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事业中的罪恶
两三百年前，许多英国港口城市在奴隶贸易中发了大财，比如伦敦、利物浦、兰开斯特、格拉斯哥，以及我留学的城市布里斯托尔。欧洲人贩卖非洲奴隶的勾当可以追溯到15世纪中叶，前后持续了400多年。成批成批的大活人居然可以像牲口一样，被一帮异族有组织、合法地买卖，而且旷日持久，简直难以想象。当年贩奴的有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普鲁士、丹麦、瑞典等诸多国家。英国人并非这桩罪恶的始作俑者，它比挑头的晚了200多年。但是后来居上的英国商船总共贩运了350万非洲人，占400年奴隶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还多。其贩运规模之大、积累财富之巨，均达到令人惊愕的程度。那个年月致富的英国商人攒下了殷实的家底，在城市的最好地段买地置业，这些房子至今不失其雍容富贵。
我留学时住的宿舍楼在布里斯托尔市中心，出门是市政府和大教堂，楼后的大乔治街上有一处历史遗迹——乔治屋（TheGeorgianHouse）。乔治屋当年的主人叫约翰·皮尼（JohnPinney），他曾在中美洲加勒比海的西印度群岛上经营种植园。1783年退休后，皮尼带着家小和两个奴隶来到布里斯托尔安度晚年，并创建了利润丰厚的糖业商行。那时候欧洲市场对糖的需求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种甘蔗、制糖、加工糖和贩糖都能挣大钱。糖业是名副其实的制造富翁的行业。而种甘蔗的苦力，都是被贩卖到西印度群岛的非洲黑人。所以说，甜蜜事业中的罪恶让众多英国人，当然还包括其他国家的欧洲人，过上了好日子。
在乔治屋主人皮尼生活的时代，英国的诸多港口城市在贸易的刺激下迅速发展，布里斯托尔是个典型。进口的蔗糖和烟草来自西印度群岛，源源不断的出口商品由本地产能过剩的纺织业和制造业提供。由于城里的蔗糖、烟草、棉花加工及制造业迅速发展，城市周边贫困地区的大量人口进城务工。从1700年到1801年，布里斯托尔的城市人口从2万增加到6.4万。如果找一张1742年的布里斯托尔地图，你会发现上面比50年前的图多了几个玻璃工场。生产出的玻璃瓶子，大多用来装白兰地、啤酒、葡萄酒和苹果汁。和纺织品一样，这些东西的目的地是非洲西部和西印度群岛。
商船从英国港口装上货，在大西洋中向南行驶到西非海岸，卸货装奴，再横跨大西洋到达西印度群岛把奴隶贩卖给种植园主，然后装上糖、烟草和朗姆酒返回欧洲。这条横跨大西洋的航线是三角形，虽然奴隶只出现在一个边上，但是没有这个边，其他两个边就不存在。因为，是奴隶在西印度群岛上种甘蔗、制糖，创造最根本的财富。因此奴隶贸易又叫“三角贸易”。
这里还是说布里斯托尔的皮尼。他带到英国的两个奴隶中有一个叫佩罗（Pero）。佩罗被皮尼买下时只有12岁，当时，皮尼买了三个小孩和一个成人奴隶，一共花了115英镑。有人算过账，这些钱现在值5750英镑，人民币六万元左右。15000块钱一条人命，还加跨洋运费，可见奴隶命贱。佩罗服侍皮尼一家32年，直到45岁病死也没有自由身。1999年，布里斯托尔市中心的一座小桥被命名为佩罗桥，以示纪念。皮尼的富裕程度可以从乔治屋内的结构看出来。从外面看，这栋不起眼的楼房只有三层窗户，十分朴素。但是屋里有六层，内部装饰和家具十分精美。采光充沛的主人卧室在三层，房间设计简洁而精致。由于乔治屋建在小山上，从卧室的窗户望出去，布里斯托尔港口的全貌尽收眼底，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感觉扑面而来。
由于离得近，我经常去乔治屋转悠。看了几次，就发现了一些门道。一进门是面积不大的过厅，厅两侧是宽大气派的楼梯，但这是给主人和客人用的。用人有自己的楼梯，隐藏在门厅一角。用人楼梯是螺旋而上的圆梯，狭窄得只能容一人通过。看到这样隐蔽、局促的楼梯，我脑子里出现了用人小心翼翼地端着碗盘上下的情景。窄梯通向地下室，那里豁然开朗，宽敞的厨房和洗衣房衬托出主人的排场。厨房里，锅碗瓢盆和大号铜质炊具整齐地陈列在桌子和墙上，透着当年主人生活的气派。不难想象，楼上主人与客人享受的优雅生活全靠地下室里用人们的忙忙碌碌。不过用人再辛苦也比奴隶强，因为用人有自由。
1818年皮尼死后，小儿子查尔斯继承了乔治屋。查尔斯嫌乔治屋小，不久另造大宅。
在18世纪英国贩奴的高潮阶段，布里斯托尔是仅次于伦敦的英格兰第二大城市，也是参与贩奴的主要港口。最初，伦敦的皇家非洲公司垄断对非洲贸易。在高额利润驱使下，布里斯托尔一边冒着船货两失的风险偷运，一边游说英国议会废除垄断。1698年，垄断被打破。这以后的100多年里，大多数布里斯托尔城里的商人、牧师和政客都支持奴隶贸易，因为他们都得到了实惠。那个年代，布里斯托尔有16任市长都做蔗糖生意。众多街头小贩也让水手带上袜子、肥皂一类的东西挣点小钱。好多挣了大钱的商人还热心公益，捐资修建图书馆和戏院等公共设施。这么多人受益，城市怎么可能反对贩奴？
