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说来，禽流感不但促进了家禽饲养企业加强自律，而且推动了家禽养殖业现代化。但是，小规模饲养和农户饲养的鸡鸭怎么办呢？我们国家60%的家禽产量是小规模饲养和散养的贡献，这恰恰是防控禽流感的薄弱环节。对此，农业部采取春季和秋季集中强制免疫的办法，通过给家禽打疫苗保证小户和散养户不发生疫情。但是在泰国，政府禁止使用疫苗，不过，禁令有漏洞。农户购买走私疫苗，偷偷给自己的家禽免疫。这是为什么呢？
走私疫苗的背后
2007年年初，我再赴泰国采访，目的地是北部城市清迈。坐在曼谷到清迈的航班上，我开始浏览《曼谷邮报》。说来凑巧，一条消息跳进了我的视线：泰国警察查获3名曼谷居民走私中国禽流感疫苗。警方称3名走私者参加了一个禽流感疫苗走私集团，该集团多次向国内走私贩卖疫苗。报纸上还说，虽然泰国政府禁止使用禽流感疫苗，但是家禽饲养者通过走私渠道为家禽免疫，这种情况在北部省份十分普遍。
到了清迈，我跟帮忙联系采访对象的朋友说，想了解一下走私疫苗的事情。第二天，我的这位朋友手提花篮，把我引见给卫生部门的官员。看着他们不断地互相点头作揖，那个不厌其烦的礼貌劲儿真让我感到新鲜。即便这样和颜悦色，那位官员还是拒绝在媒体上公布姓名，只答应聊聊天。这样的态度并非意料之外，禽流感的话题比较敏感，而且牵扯的政府部门多。同样是疫情，人感染了归卫生部门管，家禽闹病了归农业部门管。所以政府官员都不愿意说，说多了，人家说你越界、不懂事。不过，整个采访的过程十分顺利，官员健谈而且有问必答，让我受益匪浅。
这位官员说，目前的疫苗并不成熟，免疫后不发病的家禽如果传播病毒，卫生部门连传播途径和感染源头都找不到，这会给防控工作增加难度。他说，越南大量免疫家禽，可是没有阻止新疫情在湄公河三角洲快速蔓延。对于疫苗的使用，一些养殖户和专家认为，给家禽打疫苗可以保证家禽不发病、不死亡。而一些病毒学家认为，使用疫苗会导致病毒加快变异，继而引发大面积疫情爆发。实践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免疫的家禽虽然不发病，但是携带、排出病毒。另外，国际市场对禽产品有严格质量要求。保证出口市场份额，也是泰国政府禁止使用疫苗的原因。异国采访，人生地不熟。了解到大量信息后，发现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比如，越南的家禽免疫为什么不成功？免疫后的家禽如果带毒不发病，人吃了会不会有危险？这些问题只好回国后再弄清楚了。
回到北京，我先找到了北京市畜牧兽医总站的高级兽医师曹平。曹老师说，我们的疫苗完全可以控制甚至消灭禽流感病毒，关键在于坚持正确和长期的免疫方法。至于免疫后家禽带毒不发病的说法，的确有这种现象。但是，肉鸡50多天出栏上市、蛋鸡500多天淘汰，即使免疫后的鸡带毒、排毒，那么带多少毒？排多少毒？毒在鸡体内存活多长时间？这些毒能否造成危害？这些问题技术性很强而且没有定论，争论的现实意义不大。如果媒体大张旗鼓地讨论这些问题，极其容易造成公众恐慌，而且没有必要。
实际上，人吃了带毒没发病的家禽也出不了事，前提是弄熟了。这个结论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中文网站上表述得文绉绉的：“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任何人曾因食用适当烹煮的家禽和家禽制品感染疾病，即使这些食品曾受H5N1病毒的污染。”这就是为什么当年的泰国总理他信在禽流感闹得最凶的时候，敢拍胸脯承诺自己掏腰包赔偿吃鸡肉身亡的百姓。那是2004年年初，泰国政府为了控制疫情，扑杀了1400万只家禽。但是老百姓对禽肉依然恐惧，谁也不敢吃鸡。再这样下去，泰国的家禽养殖业难以为继。因此，国家领导人充分利用大众传媒，一边向公众宣传食品安全知识，一边促进消费者恢复信心。他信总理在每周一次的广播讲话中说：“如果鸡肉彻底煮熟了，则是百分之一百万的安全。对那些不与鸡类直接接触的普通民众，如果因食用了受感染的鸡肉或鸡蛋而死亡的，我将自己出钱，补偿他的亲属三百万泰铢(约七万多美元)。”为了打消人们的顾虑，他信总理还亲自到曼谷的一家餐馆里点了一盘鸡肉自己食用。另外，泰国政府也组织了全国性的“吃鸡日”活动。这些活动通过大众传媒广泛报道后，增强了消费者对禽类产品的信心，避免了养殖业的进一步经济损失。
