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位话语，虽建立在交流语境的基础上，但它不再是传统观念或外来观念的解释，而是对文艺学问题本身的独创性言说。本位话语的首要条件，是“本位的”，必须承认，本位是以我为主的思想方式；“本位”，实质上，就是“主位”意识的外显。“本位”不是偏向于他人的方式，“本位”决定了自我的言说方式，自我的理解方式。“本位”必须有主见，这“主见”不是“偏见”，也不是“私见”，而是在交流语境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创见”。唯有创见，才能推动文艺美学的发展；创见是有心的，不是盲从，更不是对时尚的妥协，而是接近真理、追寻真理的固执姿态。历史，就是因为具有这种创见的头脑而变得丰富多彩；心灵的秘密和自然的秘密，就是因为这种创见而趋向于科学的认识。人类因为这些具有创见的头脑，而不再盲目和愚昧，因此，提倡本位话语，在我看来，应该提倡独创的思想表达方式，应该追寻独创的思想话语系统，这样，就具有吞吐东西方历史文艺美学话语的思想器量和健全胃口，就有可能澄清文艺美学问题，纠正一些偏颇和错误。这种本位话语，绝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虽然是多元的本位话语系统，但是，由于在文艺美学问题的理解上具有一致性，因而，就形成了“观照”文艺的不同视角，这样，就易于形成对文艺美学的立体思维，而且，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克服个体的狭隘与偏见，在共同的文艺美学问题上，形成不同的文艺美学话语。这与自然科学确有很大区别，但这种多元并存的“本位话语”，才是对文学本质和人的本质以及生命本质的真正接近，在现代文化视野中，不可能形成单一性的话语系统。多元的话语系统存在特殊的免疫力，它能够克服话语系统内部的疾患，从而不影响对文艺美学的总体认识。本位话语，不仅是独创性话语的思想呈现，而且也是多元并存的交流话语的思想共振；文艺美学，不仅是革命性思想话语，而且是反权威性的思想话语。本位话语的言说方式，绝不是表层的引经据典，而应该是对历史话语的深层把握和对外来话语的内在理解。只有形成这样的言说方式，才不至于成为一个简单的“照着说”者。本位话语，必须是本质的深层的内在的言说，绝不是概念的发现和演绎，只有紧紧把握文艺美学问题，才会永远不至于丢失自己的“本位”话语。
2.4.2.民族价值观念与美学创造的本土思想经验
本位话语，就个体而言，是独创性话语，接近本源的直观话语，同时，从语言种属来看，又是民族性话语，具有原创性思想意义的民族话语。民族性话语，建立在集体独创性言说基础之上，是内在精神和内在价值观念的和谐统一，绝不是外在范畴和概念的共通。正因为从内在精神入手，从思维本质入手，东西方本位话语，才有可能形成“交流语境”，那种以外在范畴概念入手去建构和比较东西方本位话语的“思想企图”，是比较美学和比较诗学的“文化歧途”。极端地否定民族传统价值观念，是极其可怕的事。必须承认，基于意识形态的权威话语形态，不可能最大限度地解放公民的审美创造力和思想创造力，但是，历史的思想从来就是无限复杂的，有主导性思想，也有非主导性思想。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不要只寻着既定的思路去理解民族传统，也要寻着自由的思想传统去理解中国思想。事实上，中国古典思想中蕴含着许多有价值的道德伦理美学思想，因此，我们完全应该在民族激进思想传统的基础上重建民族美学观念。
本位话语，不仅是个体文艺美学工作者的价值创造依据，而且是民族文艺美学创造的价值依据。只有真正开发了心灵奥秘和文化奥秘的本位话语，才有可能给世界提供启示巴赫金的文艺美学独创，便是明证，参见《巴赫金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6—475页。，对心灵产生无穷启示的本位话语，必将获得世界的认同。中国人惯有的思维观念、价值原则和现实取向，阻碍了中国人的本位话语的独创，中国人过于依赖传统和圣贤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本位话语的非独创性和高度重复性。
