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里维埃这篇文章并不能代表NRF仝人一致的观点。日虹在仝年NRF十一月号上对这问题提出了他的意见。首先他指出了思想最大的敌人莫过于思想本身（日虹这时已皈依天主教）。他认为把智力一味应用在“辨识”与“分析”，结果将必然造成怀疑与虚无的空气。因此他主张用智力来复兴单纯而大众化的艺术。里维埃由于相信法国智力的优越，因此主张智力复员，换言之，也即恢复到升平时代的自由状态，日虹却认为智力在动员状态下更有利于刚性艺术的发展。
许伦贝吉在一九二〇年正月号上也提出了与里维埃相反的意见。他认为如果把智力只看作是一种区别官能，则不啻是使人人去从事于废墟的欣赏。
纪德由于不愿因这争论而恶化了NRF仝人的结合，因此对这问题最初始终保持缄默。直至一九二〇年六月号上他才表示了他的立场。他认为战后的一代无疑已站在这难于决择的岔路上：思想自由发展固足以破坏当前一时的人为的安定与秩序，但思想的统制与妥协，其结果将更自欺欺人。他认为“祖国”这观念是一种极复杂的集合品。保卫祖国，不仅是保卫它的土地，教堂，与产业，而同时是它更可珍贵的智力与道德的品质。前者的损失是明显的，后者的消失却往往不是立刻可以发现的。他不赞同里维埃所自负的法国智力与文化的优越感，相反，他认为目前它们正在最严重的危机中，这才使他怀着隐忧。另一方面，他承认思想这东西最易为个人或民族的利益所左右，但他认为思想真正的价值应该是它的独立性；他不认为任何羁束或统制会对思想是有利的。因此他主张任思想走它自然的道路。
这一切都反映出长期战时的纪律生活对精神所起的反响。战后的NRF由于更接近了现实，因此也愈真切地反映了它所经历的时代。凡有发自这时代本身的一切都曾受到过它的关切。即以战后初年出现于文坛的最古怪的“达达主义”（Dadaisme）而论，纪德在一九二〇年NRF四月号上，里维埃在八月号上都曾对它有过恳挚的检讨，并寄予坦率的同情。
“达达主义”最彻底地表现出战后一代精神上的彷徨，从而引起对道德，对文学，对一切的反叛。它的创导人是柴拉（Tristan Tzara）。一九一六年这集团在瑞士聚会时就有了“达达”这名称。所谓dada，意思也即“无所谓”。至一九一九年“达达”的主力才转移到巴黎。但这运动的范围并不仅限于文学与艺术。“达达”反叛一切，它企图把个人从一切传统的教条，公式，与定律中解放出来。它推翻整个过去，消灭一切“价值论”。它用作宣传的工具是宣言，诗歌，绘画，雕刻，与演剧。一群年青作家在“达达”的旗帜下创刊了两种杂志：“文学”（Littérature）与“南北”（NordSud）。“达达”既然主张毁灭一切受教条与法则所束缚的艺术，便企图另创一种高于现实的艺术来替代一向顺从现实的艺术。梵乐希与纪德都曾为他们的刊物写过稿子。纪德的《新的粮食》的片断曾发表于《文学》创刊号上。“一笔勾销。我把一切都一扫而空。从此完事！我赤裸裸地挺立在处女地上，在另换新生命的天空前。”“我梦想种种新的和谐。一种更微妙，更坦直，没有修辞，而也不想证明什么的文字的艺术。”把纪德类似的憧憬和柴拉在达达七大宣言中所夸耀的创作方法合看，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拿起一份报纸，拿起一把剪刀，选定一篇文章，把它剪下，再把它剪成个别的单字，把它们放进一个口袋中，再拿来摇动……”把这摇出的单字拼合起来，便成了达达式的作品。“达达”在否定一切中很快自身也受到了命运的否定，但曾在它旗帜下的青年作家中如勃乐东（A.Breton），苏波（P.Soupault），阿拉贡（Aragon），爱吕亚（P.Eluard）以后都成了NRF的新力量。他们不仅在继起的“超现实主义”中发挥了他们的才具，而且在当代文学中都占了重要的地位。
里维埃在NRF上对“达达”表示同情，因为他认为“达达”所提出的口号实际确也代表了大多数作家心底的呼声，不过别人没有他们胆大，缺乏他们的朝气；而达达式的破坏主义也确实替当时文坛扫除了多少应该受扫除的陈腐与障碍。纪德在一九二〇年NRF四月号上《论达达》中曾说：“达达是洪水，洪水以后一切都须从头开始。”积极性的建设之前有时也少不得经过一番消极性的破坏。又说他所以关心“达达”，因为这些年青人形似反动的表现，实际却是真正服从了并反映了时代的潮流。他所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在这时代浪花上所飘浮过的瓶塞，宁说是这层叠起伏的浪花本身。