当然，反对的声音并不是没有，主要来自宗教改革派和被迫出海的水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的进步，1807年3月25日，英国在众多贩奴国家中率先通过禁止本国船只贩运非洲奴隶的法案，四个世纪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走向灭亡。推动议会通过废奴法案的议员叫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Willberforce）。2007年3月，讲述威尔伯福斯唤醒英国民众良知的电影《奇异恩典》（AmazingGrace）在纪念废奴200周年之际上映。当年，全世界都在纪念废奴200周年，有各种展览、音乐会、游行、演出等。然而这些活动所传达的声音迥然不同。在英国，一些非裔团体要求政府承认那段“反人类罪恶”、正式道歉并赔偿奴隶后代。而一些社会精英、舆论领袖认为道歉是无稽之谈。他们声称，英国在仍然有利可图的情况下率先禁止奴隶贸易，这种义举犹如“启蒙的灯塔”，值得自豪。
双方都在报纸上理直气壮地摆事实、讲道理。孰是孰非？
这就要仔细辨别那段辛酸史了。
甜蜜事业中的罪恶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欧洲人开发美洲新大陆的产物。英国的北美殖民地造就了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是当年“五月花”那样的移民船并没把所有英国人运到美利坚。17世纪，英国移民中的70%去了中美洲的西印度群岛，因为那里适宜种糖，是财富的源泉。
早在1660年，英国进口货物中糖的价值就超过了其他商品。但是中美洲热带岛屿的气候恶劣，人口死亡率极高。在巴巴多斯，15万白人移民活下来的只有2万。1700年以后，这里的英国移民锐减，但是英国市场对糖的需求持续增长。欧洲糖消费量的三分之一进了英国人的嘴巴。历史书上记载：“到了1750年，连英国农场里最穷的农民媳妇都要在茶里加一点糖了。”除了糖，用甘蔗汁和废糖蒸馏制成的朗姆酒特别适合英国人的口味，成了英国海军的军需品。前文提到过，种糖的都是被跨洋贩卖到种植园的非洲奴隶，正是这些低廉的劳动力让英国人过上了甜蜜日子。
由于欧洲糖市场不断扩大，糖产地西印度群岛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增长，贩奴成了利润惊人的“好生意”。奴隶从非洲西海岸到达大西洋另一头后价格上涨七八倍。从1662年到1807年，巨额利润驱使英国贩奴船在跨大西洋三角航线上走了一个半世纪。
什么样的英国人贩奴呢？约翰·牛顿（JohnNewton）是其中之一。他属于航海世家，20岁出头就当了贩奴船船长。不过，他也是一个虔诚的牧师和世界闻名的作曲家，良心发现后参加了废奴运动。他的日记记载了许多跟非洲奴隶贩子讨价还价的细节。一次他用木材和象牙换了八个奴隶后觉得吃亏了，因为其中一个“嘴巴不好看”。他在日记中抱怨：“身体好的男奴买主太多，价格是以前的两倍。”至于女奴，牛顿不要“乳房松懈”的。当一个女奴死亡时，牛顿这样记录：“一个身体好的女奴死了，11号。”这些奴隶不但没有名字，而且连人称代词都不配用，牛顿用的代词是“它”（it）。
贩奴的风险很大，航程中不但可能爆发霍乱和痢疾，船主还要经常提防奴隶暴动。在甲板下，奴隶被铁索拴在一起，蜷缩在70多厘米高的空间内，牛顿曰“像架子上的书”。牛顿一旦发现奴隶私藏刀子一类的危险品，就用脖子上的枷锁和拇指铐管束。由于过分拥挤、卫生条件恶劣、缺乏运动和营养，七分之一的奴隶熬不到航程的终点，而船员的死亡率居然更高——17%。后来，白人海员的高死亡率受到舆论谴责，并成为掀起废奴运动的原因之一，着实令人费解。
更令人费解的是贩奴者的心态。牛顿是牧师，肩负着拯救灵魂的使命。航行中，他要向所有船员传播上帝的福音。然而对甲板下的那些苦难灵魂，他居然心安理得地没有任何愧疚。在给妻子的信中，牛顿说这些奴隶被巫术和魔法欺骗，满脑子恐惧、无知和迷信，完全是一群陷入邪恶的另类生灵。牛顿觉得这些奴隶根本不能理解上帝赋予人类的宗教、自由和爱。在那个年代，牛顿的思想具有普遍性。譬如，一些种植园园主干脆坦言，非洲人就是劣等种族，既没有道德感，也没有推动科学和文明进步的能力。
到达目的地以后，奴隶的命运更加悲惨，死亡率高得无法想象。到1750年，先后有80万奴隶被卖到英属加勒比群岛，而那里的奴隶总量不到30万。一个巴巴多斯种植园园主甚至计算出蓄奴公式：“要维持100个左右的存货，每年需要购买8到10个新奴隶。”除了死亡、疾病、苦疫和热带气候的折磨，女奴还饱受性侵犯，混血后代则在备受歧视中重复着被奴役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