古代文艺美学的重复现象与现当代文艺美学的重复现象，具有本质上的惊人类似，虽然分属两大不同的文化系统，但是，本位话语的创造，必须战胜这种惰性，必须战胜现实存在原则，必须战胜时尚的价值原则。如果不能超越这些戒律而直达本质，中国当代本位话语的重建依然遥遥无期，与这种重复性话语思维接近的，还有崇洋思维倾向。这一思维倾向，力图处处抗拒中国古典思维观念，而引入全新的西方思维观念，但是，这种全新的西方思维观念，又不是以创造性为前提，因而，成了“另类重复方式”。其实，模仿洋人的重复方式，与前面谈到的重复中国古典思维观念并无二致。因此，交流语境是历史性存在的，但当代文艺美学并未真正从这种交流语境中发展起“本位话语”。当代文艺美学的“本位话语”建立，也与另一重因素相关，那便是将文艺理论史与文艺理论两大领域的混淆和等同，将美学史与美学两大概念的混淆和等同。不错，黑格尔说过：哲学史即哲学本身。这一论述本身，包含着深义，即哲学的重大问题总是蕴含在哲学的历史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创造只是对哲学史的解说。哲学解释离不开哲学的历史语境，需要与哲学史上已有的声音和智慧进行交锋，这种对话和交锋，是为了发展，而不是为了重复，是为了真理，而不是为了观念本身。文艺理论史是历史的话语系统，文艺理论才是本位话语。文艺理论离不开文艺理论史，但文艺理论绝不等同于文艺理论史，同样，美学建构离不开美学史，但美学史不能代替美学建构。
在本土思想经验中，能否建立起真正自由的能够解放人的创造力的理论话语，这本身是有疑问的。在现代思想中，任何本土经验，都是在全球文化的比较观照范围之内形成的自我认知，所以，普世价值准则是必须遵守的，不必人为地寻找中国本土的普世准则，但是，对于普世准则，应该有中国自己的智慧性理解。事实上，在本土经验中，解决人生与自由问题，解决幸福与苦难问题，皆有许多独特的智慧。回到复杂的民族文化语境中去，从普世价值准则出发，去寻找中华民族的独特表达，这种思想的过程是富有意义的。就文艺美学而言，回归美学史，由美学史引出构建当代文艺美学的新思想，就成了理所当然的重要选择。回避美学史的丰富复杂性，文艺美学建构自身只能处于思想贫困状态。
美学史是历史话语系统，而美学才是本位话语系统。本位话语，需要以历史话语为根基，又需要个体的独创，尽管在思想观念上，当代学者把文艺美学和文学批评思想史截然分开，把美学思想和美学思想史分开，但是，事实上，这二者的界限并未划清，这也是本位话语无法真正建立的一重困境。对文艺理论思想史和美学史的深入研究和批评，是文艺理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文艺理论独创性话语的建立，又应看作是文艺理论思想史研究和批评的目的和归依。只有形成这样的认识，才能为本位话语的建立清除障碍，这就涉及到对东西方历史话语的深度把握和深度阐释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古典本位话语，一直处于被放逐的境地，或者说，对古典本位话语的解说，仅仅局限于经典本文或经典命题的文字解释或语言文字的音、形、义的诠释上，始终上升不到理性高度。可以看到，在寻求古典文艺美学话语的现代转换过程中，王国维、鲁迅、胡适都有其特殊贡献；在中国古典诗学领域中，郭绍虞对中国古典本位话语的系统诠释，奠定了一个思想史基础。郭绍虞的探索，首先，是对历史话语与经典诗学本文的系统整理，他试图恢复历史话语的本来面貌，这是理解古典本位话语的前提。其次，是对历史话语系统进行方法论和范畴论、观念论的解释，他对中国古典思想家的本位话语一一进行系统梳理，同时，又从观念论入手，将所有的本位话语纳入到问题意识之中。这是“史学的诠释”，还不能说是郭绍虞自己的本位话语，他为现代中国本位话语的创造提供了一个历史交流语境。后来者，还少有人站在这一历史高度进行本位话语的独创，因而，“六经注我”的方式，便成为当代本位话语的言说方式。自我被淹没在历史之中，只留下些微的踪迹和软弱的回音。
