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们重视表现的深入。凡有隔绝生命深度的障碍物必需加以扬弃，而这其中尤其是“失去了一切谨严感的”浪漫主义作风。为抗议浪漫主义形式的废驰，文体的松散与冗繁，这谨严感正是今日的作家们所应追偿的。事实上，后于浪漫主义的巴那斯派已早看出浪漫主义的弱点，这才使他们为争取深度，真实，技巧与智力的品质时，宁愿牺牲了浪漫主义所发挥的表面的充实与强度，以及某种有损艺术的雄辩。波特莱尔（Baudelaire）最初以浪漫主义作家自居而终于反过来发现了浪漫主义致命的危机。NRF作家们自始推崇波特莱尔，即由于他作品中所具的古典精神，这古典精神存在于他知道如何去批判并控制自己的抒情源流。
但NRF作家们所重视的古典精神却与十七世纪的古典精神并不完全相同。十七世纪的古典精神寄托于笛卡尔（Descartes）的数理哲学。他对美的作品定出必须遵守的法则；在实践上，这观点过分偏重于理智，过分重视一部分观念的真理性。它不足以适应当前生活的丰富性，错综性，与多方面性。除去抽象的真理，人性中尚有无数不是逻辑与数理所能渗入的区域；除去理性的要求，人性中尚有其他无数非理性的反应。因此一个现代作家的目光除了投在清晰可见的事物以外，同时还应深入到更丰富的不可见不可解的地带。NRF作家们所以重视陀斯妥易夫斯基（Dostoievsky），就因为他是近代作家中勇往直前地探险到阴暗区域的第一人。另一方面，一个现代作家的表现法应该是具体化的，换言之，他的作品应与现实生活保持一种密切的联系。他在现实世界或心灵世界中所摄取的印象，他必须藉真实的人物与具体的动作与情节表达出来。NRF作家们爱好德福（Defoe）与狄更斯（Dickens）的艺术，即由于这两位作家知道如何珍视作品的现实感。的确，NRF的作家们认为英俄两国的小说家中大不乏可作法国小说家们观摩的对象，因此他们认为尽量介绍外国文学也是当前迫切的需要之一。
NRF作家们对当前文艺指示了方向，但他们并无教条式的主张。惟其如此，NRF在它卅余年的进程中不仅容纳了大部分已成名的作家，造就了无数新进的作家，而同时更真切地反映了法国现代文学的主潮。
NRF在一九〇九——一四年所发表的作品中有纪德在创刊号上的《窄门》（La porte étroite），一九一一的《依莎培尔》（Isabelle），以及对战后一代引起了极大反响的《梵谛冈的地窖》（Les Caves du Vatican）（一九一四）。
从第三期起就出现了克劳台的《圣礼颂》（Hymne du Saint Sacrement），但尤其主要的是他在一九一一与一九一二所发表的两个剧本：《抵押品》（LOtage）与《对玛丽的指示》（LAnnonce faite Marie）。
纪德从《窄门》开始，才完全摆脱了象征派的影响，而把全部精神集中到小说；而克劳台则在NRF上第一次发表了他的戏剧，而由此顿时使他吸引了广大的读者，这两件事实都是显著地带有启示性的。关于这两位划时代的作家我们在本文“小说”与“诗歌”两节内当再个别讨论。
普卢的作品第一次出现在NRF上是一九一四年所发表的《往事追迹录》的片断。这一位藉他特殊的作风与方向左右了近卅年来小说界的怪杰的加入NRF，其间曾有一段悲喜剧性的故事。那是一九一三年，NRF的编辑室收到一大卷字迹非常潦草的稿子，卷首是献给巴黎《费加罗日报》（Figaro）的主编加尔美脱（G.Calmette）的题辞。作者附言中又要求NRF立刻能把他的作品有付印的机会。普卢这名字对NRF的编辑仝人并不生疏，但他们只知道他是巴黎社交界厮混的一个名流，在报刊上写写稿子的一个并不具有特殊意义的作者。这对立场非常严正的NRF仝人已是一个严重的先见。当时审阅这卷稿子的是纪德与许伦贝吉。潦草的字迹使他们无法细心阅读，而他们偶然过目的几页又偏是全稿中写得最疏忽的几页，而当时NRF的出版所也还不脱初创时期的规模。总之，从各种条件估量，他们认为这稿子是不合他们的尺度的，也就决定把它退回。同年十一月，普卢便自费把这卷稿子——也即《往事追迹录》的第一部《史璜之路》（Du Cté de chez Swann）——在格拉赛（Grasset）书店出版。里维埃（J.Riviére）——当时NRF的主编——是第一人发现了这作品中希有的独创性，他便立刻把他的发现转告纪德。这时纪德才感到自己的疏忽，便立刻去信向作者表示歉意，而已出版的《史璜之路》以后才由NRF向格拉赛书店赎回。此后普卢一直成了NRF的偶像，而他这部不朽的巨著《往事追迹录》经NRF批评家们的阐扬与叹赏，已成法国当代文学中最珍贵的宝藏。
