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春，我们转移“阵地”，从罗店农村后转移到上海第五钢铁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这个厂子地处宝山县吴淞，是“大跃进”办的新厂子。规模很大，但管理不行。在五厂我们又劳动锻炼了6个月。这次与在农村不同的是，我们边劳动边办报。这份由厂党委主办的厂报名叫《合金钢》，具体由厂党委宣传部负责，后来我们去了，就改为同复旦新闻系联办.我们这批学生把这里作为实习基地。这样，把劳动与办报，政治与业务紧密结合起来，在劳动中办报。我们斑近30位同学，分成小组，具体分到转炉、电炉、机修、翻砂、后勤等车间，一方面三班倒跟班劳动，一方面负责车间的宣传鼓动，如办黑板报、车间广播，车间里放了“卫星”，还得敲锣打鼓和工人们一道去向党委报喜。我很有幸分到电炉合金钢车间。这个车间是专门生产合金钢的，一炉钢水要炼一、二天.工人们说：他们炼的钢是“上天入地”的，就是生产飞机、军舰和卫星、导弹等尖端武器装备所需的材料，炼钢工人都为自己能生产国家最需要的高级材料而感到很自豪。每次跟班劳动，我们都是身穿炼钢服，头带柳藤帽，脚着炼钢鞋，颈子上还围着白毛巾，看上去好像是名炼钢工。炉前与工人一道上料、看火、出渣，下班还要写新闻稿、办车间黑板报，还要与工人师傅交朋友，互相谈心，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真是“两手老茧，红了颗心”。
办报的同学，也是分成小组，每组六个人.一组半个月。报纸虽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人都有明确分工。每期从定主题、组稿、采访、编辑、划版、摄影、校对，全由学生负责，主编也是轮流，每个人每个工种都按程序“走”一次，再反复轮流，这样做有利于全面锻炼。应当说，这是培养干部的好方法，在书本上是难以学到的。当然，大家很认真，也很累。但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也都很开心。另一方面，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会受到批评，这也是难免的。通过办报，每个人的业务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
有人说：在农村、工厂近一年，胜读十年书。这是很有道理的。但人们的思想开始也不是很统一。一听说要下农村、进工厂，各种议论都来了，有的说五年时间，劳动费了五分之一，太长太长了；有的说，我们是来读书的，又不是来劳动的；调干生说，现在我们最主要的是书读得太少，早知这样，何必来上大学？感到吃“亏”了；少数自费生则说，我们是自掏腰包，花钱吃饭，到农村、工厂干活，真想不通，等等。家长们也思想不通，给同学们也有很大的干扰，有的家长甚至以不给生活费来阻挡下乡进厂。回头看，到基层工作，看上去似乎误了学业，其实并不是这样。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后来大家的想法与原来就很不一样了，共同的体会是农村、工厂是座大课堂，一年胜读十年书。我自己虽然生长在农村，小麦、韭菜能分清，基本农活也能干，但相当长的时间离开农村，对社会主义新农村也不太了解；而对工厂可以说是一窍不通，这么大的厂见都没见过，更不要说与农民、工人的思想感情了。同样也要补上这一课。大家经过这一锻炼，进入工作岗位就很快适应了。可以说，这也是成熟的新闻工作者要走的不可少的一条路。几十年后，同学们相聚在谈到这段历史时，都异口同声地说，这对一个人的成长大有好处的，一生难以忘记，很值得珍惜。现在，许多大学生缺少的就是这一课，社会实践太少，对社会、对基层了解很不够，急需补上这一课。当然，形式可以多样，时间不宜太常，太长了也会影响正常学习。
五年苦读重返“故里”
五年苦读书，终于毕业了。手捧校长陈望道亲自签名的毕业证书，我们是多么激动啊！这本“红派司”，它凝聚了多少汗水！
1961年9月，我又回到了南京，回到了阔别五年的新华日报社。同来的还有我的同学胡某，他是从苏州考入“复旦”的。这次回来，我虽同是一个人，但肚子里的“墨水”多了，是正规新闻专业的本科生了。原来的领导和同事见到我，都来为我祝贺，祝我“班师回朝”、重返“故里”。我难忘的是，时任总编辑樊发源同志，一次在食堂吃饭时，特地走到我面前打招呼，欢迎我回报社工作，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当时，我感动得流下了泪水，并立即起身对他的关怀表示敬意。我是一个普通干部，领导如此关心，我怎么不感动呢！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感动万分的啊！领导把我分到编辑部农村组工作。搞编辑、记者是我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是多么的高兴啊！当时与我同进农村组的，还有三个人，而我是“老新华”了，领导对我寄予厚望，希望我能尽快掌握业务。其实三人也在暗中竞争。我们三个人只有我是学新闻，他们三人是学农的。就新闻工作说，我毕竟在报社干过一段时间，“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条件比他们三个人要好。如果在竞争中败下阵来，不仅个人的面子难看，也丢了学校和老同事的脸。因此我总想争第一，倒数第一是不行的。这个竞争和好胜心里，成了我的强大动力。
