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队下乡，最基本的任务是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既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反映群众的要求，又要保护好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做到合情合理，实事求是。比如，清理干部宕款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当时，基层干部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利用职权宕欠集体的钱，群众很有意见，对清理宕款很关心，强烈要求干部退赔。如果不认真清理、退赔，将会脱离群众，挫伤群众的积极性。但不严格按政策办事，过了头，也会挫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总之，不能凭感情用事，这当中的分寸很难掌握，又一定掌握好。有一个生产队干部宕了队里一笔钱，数字还不小。群众很气愤，一定要他很快吐出来。有的人说，他家里有一张大床，可用来顶债，他本人也表示愿意。我们考虑好久，认为不是很妥。他宕了集体的钱，无疑要还。群众有要求，他自己也同意。但我们想办一件事都要合情合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人性化。后经过反复研究，做群众工作，最后确定，床就不要拿来顶了，而是把他家刚买不久的自行车，正要出圈的肥猪等，这些不是生活必须的东西，用来顶债比较好。我们想，如果把全家人正在睡的床搬来，马上老老小小就无处睡觉，这似乎不太合乎情理。全家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人都是懂道理的。如真这样做，很多群众也不一定都支持。由于我们对此事处理得当，干部满意，群众也说好。相反，有的队在这方面就不是太妥。有一个队是某大学的老师负责清理宕款。他们见到基层干部欠款多，民愤大，把某干部“扫地出门”，一时群众说好，真正这样做了，许多群众也不从内心拥护，有的甚至同情了。结果，加大了干群之间的矛盾。工作队前脚走，后脚又派人去解决这锅“夹生饭”。
这一年正是我们国家出了几件大事的一年。先是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是朱德委员长逝世，然后又是毛主席逝世。不巧，又遇上唐山大地震。更具有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是，这年十月初粉碎了“四人邦”。农民群众与党心连心，爱憎分明。他们对领袖无恨热爱，对“四人邦”无比仇恨，对我们这些人也是很好的教育。他们对党、对国家，是那么的忠诚，是他们深深感到没有共产党，没有共和国政府，就没有他们的一切。他们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一切力量源泉的所在。至今在我的脑海里，仍铭记着农民兄弟的这些朴实的思想感情。
发扬传统不忘“新华”
《新华日报》是一张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报纸，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党报。1938年就在武汉出版发行，抗日战争年代，从武汉迁移到大后方重庆出版发行。当时的《新华日报》，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喉舌，它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人们由此听到了党中央的声音，使各界人士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它也是我党藏在国民党心脏里的一把尖刀，用具体事实不断揭露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动面目。因此，国民党对《新华日报》恨之入骨，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在当时的中共南方局及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的同仁与各界人士，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逢相对的坚决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决定在南京出版发行《新华日报》，可是国民党却百般阻挠，一直没有能如期出版。解放后，党中央决定在南京出版发行《新华日报》。这时的南京已经是人民的南京了，蒋家王朝已经推翻了。这是人民革命的胜利，《新华日报》在南京出版才成为现实。当刊登南京解放新闻的《新华日报》送到北京时，毛主席在百忙中亲自阅读，共祝南京解放。新华社记者曾为此拍下了一张主席在阅看《新华目报》时的历史性的照片。解放后，毛泽东同志对《新华日报》非常重视和关心，先后亲笔为《新华日报》题写了三次报头。作为“新华人”这是很光荣的事，我们分享了毛主席给《新华日报》的荣誉，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我们一定要发扬《新华日报》的优良传统，时刻不忘是“新华人”，即使调出现在也不应忘记曾是“新华人”，努力保持好这一荣誉。