梵乐希以他与纪德过从的密切以及他们在少年时代的友谊来说，无疑也应该是NRF的创始人之一。但他在廿余年的沈默中曾长期脱离了文坛。他在一九一〇年开始在NRF上发表一点零星的作品。一九一二年冬天纪德劝他把旧作整理付印，这才使他的笔尖重又接触到诗艺。他当时只准备写一首二十余行的短诗附在诗集后面作为他对诗艺最后的告别。岂知动笔以后，竟完成了这首在一九一七出版的一鸣惊人的长诗：《年青的命运神》（La Jeune Parque）。梵乐希藉这诗奠定了他在当今诗坛的地位。
此外在一九〇九——一四年期间加入NRF的成名作家，或由NRF的推崇而在文坛成名的新进作家计有：
罗曼（Jules Romains，1885—）——小说家，戏剧家，诗人兼散文家。
达劳昆仲（Jérme 1874—et Jean 1877—Tharaud）——小说家。
杜雅美（Georges Duhamel，1884—）——小说家，戏剧家，诗人兼批评家。
杜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1881—）——小说家兼戏剧家。
谛波岱（Albert Thibaudet，1874—1936）——批评家。
许雅雷斯（André Suarès，1868—）——批评家，诗人。
亚里培（FrancoisPaul Alibert，1873—）——诗人。
腓立普（CharlesLouis Philippe，1874—1909）——小说家。
傅尼哀（Alain Fournier，1886—1914）——小说家。
纪罗杜（Jean Giraudoux，1882—1944）——戏剧家，小说家，兼散文家。
赖尔波（Valéry Larbaud，1881—）——小说家，诗人，批评家。
贝玑（Charles Péguy，1873—1914）——论评家兼思想家。
维尔达（Charles Vildrac，1882—）——戏剧家，诗人，散文家。
诺雅绮（Anna de Noailles，1876—1933）——女诗人。
耶美斯（Francis Jammes，1868—1938）——诗人。
里维埃（Jacques Rivière，1886—1925）——批评家。
以上所举虽仅包括最主要的一部分作家，但由此已不难想像NRF在当日文坛上的气度与地位。像贝玑那样独成一派的作家也答应把他的《论笛卡尔》（Notes sur Descartes）在NRF上发表（一九一四），这也可想见NRF对作家们的吸引力。这其中，里维埃的功绩是不容抹煞的。他自一九一〇年起直至一九二五年去世，曾前后主编NRF达十余年。他把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部分奉献给了NRF。如果把纪德看作是NRF的灵魂，则里维埃可说是它最忠实的代言人与执行人。
NRF在这时期所发表的小说中，傅尼哀的《大磨纳》（Le Grand Meaulnes），赖尔波的《拜那波》（Banabooth）与前已提到过的纪德的《梵谛冈的地窖》，形成了当代小说的起点与源泉。戏剧方面，由哥波一手计划而创建的“老鸽笼剧场”（Le Thétre du VieuxColombier）曾替当代法国剧坛奠立了最稳固的基石，这我们以后当再细述。批评方面，里维埃发表于一九一三年五月及六月号上的论文《冒险小说》（Roman daventure）最足反映第一次大战前NRF作家们对人，对生活，对艺术，对回到古典传统，对外国文学，而尤其对他们认为最丰富最完备的文艺表现工具——小说所采取的观点。谛波岱与许雅雷斯则在批评与介绍法国及外国文学上尽了最大的贡献。
NRF自一九一一年起创立了自己的出版所，最初出版的书是纪德的《依莎培尔》，克劳台的《抵押品》，和腓立普的《母与子》（La Mère et lEnfant）。一九三七年诺贝尔文学奖金得主杜加尔初期的作品《约翰·拜罗》（Jean Barois）是NRF出版社在一九一二年出版物中最畅销的一本小说。
一九一四年大战开始，杂志停顿，但出版社的工作仍照常进行，而普卢的全套小说，波特莱尔全集，贝玑全集都是在这可怕的年代开始付印。NRF出版社最初也由里维埃主持，但全部设计则不能不归功于纪德，许伦贝吉，与加里马（Gaston Gallimard）。他们三人对出版事业所包括的技术上的种种问题其实也都是外行，但由于共同的探讨与摸索，当年这小小的出版机构以后却愈来愈发达。今日的加里马书店（Librairie Gallimard）在法国出版界已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B第二阶段一九一九—二五