人常说；言必行。只言不行，是空言。为了能较快适应工作，我在业务上是很钻研的，认真向老同志学，业余时间也在看报，做记录，或者写心得体会，努力把在学校学的东西与实践结合起来。当时我的师傅是位副处长邵平同志。我们两个人负责多种经营方面的稿件编辑，办了一个恢复生产力的专版。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我较快地熟悉了新闻业务，在这期间，也写了些比较好的稿件，逐步成了业务骨干。其他三位同志在农村组也干得不错。后来，我又临时调出，与其他三个同志一道，办了一个《红色家谱》专栏，这是适应当时阶级教育而办的。我负责有关农村方面的报道。这专栏由三个人干，每周一期，每人负责一期，任务虽不是太重，但要求很高，报道要有深度，还要有文采。我虽没有搞过，但态度是认真的，没有干过，就很好学习。当时的负责人老熊，比我年长，把我当弟弟，帮我定主题，连标题也一道推敲。我也努力学习，相互配合很好。在办这个专栏期间，我也写了不少好的报道，比如：人物访问陈永康《我这泥腿子当了研究员》、《长工记》、《牛状元》、《蚕花姑娘》、《从童养媳到公社书记》和革命斗争史《周庄烽火》等，有的稿子别的报刊、出版社刊用或出了书。在编辑部除农村报道外，还搞了工业、文教报道，也到六合记者站当站长，得到比较全面的提高，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新闻工作者。
在报社期间，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大灾，一次大浩劫！好的是我没有参加干坏事，一直坚持搞业务。文革初期时，按当时的说法，我们这些人没有“造反”精神，不像有的人第一个起来“造反”，相反还被“当权派”所“重用”，在南京大学与报社之间为领导传递信息。报社“夺权”后，领导成了“走资派”，我们这些人也成了“造反派”的“敌人”。我很幸运，虽没有头戴高帽，但也曾被打成“黑老保”，被“造反派”打入冷宫。先是被罚“劳改”，到校对组做校对，后又赶出编辑部，发配到徐州地区记者站，远离南京，让他们安心“掌权”。这样的排除“异己”，本身就是不安定。我们这些人都是党培养的干部，对共产党是有很深感情的。凭我的出身、经历，也不可能被打成所谓“走资派”。我们这些由党培养的干部，更不可能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一道，造“走资派”的“反”，更不可能反对共产党！虽不能说是觉悟高，但起码对党还有一点朴素的感情吧。当时，我们看到一些人是有狼子野心的（后来证明有些人确实不是好人），这一点我的头脑一直也是清醒的，当了“老保”，一心一意干工作，当“逍遥派”，在当时是很太平的。
人们说，报社里都是文人。但“文革”中，有些文人不文，居然搞武斗。他们头戴柳藤帽，手拿长铁棍搞武斗，本来是同室“操戈（笔）”的同事，一下子变成了“相煎何急”的仇敌。原来发配到外地的人，也回来“造反”。报社也分成了两派，一个是所谓“好派”，一个是“屁派”，并各自办了“新华”报。在同一个排字车间排字，同一个车间里印报。为了出“报”，曾发生了多次武斗，但我坚决不参加。当时，我的头脑还是清醒的，这样的混乱局面是不会长久的。在多次武斗中，我也看清了一些人的面目，有些平常看上去是很“正派”的人，“文革”中就露出了尾巴。我既不搞武斗，也不办“派报”，顶多当一个“逍遥派”。这就少犯错误，而有的人就为此犯了错误，付出了大的代价。这真是当“老保”的好处。在此，我要“感谢”给我当“老保”的造反派呢！这一局面，直到省革委会成立再次军管才宣告结束。
深入虎穴才得虎子
新闻报道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客观反映。社会实践是新闻的“源”。而要把人们的实践活动真实地报道出来，就必须掌握大量的第一手素材。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应该深入实际进行采访。人们常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是这个道理。从我个人的实践看，真正做到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
我从事新闻报道有二十多年，加上在政府从事文字工作，算是一辈子玩“笔杆子”。有人问我：你写过多少好报道？有什么心得体会？我说：写了多少，实在记不清，没有统计过，也无法去统计。好的报道难说，标准也不一。我只是说：对我个人影响很深、社会反映较好的报道也是有的。这样的报道为什么能影响深、社会反映好？就是采访比较深入，素材多，稿件有相当的深度。这里，我想说一说采访养牛模范的事，也是比较深的经验教训吧。
我省大丰县（现为县级市）是全省“海子牛”的饲养基地。这位养牛模范家住黄海边的草庙镇。他们全家都养牛，按现在的说法，他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养牛专业户。一次领导要我去采访他，我就乘车去了。在县里住了一晚，就到了草庙镇，当时称草庙公社。我说明来意后，公社秘书就把这位模范找来，我与他在一间会议室“采访”。这位模范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不像有些人能说会道。他有很多模范事迹，可是他就是“茶壶煮饺子——倒不出”。他识字不多，平时只是做活，很少说话，是一个只做不说的人。采访时类似“审问”，你问一句，他答一句。最多说一句：是我应该做的。再深下去，想“掬”什么先进思想、先进事迹，也掬不出来。就这样，先后花了两三个小时，没有像样的素材，稿子根本写不出来。当时我坚定，他肯定有大量的先进事迹，否则那能评上全国劳模？后来，我冷静地想一想，认真反思。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采访上！尤其是人物采访，你要掬出他的心里话，你就得先与他交知心朋友，原来的这种居高在上的“采访”，问答式的采访，怎能“掬”出他的心里话？这时，我果断决定：一是转移采访“阵地”，从会议室转到10里外的养牛棚；二是与他交朋友，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劳动中向他采访。