不能站在历史话语上进行当代本位话语的创造，是中国文艺美学的最大悲剧。中国现当代文艺美学研究，仍存在这样一个主导倾向，即对中国古典文论的不断再阐释。这些阐释，无论是方法论上，还是话语意义层面上，都没有真正超越郭绍虞，顶多是拈出一些范畴，丰富了一些命题。事实上，这种阐释，对于具有一定思想功夫的理论工作者而言，都是可能的，因为阐释的依据，是将原有的文艺理论话语重新选择，组合成什么样的话语方式问题。换汤不换药，老调子重弹，这也就是《文心雕龙》和《诗品》被不断地言说，而出不了新意的根本原因。因为不是从问题出发，而是从话语的表层构造出发，从语言文字出发，回归文学经典本文的文献学和语言学认知上来，所以，这种关于历史话语的言语，只能称之为语言重组，根本谈不上思想独创海德格尔论巴门尼德、康德、谢林，每每能够自出新意，就是因为他重视思想本身的探索，而不重视话语还原。参见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81—134页。；同样，关于古典文论中的气、神韵、风骨、韵味的阐释，总是游离于本位话语之外。现代新儒家哲学的本位话语重建，则打破了这种壁垒，而这种壁垒在文艺理论史研究中始终存在。我们对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阐释亦如此，几十年来，少有深度发掘，并且能与西方文艺理论界形成真正对话的“本位话语”。历史话语是始终存在的，我们仿佛只能走入历史话语，却走不出历史话语，因为我们缺乏西方思想家那种独创性精神，以及对本位话语的真理性与超越性追求。康德、休谟、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等，不仅能进入历史话语中去，更能把握思想问题本身。他们对认识论问题、本体论问题和语言论问题本身的兴趣，超越了对历史话语的重新编排之兴趣，他们以问题为根本，以交流语境为立场，才创造出独创性的本位话语。这是一个思维观念问题，更是价值观念问题，因此，现代学者把本位话语归结为思维观念的变革，只迈出了思想创造的第一步，还需要在价值观念上进行变革。我们必须形成超越直接功利而献身于真理本身的价值观念，才能真正形成当代中国的本位话语，显然，这需要超越“意识形态批评”的单一视角。
2.4.3.本位话语的诗意追求与民族价值观念的自由融合
如果把美学看作是文明发展的动力，那么，我们就会真正理解美学解释的意义。在中国古典性民族思想话语中，有许多美学思想充满了民族的独特精神智慧，特别是对生命的诗意追求，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精华所在，他们不仅强调积极地生活，而且强调正义光明地生活，生命中只有充满仁爱，才符合天道。所以，我们对生命的诗意理解，影响了传统的民族美学价值观，特别是审美与道德，生命与正义，审美与人生之间的联系，使我们的美学能够葆全自我的真性，又能使我们的艺术创造充满美的自由超越精神。基于此，一方面，本位话语的建构，召唤深度的美学思想批评；另一方面，本位话语的建构，又吁请学者独立思考和深入探索。我们总是预先接受“思想正误”的评判模式，然后，以这种思想评判模式去建立本位话语，这样，从一开始，我们就失去了与历史话语系统进行全面对话的思想文化语境，只能陷入偏见之中，而绝不可能形成独立的“本位话语”。我们必须冲破这种思想的樊篱，正视历史话语本身。文艺美学的历史话语，绝不等同于科学话语，因为文艺美学的历史话语必然要涉及政治、法律、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带有一定的思想倾向性，因而，也就意味着多重障碍。过去文艺美学思想较多地受制于政治，今天，则可以站在与政治平行的思想起点上思考文艺美学问题本身。本位话语虽与政治、法律、文化等相关联，但是，从根本上说，又是独立的具有自身思想价值的科学系统，所以，不必受制于“意识形态视角”，而可以把问题拓展得更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