家是一个很老实巴交的农民,干了几十年的农活,而父子相见仅几小时,话没说几句就分别了。当时的分别,也许就是永别!我虽然是地方干部,不是真上战场,实际也是上战场,因为渡江作战总有一定的风险,这么大的战役,能有不死人的吗?.这一点我心里有数,父亲也有数,只是这层“窗纸”两人不愿捅破而已。想到这些,我有时总免不了要泪湿两眼。但为了渡江南下,这是全局的大事,我和我的父亲都抛弃了个人感情,而服从大局了。现在,他已经谢世几十年了,想到这些我很敬佩他,对他有着无限怀念。在张甸,还有一件事使我难忘的,就是两位同行者被动员回家,一起进革命大门,临渡江前却分手了。当时心里不知什么滋味。正因为这样,他们失去了南下渡江的机遇。
南下渡江“赶考”合格
渡江战役,对每一个都是严峻的考验。这是生与死的考验,有的人就是过不了这一关。随着渡江战役的到来,我们的队伍也逐步南移。从张甸出发,经过泰兴的南新、北新,穿过城黄公路,一直到靖江县季家市镇。在季家市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向靖江进军了。我们的队伍是从靖江的新港渡江的。这是一个并没有多大名气的小港,对面就是江阴。估计是下午二、三点钟。
早春的新港,依然天寒,但解放军渡江时的港口却热气沸腾。江面上风大浪急,老天又下着不小的细雨。江面上是密密麻麻的木船,你来我往。江堤上人山人海,各自队伍都在有组织地登船,战斗的气氛很浓。渡江对每一个人,应当说是一次生与死的考验,能否过关就看各人行动了。在战斗气氛的环境下,人们的胆变大了,并不感到害怕,更没有想到死,而是坚定地要生。现在看来,那时的革命道理虽懂得不多,但有一点是知道的,就是革命二字的信念,是这两个字壮了我的胆。上船时每船十个人左右,每个人都坐得整整齐齐,两眼向前,不能乱动。上船后,船上的水手就把布帆拉起来,这时船借风力,万船齐发,犹如箭飞,直指江南,大约个把小时我们到了江南的江阴黄山脚下。时间是1949年4月3日。这是我“赶考”的一天,终生难忘的一天,算是考试合格了。当然也有不及格的,个别人临渡江开了小差,成了逃兵。
渡江后,我们得知无锡已经解放了。当时,我们一行人为无锡的胜利解放而欢呼,总想能一步飞至无锡。为了尽快赶到无锡接管,上级命令要大家马不停蹄地急行军,我们只简单吃了点饭,又马上赶路。我们沿着锡澄公路走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上午九、十点钟,我们这些接管人员才到达无锡。锡澄公路不像现在的平坦柏油路,平如地板,而是一条乱石子路,高高低低,太丫脚,很伤鞋,加上几天的急行军,每个人的脚底板肿了,打上许多水泡。由于脚走麻木了,鞋底穿破成一个大洞,却也不知疼。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第一个目的地就是国民党无锡县政府所在地。在院子广场上,个个席地而坐,等待上级下达任务。因为胜利了,尽管人很累,但不知道累。进城给我最深就是第一次看到电灯,时间虽是早上九点多,但路灯还是亮着。同来的大多数人与我一样,都是没有见过电灯乡下人,真的见了感到很稀奇,算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生来第一回。过去只看到书本上的电灯,而现在则是现实生活中的电灯,也是第一次拓宽了眼界。当时,我在市军管会,外面挂着军管会的牌子,对内则是中共无锡市委,两个牌子、一个班子。回想起当年,因年小幼稚,很多事实在无知,也很可笑。当时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好多东西都没有记下来。如果真的记下来,那是很原汁原味,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现在看来,实在可惜。
在这里,我想特别提一提的是,我的第一个领导人、文印科长王英勇同志。他是泰兴人,是我的同乡,家住蒋华区。1946年新四军北撤前,他就在中学参加儿童团,后入了党,参加工作,时已荣升为营级干部。比我年长一些。在我面前他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兄长,而我是他的“弟弟”。因为年小,他对我关心备至,生活上照顾,政治上关心。我年纪只有十七、八岁,而且是第一次离家,不懂事,很幼稚,他就给我指点。当时,文印室的家当很多,有油印机、油印墨、纸张,以及钢板、腊纸,这些都要靠人肩挑、背扛。我人小,又是刚入伍的,因此,对我处处照顾、优待。行军时,他不要我背公家的东西,只给我背一只公用的吃饭当菜盆、洗脚当脚盆的多用瓷盆。当时盆上扣了两只铁圈,挂在背包上,人一走,一声响,尤其是晚上,响起来好像奏的交响乐,挺起神的,累时不会打盹,这是革命的交响乐,有钱还买不到呢!解放后,在无锡时间不长,我们两人就分手了,一直不知他到那里工作。我到省政府工作,他的儿子1991年从省计经委借调到办公厅,后他想到综合处工作。一天,王老夫妇为这事专门到我家来,我很不过意。原来他真是我的老领导,当时已从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离休了。谈及往事我动情地说:你是我的第一个领路人,不是你,我能有今天!这不是客气话,而是心里的真言。
父子相见更思慈母
有一首在大陆流传很广的台湾歌词说:世上只有妈妈好。的确是这样。儿是娘身上的肉,母子心连心,母亲太伟大了。我妈妈听说我要第一次外出去泰州,她不同意.我只好做她的工作,讲清利害,她才勉强答应。但她还是万分难过,一直放心不下,老是惦记着我,这就是中国妇女的母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