当晚，我就来到他的家。说是“家”，其实是几间相连的牛棚，他全家人就吃、住在牛棚里。只见他饲养的几十头牛，头头膘肥体壮、滚瓜流油，一眼看去，他是一位名不虚传的模范。牛棚里很简单，放了一张床，还有一只土锅灶。一看就知，他们一家人“爱社如家”、爱牛如子。我在他床边搭了一个地铺。晚上，他劳动，我跟班，边干、边说、边问。他铡牛草，我搬草。这时发现铡的草有粗有细，长的一断寸把，短的一寸三断。我问：为什么有长有短、有粗有细？他说：牛和人一样，老牛牙不好，长草吃了难消化，难长膘，所以要细；壮牛就不一样了，长一点不要紧。晚上，他和衣而睡，我也是这样。他时不时起床，一夜睡不到几小时，我也是这样没睡好。他像幼儿园的老师，对每一个小朋友的脾气摸得一清二楚，对每一头牛的“脾性”也了如指掌。那头牛晚上起身撒尿拉屎，一听动作，他马上就用粪杓等，不让尿屎弄在牛身上。我随口问：你整晚睡不好，太累了。他说：习惯了。再说，人累一点、瘦一点不要紧，集体的牛一点不能瘦。后来才知，他从十岁左右就为地主家扑“牛屁股”，自家就是没有一头牛，现在生产队把半个“家当”交给他，这是对他的信任，自知责任重大。这就是他一生“甘为孺子牛”的思想基础。他的语言扑实，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但从他的话中透露出他的思想境界。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爱集体的人。他肯动脑子，在劳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养牛经”。两天多来，我就是在这样的“三同”中，透过他的劳动，看出他是一个爱劳动、爱集体的先进人物，他有一颗红亮的心。他的爱国、爱集体，不是在口头上，而落实在行动上，在劳动中凝聚着自己无尽的汗水。
这次采访，从“卡壳”到“畅通”，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的理解。在学校老师一再讲，采访要深入实际，要到现场，那只是理论上的理解，而运用对实际采访上还有很大距离。这里有思想观点问题，也有思想作风问题。这次采访是一次很好的实践，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给我感到最大的启示，就是：一是对采访的对象要有深厚的感情，满腔热情地写报道；二是要切实放下记者的架子，有深入实际的思想作风，不能蜻蜓点水式“深入”；三是要发扬艰苦奋斗、不怕吃苦的精神；四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积累充足素材。能做到这些，也许就能笔下如“神”。
深入农村蹲点基层
1975年，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活动。11月，中共江苏省委组织农业学大寨工作团，其中一个团进驻江宁县。新华日报社也抽了一批干部参加工作队，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这个队以省基本建设局牵头，由新华日报、南京大学、省农林厅等单位的同志参加。队长由基本建设局办公室主任王敏同志担任，进驻周岗公社徐木大队。队员来自四面八方，有男有女，有的是处长、副处长，有的是大学教授，也有我这样的新闻记者，还有一般的行政人员，大都是“三门”干部，人们笑称是一个大杂烩。但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到基层，蹲下来好好锻炼。
我们进驻的那一天，老天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入冬第一个寒潮袭击，零下八、九度。第一天晚上，就住在徐家祠堂里，门窗不全，四面通风，外面又是大雨，这是一个大考验。我们这些生在农村的人，对此见怪不怪。而没有下过乡的女同志，这样的“场面”从没有见过，又怕又冷，一夜没有睡好觉，有的人第二天就吓跑回南京。当然，绝大多数人仍然坚守阵地，照常到农民家去家访，与干部座谈。
按照要求，工作队队员必须与群众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生活上不能特殊化，这是一项纪律。这一年，我们坚持在第一线劳动，学会了不少农活。作为一个队员，只有与农民一道劳动，才能接近群众，得到群众信任，了解实际情况。两手插在裤袋里，老百姓见到就怕，一定很反感。王敏队长是一个很有基层经验的同志，当过多次工作队队长，是我们这些人的好老师，我们这些“三门”干部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做群众工作的经验，有些经验是在书本上学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