一九二〇年代继“达达”而起的是“超现实主义”（Surréalisme）。它和“达达”表面上虽有相似之点，但在本质与企图上却很有差别。达达是彻底性的极端性的破坏主义与否定主义。它叫喊，它咒骂，它反文艺，反道德，反社会，总之是反一切，而它自身既无一定的方向，也无确切的理想。而“超现实主义”则除主张摆脱传统以外，另有它建设性与积极性的方面。它并不把过去一笔勾销，但它企图另循一种有系统的心理与哲学的途径，在精神领域上作过去尚未受人所注意的方面的探究，从而对很多悬而不决的问题去求解答，而使生命由此更增添一重新的意义。超现实主义于一九二四年发表它的第一次宣言。一九三〇年又由它的领导人勃乐东发表第二次宣言。
超现实主义派奉耐尔范（Gérard de Nerval），韩波（Rimbaud），罗特莱蒙（Lautréamont）与亚波里耐（Apollinaire）这一系统的诗人们作祖代。“超现实主义”这名称即是袭用了亚波里耐所用过的“超现实”（Surréaliste）这一个字，换言之，也即超于我们日常所眼见所承认的现实。
在文艺上，超现实主义派作家不但反对浪漫主义的逃往另一世界的躲避主义，同时也反对自然主义贴附外在现实的执迷。他们主张现代诗人应该藉对具体现实（Réalité concrète）无条件的接受中去实现路南（Renan）所谓“真正的无限”（Infini réal）。他们认为一般人对现实的观念完全基于某种既定的秩序，而这“既定秩序”最足妨碍“真正无限”的探求，因为“真正无限”存在于事物的无秩序，而这无秩序正是“具体现实”中向未被人所发现的本质之一。超现实主义派诗歌与绘画所以显得晦涩与不易理解，即由于作者摆脱了习俗的逻辑观念，而企图从他作品中去表现出这“无限”的体具面目。以文学中的意象为例，向来我们用对比（Comparaison）去构成意象，而超现实主义派却用“矛盾”（Contradiction）去构成意象。我们目光所及的是“现实”，而他们所探求的是超于现实的现实。勃乐东的小说《娜耶》（Nadja，1928），阿拉贡的《巴黎的农人》（Le Paysan de Paris，1926），爱吕亚的诗集《一个生命的底层》（Les Dessous dune Vie，1926）都是超现实主义派最成功的作品。
NRF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五年这一阶段中除出版社在规模上的扩大，出版物质量上的增加以外，杂志自身方面，由于成名作家的合作与新进作家的成长，在文坛上也愈来愈发挥了它的力量。在这期间除原有的撰稿人以外，新增加的特别值得指出：
莫里雅克（Franois Mauriac，1885—）——小说家。
蒙德朗（Henri de Montherlant，1896—）——小说家。
罗雪尔（Drieu la Rochelle，1898—）——小说家，批评家。
莫朗（Paul Morand，1888—）——小说家。
马塞尔（Gabriel Marcel，1887—）——戏剧家，批评家，哲学家。
洛德（André Lhote）——艺术批评家，画家。
沙尔蒙（André Salmon，1881—）——诗人，小说家，批评家。
许贝维（Jules Supervielle，1884—）——诗人，戏剧家。
马克渥朗（Pierre MacOrlan，1883—）——小说家。
勃乐东（André Breton，1896—）——诗人，小说家，批评家。
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诗人，小说家，散文家。
克莱弥（Benjamin Crémieux）——批评家。
雅各（Max Jacob，1876—1944）——诗人，散文家，画家。
斐南台（Ramon Fernandez）——批评家，小说家。
杜博（Charles Du Bos，1882—1939）——批评家。
茹昂陀（Marcel Jouhandeau，1888—）——小说家。
布拉（Henri Pourrat，1887—）——小说家。
阿兰（Alain，1868—）——散文家，哲学家。
苏波（Philippe Soupault，1897—）——诗人，小说家，批评家。
拉克戴（Jacques de Lacretelle，1888—）——小说家。
阿朗（Marccl Arland）——小说家，批评家。
哥克多（Jean Cocteau，1891—）——诗人，戏剧家，小说家。
莫洛亚（André Maurois，1885—）——传记作家，小说家，散文家。
贝里哀（OdilonJean Périer，1900—1928）——比利时诗人，小说家，戏剧家。