禽流感中的发展问题
进一步探讨疫苗问题，我会发现禽流感防控策略与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关。发达国家的做法是，发现疫情后坚决扑杀可能感染的全部家禽，绝对不用疫苗。发展中国家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养殖模式限制，实行单一扑杀措施困难重重，只好免疫和扑杀相结合。在美国和西欧国家，家禽养殖企业是集约化经营，一旦发生疫情全部扑杀，甚至放弃疫情发生地的禽舍，另建场房。这样可以保证一个时期内不再发生疫情。
此外，政府的补偿政策往往决定扑杀成败，财力充足的国家一般扑杀得干净彻底。比如，2001年英国控制另一动物传染病——口蹄疫的做法就能说明补偿金的作用。政府以高出市场销售价格的金额补偿农户，农户不但积极配合扑杀病牛，甚至把没病的牛也一并屠宰，领取赔偿金。对于政府来说，积极赔偿农户的做法虽然昂贵，但是能够在疫情爆发初期迅速消灭感染源，遏制疫情传播。泰国是东南亚国家中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因此在2003年年底爆发禽流感后执行了扑杀不免疫的禽流感防控策略。
然而在另一些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家禽散养比较多、政府补偿金的数量和兑现能力都不尽如人意的国家，扑杀措施难以完全落实。比如印尼，2007年年初，首都雅加达发生4起人感染禽流感死亡病例。雅加达市长立即下令，两周内市区内禁止自养家禽。如果政府发现居民院子里还有家禽，或没收或扑杀。但是，这一严厉措施并没有落实。因为政府给被杀的每只病、死禽的补偿金只有市场销售价格的三分之一。对于健康家禽，政府没有补偿，禁令生效前居民要么卖掉，要么自己吃了。这样的补偿政策怎么能得到老百姓的配合呢？印尼是世界上人感染禽流感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绝大多数感染是患者接触病、死禽鸟所致。政府禁令的主要目的是改变人、禽接触频繁的传统生活习惯，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2008年年初，印尼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人感染禽流感死亡病例过百例的国家。这只能说明，印尼的扑杀政策没有成功。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家禽养殖是一种投入低、见效快的经济模式。特别是对于散养家禽的农户来说，自家庭院里的鸡鸭不但为隔三差五打牙祭提供了方便，而且还能在急用时换几个活钱花。用农业专家的话说，家禽是农民便宜、稳定的蛋白质和现金来源。然而，禽流感对散养和小户饲养模式提出了挑战。比如说农民的免疫技术水平，由于农户教育水平不高，预防措施往往执行不到位。拿消毒来说，这是杀灭各种病毒最简单、有效的办法。但是农户往往掌握不好配药的剂量，说明书上“从百分之几到千分之十几”的稀释比例对于一些农户来说实在是为人所难。药量少了杀不死病毒，多了人、禽健康受害。另外，具体操作上也经常出现问题，有些农户认为喷壶一喷，万事大吉，实际上剂量达不到不起作用。在泰国，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同样提出了教育的重要性。
在他们看来，防控禽流感其实很容易，关键是教育饲养者，让他们了解传染途径和预防知识。比如人禽分离，接触家禽时戴手套，之后洗手，病、死禽要深埋。然而难就难在如何教育那些散落在农村各地的农户。比如处理病、死鸡，有些农户就不按要求处理，而是吃了。印尼就发生过这样的病例，一家三口，吃鸡的人没事，杀鸡的人感染病毒后死亡。死的人就是在接触、切割死禽的过程中感染了病毒。还有前文提到的越南，我国农业部一位司长曾去越南指导免疫工作。他到现场一看就找到了免疫不成功的原因，执行免疫的人员没按照程序办，结果自然打折扣。即便在我国，实行强制免疫的地区，也有不尽人意之处，特别是在基层。基层兽医站的人力物力配备十分薄弱，很多兽医为了养家糊口都去给宠物治病了。到了免疫季节，为数不多的兽医真要是给农户的每只鸡都打了针，结果是家禽免疫了，自己的收入却下降了。