人与动物不一样的是，人是很重感情的。我对《新华日报》社的感情是很深很深的，有着特殊的感情。离开报社虽已几十年，当一提到《新华日报》报名字，我的心就沸腾了。我一生干工作四十三年，而在《新华日报》社工作，连头带尾一干就是二十四年，占整个工作年限的一半多。是《新华日报》哺育了我，我的成长、我的成人、我的成才，都是与《新华日报》这个集体名字紧密相联的。是《新华日报》社把我培养成人，是《新华日报》社把我培养成大学生，是《新华日报》社把我培养成为合格的新闻工作者，是《新华日报》社把我培养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多少个“是”，归结为一句：没有《新华日报》，就没有我的今天！报社的许多老领导都是我最尊敬的领导，也是我的指路人，他们的言行举止，为广大新闻工作者树立了光辉榜样，至今还是我们学习的标杆。
后来，我离开了《新华日报》社，为了能在报社留下“根”，1983年，儿子从部队转业，按照当时的政策加上报社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他就顺利地转到新华日报社工作，这也是“子承父业”吧。这小孩没有忘记他是新华人的后代，干得很不错，工作干得很出色，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2007年被报社破格公开选拔为一名副处长。从一名驾驶员提升为处级干部，这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他自己的努力，更是领导的关心和培养。他的出色表现，也是我的光彩，我为他的成就而高兴，心里上得到了很大的宽慰，他真不愧是新华人的后人。
再“赶考”的新思考
随着年龄的增长，政治的进步，职务的升迁，客观环境的改变，党对我的要求也更高、更严了，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也是自己的要求，这一点，我是很知的，深知去新的岗位身上的担子是很重的。就我一生来说，新的环境，则是又一次赶考。
再次“赶考”
人生有几个30年？人们常说：三十而立。这个“立”，从年岁上说，我早已过了。下一个30年，是事业上再奋斗的30年。前30年，我基本上是搞新闻的，特别是从上海回到报社，更是直接从事新闻业务，而且经过多年的磨练，还是很顺手的，写了不少有一定影响的新闻报道，也可以说是业务骨干了。下一个30年，是从调入省政府开始的。1980年7月中旬，领导找我谈话说，要把我调到省政府，这是我人生中一次难忘的转折。
说实话，我对新闻工作是很热爱的，不是一般的感情，而是有很深的感情。应当说我是真正的“科班”出身，是一流的名牌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苦读了五年，现要我改行，我一时思想不通。如果说是我不适应搞新闻，改一下行也是好的，而我那时正是一个人一生中政治、业务最成熟的“黄金期”，是有所作为的时候，这时要我改行，我思想不通。好长时间我思想很苦闷，疙瘩老是解不开。领导同我谈话时明确说，你调动的事并非今日，4月份就来了调令，我们硬是把它压下来，想拖拖再说。可省政府三天两天来人要调人，他们逼得太紧，省政府有领导批示的“尚方宝剑”，看来拖不下去了，你要有走的思想准备。当时，我左右为难，不知如何处理才好。我同爱人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有一个好的办法。有天，我找老朋友、老同事，一道前去找时任省政府办公厅主管人事的副秘书长，想向他说说“情”，也同时了解了解省政府的工作情况。可这位领导则反来做上门人的思想工作。本来是去“求请”的，相反被他“策反”了。我当时一时也难说什么，头脑里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临走时只好表示回来想想，再给他一个回答。我同爱人说，看来不去不行了，不要“请酒”不吃吃“罚酒”，看来还是“识相”一点好。再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还能与党组织讨价还价吗？一个共产党员总应服从党的组织分配，这也是对我的一个考验啊！于是，就下定决心“逼”着去报到。话又说回头来，嘴上说去，但思想还是不那么通，只是服从组织，服从纪律，还不是真正从思想上通。这件事对我来说，确实终身难忘，从思想深处说，我是不能得高分的。
1980年7月8日，我去省政府报到，人事部门介绍我到综合处，一见就是老熟人某处长在办公室，两人一见如故，这就应对了我的预想。她接待很热情，没有说几句话，就叫我8月1日上班，实在急乎乎的，说明当时他们确实急需要人。本来想利用调动工作的机会，能在家休息几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说：行！就这样，8月1日正式到省政府上班了。
人的思想总会有反复，这也是正常现象。到了省政府后，工作一个时候总感到不适应，思想又有些回潮。特别是看到研究室一位从省电台调来的一女同事，干了一个时候重新调回电台，这时我的心又“痒”了，急忙去找领导，理由是她能调回原单位，我也想调回《新华日报》社。《新华日报》社的领导也曾对我许诺：只要省政府同意放人，你回来我们也欢迎。而省政府的领导说：各人情况不一样。你要回去也可以，叫报社选一个与你相当的同志来调换，这不是明明给我为难吗！这又不是做买卖，这个交换条件对我来说太苛刻了。我说：什么人来，这是组织上的事，怎么能调换！领导说：这话挑明就是要你办不成，让你定下心来好好干工作。你还是安下心来好好干事吧，好容易调来，我们怎么能放？实际上，这次没走成，相反碰了一鼻子灰。我想下次要变“聪明”了，不能再胡思乱想，弄不好人没有走成，相反给领导形成一个很坏的印象，这才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得不偿失。从此后，我就学“乖”了，下定决心不走了，铁下心来在省政府干下去了。这样，一干就是20多年，直到离休养老，死了也要做省政府的“鬼”。