战争使一切改观，而这影响在心理与精神生活上尤为显著。战争中，为求生存，为抵抗外力的击袭，人人都须采取集体而一致的行动。战争要求纪律，它限制了在平时生活中占着如许重要地位的思想自由与批判意识的存在。但一旦和平来临，突然要恢复这已失去了的智能生活的习惯却着实是一件难事。现在与过去已完全脱节。回顾战前的生活，正像在废墟上眺望着江洋大海，自然地引起了不安，踌躇，与惶恐的心绪。人人像已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多少在过去精神生活中的思想方式，这时都显得像是一些又讲究而又过时了的东西。
NRF于一九一九年六月复刊。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时被征召的作家们这时不少都已在战场上完成了他们神圣的使命。据“从军作家协会”（Association des Ecrivains Combattants）所发表的《阵亡作家选》（Anthologie des Ecrivains Morts la Guerre）上的统计，第一次大战时法国一百五十万阵亡将士中作家共占四百五十人。NRF仝人从此已再见不到独创《半月手册》（Cahiers de Quizaine）的贝玑（Ch.Péguy），以及写了《大磨纳》那样动人的小说的傅尼哀（A.Fournier）。创始人中，日虹与哥波已皈依天主教。步兵中士里维埃在战争初年被俘，虽经大病，却在集中营中完成了他一部分的“作家研究”，这时便重又回来出任NRF的主编。什么将是NRF今后的方向？里维埃在复刊号上指出：在文艺上，NRF将尽力于辨向的工作，将揭发一切已失时效的唯美企图，将促进艺术上智力的发挥；在思想上，不拘政治性的或文艺性的，左倾的或右倾的，正面的或反面的，只要确是经过思考而其动机是诚恳的，NRF准备一律包容。换言之，NRF希望自身成为作家们更自由与更合理性的结合。
NRF在它第二阶段的史的发展中最初遭遇到的问题，即是关于“智力应用”的论争。对这问题，NRF作家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有的认为经过长时期战争的压抑，如今应该是软化了的批评精神抬头的时候。人们应该有对各种问题“探究”的自由，“怀疑”与“否定”的自由。另一些作家则更顾及到脱离危险境界的时期并不很久，过分的自由将松驰了应有的警戒。这显然是战后精神生活上最自然地产生而最迫切地须求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九一九年十月号上里维埃所发发表的《保卫法国智力》（Défense de lintelligence francaise）是NRF在这论争中的一篇重要文献。但这论争的起点却远在NRF圈外。
当战事结束不久，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与巴比塞（Henri Barbusse）领衔发表了一篇宣言，其中责备法国作家们由于把思想完全奉献给了国家，由于受了“右派战争”的利用，因此削弱了法国思想界固有的力量。一向以右倾分子闻名的马西斯（Henri Massis）这时也集合了另一批作家发表了一篇答辩。他在文中主张保卫“法国智力”，主张以全国的智力来谋全国的利益。怀着胜利法国的自负，他要求全法国智识分子为守卫法国文化与文明而贡献他们的智力。
NRF在原则上并不反对马西斯保卫法国智力的宣言，但它却发现了其中立论的矛盾。他们认为如果法国智力应该完全为法国谋利益，那被保卫的对象就已不是法国智力，而是藉它而受到保卫的法国。他们指出真正应该受保卫的是法国智力本身，换言之，使它不为一切所左右，使它能有自由的发展。这是里维埃在他的《保卫法国智力》一文中所阐发的第一要点。第二，马西斯宣言中曾说要使法国思想自由发展，第一步应有一个能自由生存的法国。里维埃则认为今日法国要求生存，本身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法国是战胜国，而法国尤其足以自傲的，是她有足以战胜任何其他国家的智力与文化。他在文中的第三点又进而阐明了他对“智力”两字的解释。马西斯宣言中认为智力是构成团结与统一的最大因素，因为智力的特征是它所具的“综合性”与“组织性”。里维埃相反，认为智力是一种“区别官能”，它最主要的活动是“辨识”与“分析”。如果在这两点不能使它有自由的发展，则智力永远无法接近真理。结论他认为马西斯的保卫智力运动本身却缺少智力的气质，因为它只把智力运用作为政治的工具，而非思想的工具，因为它只把智力看作是维护正统思想的工具，而抹煞了一切非正统思想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