般达（Julien Benda，1867—）——哲学家，论文家，小说家。
普来福（Jean Prévost，1901—1944）——小说家。
安普（Pierre Hamp，1876—）——小说家。
爱吕亚（Paul Eluard，1895—）——诗人。
作品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纪德在这时期发表了他唯一的长篇小说《伪币制造者》，与他的自传《如果麦子不死》的一部分；此外小说方面最主要的有莫里雅克的长篇《火河》（Fleuve de Feu），普卢《往事追迹录》的主要片断；论文中阿朗（Arland）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号上发表的《论新世纪病》（Sur un nouveau mal du Siècle）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我们已指出过反映了战后一代彷徨感的“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阿朗在《论新世纪病》中又指出了另一类型的彷徨：“自我文学”的流行。在这失去了一切信仰与一切偶像的时代中，慢慢人们觉得唯一具有真实性的是“自己”，从而产生了大量的自传体小说。他们企图从自我检讨中去发现“人”这东西的真理，但结果除了带来一些个人性的回忆以外并不曾使文艺找到了真正的道路。阿朗把这一时代的彷徨与不安，和这大量的自我文学统称之谓“新世纪病”。
里维埃于一九二五年三月突然死于伤寒，这是NRF莫大的损失。他的去世结束了NRF史的第二阶段。
C第三阶段一九二五—四〇
波朗（Jean Paulhan）于一九二一年起已担任NRF的秘书，里维埃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去世后即由他继任主编。从气质上说，没有再比这两位主编更不同的。里维埃是一个诚恳而富于热情的年青人，波朗却以持重与宽大见称。这在作为一个“中间人”地位的杂志主编人则未始不是一种优点。波朗接编NRF以后第一件所关心的事情，是使杂志始终能与时代保持不断的联系。当里维埃主编NRF的时代，波朗已经常替他留意新进的作家，如一九二〇年代勃乐东，爱吕亚，与阿拉贡的加入NRF，以及稍后的茹昂陀，阿朗，与许贝维，都曾得力于波朗。这时他更接受了纪奥诺（Jean Giono，1895—），柯林（Julien Green，1900—）与玛尔洛（André Malraux，1901—）。在编辑上，波朗有他独特的作风。他爱在他编辑室中试探往来的作家们对各种问题与趣味的反应，去决定他对每一期稿件的选择与配合。他使每个作家能发挥他一己的特长，而对杂志本身则处处顾及到内容的调和，时代的潮流，与读者的兴趣。在法国文坛上着实发挥了指向与导引作用的NRF的评介栏，在波朗主编期间更采取了专职制，如小说由阿朗（Arland）主评，戏剧由克莱弥（B.Crémieux）与普来福（J.Prévost）主评，诗歌由乐内维（Renéville）主评，外国文学由格罗都桑（B.Groethuysen）主评，此外许乐才（Boris de Schloezer）主评音乐，洛德（A.Lhote）绘画与艺术，玛利安（Denis Marion）电影；梵尔（Jean Wahl）哲学，卢则蒙（Denis de Rougemont）宗教。
小说依然占着NRF最大的篇幅，因为在现代文学中，它已几乎有并吞其他一切类型的趋势。NRF对各种性质的小说都刊载，即如萨特（Marquis de Sade）的恐怖小说，NRF也不忽视它在小说上的地位。而斐南台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号上还阐发了侦探小说的重要性。他认为这小说体裁最注重于叙述上的磁性力，最需要有思想与动作密切的联系，最适宜于帮助我们逃出知识主义的黑屋子。但NRF最大的注意力无疑依然集中在心理小说与冒险小说。
作品方面一九三〇年前特别值得注意的有普卢的遗著《追回时日》（Le Temps retrouvé），纪德的《伪币制造者日记》（Journal des Fauxmonnayeurs）与《刚果纪行》（Voyage au Congo），商松（André Chamson）的《途中的人们》（Les hommes de la route），与柯林的《人间旅人》（Le Vovageur sur la ter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