放宽视野
省政府是全省的一个高级领导机关。旧社会称之为“衙门”，如今则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过去只听说“衙门”，可没进去，也进不去。现在，自己进了“衙门”，而且还弄到了一官半职，对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子弟来说，是过去想也不能想的事。老实说，进这样的“衙门”很难，想走也不容易。既然来了，就要下决心干下去，更应当珍惜，为能到这样的机关而自豪。因此，拿出吃奶的力气，把工作干好，做到干一行，爱一行。但要真正能胜任省政府的工作，还得靠自己的努力，还得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还得靠勤奋学习和钻研。当然，这要有一个过程，太急了也不行。
我来省政府之后，的的确确感到好多个不适应，这不是谦虚，而是事实。与新闻工作相比，最大的不适应，一是省政府面对的是全省、全局，考虑的是宏观大事，人的视野大大拓宽，而我们当记者则想的是微观，想的都是具体稿件的事；二是省政府出来的文件、文稿、会议材料、领导讲话等，都是指示性的，需要各地贯彻执行的，这样对文稿的要求更高，责任更大，而记者写的报道，只是舆论宣传，用事实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没有行政约束性；三是新闻报道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文责自负（当然也不是自由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必须符合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政府出来的文件、文稿和资料，必须有根有据，要事出有因；四是文字功底要深，语言表达要严谨、准确，有逻辑性，等等。这些都是我去后遇到的工作难题。过去，在一定程度上还自感不错，有时写了一些好的报道还沾沾自喜，有得意感。而到了新的岗位，深感不适应，有时很不适应。人贵有自知之明，就怕盲目乐观。一个人没有自知之明，就必然会落后。这一点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到省政府办公厅，具体又分在综合处。综合处是干什么事的？有人说，这是一个西方国家的一个“不管部”，什么都要管，又什么都不管；别人不管的事，它们都要管。省政府的综合处与上面说的既同又不同，顾名思义，就是综合，工、农、财、文、政，凡是与老百姓相关的事，省政府要管的事，综合处也都管。它是一个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文字班子。当然，这里说的管，不是去领导，也不能去领导，而是要知道这些方面的事，了解这方面的情，才能真正综合。这样，就要求每个人能“眼观世界，耳听八方”要上懂天文地理，下知群众心声，不要求每个人是“专家”，但你要“杂”，力争成为知识面宽的“杂家”。当然，你如果真正是那个方面的专家，也就更好了。因此，有人说综合处是一个“杂货店”，这句话有点形象，但也不完全是一样，它毕竟不是卖东西的店铺，而是一帮“文字商贩”，他们在这里专门从事文字“批发”工作。
要说综合处“杂”，依我的观察与实践认为，能在综合胜任工作，最起码的条件，一是要上知党中央、国务院的方针政策和省委、省政府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熟悉其有关的政策措施，就是说要吃透“上头”；二是要知识面要宽广，越宽广越好。这方面的内容就多了，比如你对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等演变历史应有所了解，最好能了如指掌。你对全省行政区划范围的市、县，甚至主要的乡镇的方位及周边环境，主要工作情况等，也都应了解；三是要对全省主要河流、交通等自然概况，也尽可能多了解些；四是要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等等。文字功底、概括能力就不用说了。当然，这是一个实践、渐进的过程，欲速则不达。这儿讲的都是比较高的标准，不等于都一定要达到，但一定要为此而努力，缩短距离。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那我们在写文章时，也就能下笔如有神。说神也不神，关键是要下苦功夫，要做有心人，注意材料的积累，年长月久也就行了。
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对情况的熟悉、材料的积累是相对的，它是一个动态过程，情况在不断地变化，因此，我们就得不断进行知识更新，不断“充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与时俱进，不能吃老本，否则今天你还可以，明天就不行了，跟不上新形势，我们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刚毕业的大学生，都是经过挑选的优秀生，文字功底也不错，但这些同志来综合处，一下子工作不顺手，本来不到一两重的笔，在他手上却有好几斤，就这样，写出来的东西也还用不上。这并非说他们不努力，而是他们缺少实际工作的锻炼，绝非是一个文字功底好坏问题。当然，我们对新来的同志不能太苛刻，而要热情相帮，要换位思考，当年我们这些人也是如此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