虽然防控禽流感有这么多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老百姓、养殖户和政府对付禽流感的知识和经验在不断增长，无谓的恐慌没有了。2009年新年伊始，北京出现一例人感染禽流感死亡病例。市卫生局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级应急响应状态。7天后，监测观察表明未发现人禽流感病例，应急响应状态解除。这件事情自始至终没在京城引起太多关注，街头百姓更没有像前几年那样，拒绝鸡鸭肉。这绝对是个好现象，因为人都变聪明了。这，还是瘟疫中的“危机”之道。代表中国的洋面孔身边的外国人越来越多，是家门口的全球化。
我1995年大学毕业后就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十几年来眼看着身边的洋人队伍越来越强大。刚进电视台的时候，海外中心只有英语和法语专家，加在一起，10个左右，都能叫出名字。他们的工作是给我们改稿子，把语言关。中国人外语学得再好，毕竟不是母语，让外国人润色一下十分必要，不然，很可能闹笑话。
有一次，我写了一条缉毒新闻。导语里说，警察抓毒贩，人赃俱获，毒贩身上有海洛因多少多少云云。导语是播音员念给观众的，最后一句通常是××reports(请看记者某某的报道)或者××hasmore（记者某某为您作详细报道）。那天，我写的导语最后一句是ZhuYanhasmore。外国专家打开稿子后，对着电脑屏幕大笑不止。我连忙跑过去，专家说：“你身上也有毒品？而且比毒贩还多？”我定睛一看，可不是。怎么能把ZhuYanhasmore（字面意思是“朱焱有更多”）放在毒贩子有多少毒品后边呢？这不成了播音员告诉观众，警察抓走了毒贩子，但是我们的记者藏了更多海洛因吗？言语之间，外国专家噼里啪啦键盘一敲，改成了ZhuYanreports。
10年前，电视台的英语节目不多（请注意，不是学英语节目），外国人来了也就是改改稿子，抛头露面的活没儿有他们的份儿。世纪之交，屏幕上逐渐出现了外国人。先是外籍华人，接着在专题和非新闻性栏目中出现了洋面孔。最近几年，变化特别大。尤其是西班牙语、法语、俄语和阿拉伯语频道开播以后，来自世界各地、操着不同语言的外国人穿梭在电视台的咖啡厅、电梯和楼道之间，还真有点国际化的意思。
跟这么多外国人一起工作，长知识。前两年，英语频道（CCTV9）来了个外国播音员，身材魁梧，相貌堂堂，主播体育新闻。他的脸黑黑的，但是英语很标准，听不出口音。我问他，你老家在哪儿啊？他说，萨摩亚。我在地图上找啊找，终于从浩瀚的太平洋里捞出几个小岛，加在一块，3000平方公里，不到海南岛的十分之一。看来，黑人不都是非洲兄弟。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开播后，萨摩亚人被挖走了，那边工资高。走之前，他可高兴了。能多挣钱，谁不高兴？
来中央国家单位工作的老外，归外国专家局管。我向外专局领导请教，专家的标准是什么？答曰，具备本科学历，有两年工作经验，就可以聘请为科教文卫专家。这样的条件，在学校教外语，来电视台改稿子，足够用了。干的活儿含金量不高，钱自然也多不了。但是，这话就怕反过来说。钱不多，怎么请有水平的人呢？不过，也有特例。电视台没花多少钱，就请了一个著名播音员，他叫埃德温·马厄（EdwinMaher）。埃德温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工作了20年，是墨尔本一带家喻户晓的天气预报员和新闻播音员。按理说，CCTV9的播音员在国内外观众中不会有太高知名度，因为国内观众懂英语的不多，国外观众大多看本国电视台。但是埃德温不同，他两者通吃。2007年年底，美国《洛杉矶时报》把他抛进海内外舆论焦点。一夜之间，埃德温成为太平洋两岸新闻圈里的争议人物。这件事情的影响之大，始料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