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通夫、陈达《我国工厂法的施行问题：上海市的初步研究》）。童工的文化教育程度低，相应地降低了整个上海市民的平均文化水平，无法形成过硬的高素养的人才后备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上海的现代化进程。第二、童工的身心疾病归根结底还需社会来承担。“童工一多，则其后社会上势必增加许多早年衰弱而缺乏技术的劳作者，缺乏生产能力的人数增多，处处需要社会的援救，于是势必加重社会的负担”。［1］童工在工厂中受到的身体上和心理上的伤害，随着童工年龄的增大逐渐表现出来，同时童工属于这个社会，是社会人，因而童工的身心疾病仍将会被视为社会问题，“在儿童期内阻止其身心的发育，则来日成一孱弱无能的国民；此种人民皆危及国家的前途，扰乱社会的秩序”。［1］35因而这种现象势必增加社会不安定的隐患，最后还需由社会来解决。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儿童都是社会发展的希望。20世纪20、30年代，上海作为中国第一位的现代化城市，国际性的工商、金融大都市，其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上海产业工人的辛勤劳作，尤其凝结着上海数万童工的血和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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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沪宁波帮企业家的营销韬略
李瑊
宁波帮在上海投资、创办近代工业企业，举凡
上海具备的行业无不涉及，其中不乏执业中之牛耳者。他们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抓住各种机遇，奋发进取，辉煌沪上。考察其经营管理的特色，对当今企业文化的建设不无启悟。
一、注重科技力量
科技力量既包括体现近代科技含量的机器设备，也含括科技人员在内的人的因素。甬籍企业家通过在市场竞争中的成败得失，意识到只有引进先进设备，注重科技人才，将企业运行机制纳入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足。
我国民族资本企业创立之初，一般资本弱、规模小，设备简陋，专业技术、管理人才极度缺乏，大都未能进入以科学力量为内在动力机制的近代化轨道。如叶澄衷开设的燮昌火柴厂，在当时新兴的民族火柴工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当同期创设的荣昌、燧昌火柴厂因产品缺乏竞争能力而相继倒闭时，燮昌火柴厂尚能维持正常生产，单枪匹马与日商进行竞争角逐。但叶澄衷毕竟只是一个商人，仅凭他居积贸迁的本领而缺乏科学力量、专业人才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作为依托，终究难以使所办的工厂经营有方、管理有序。经营管理不善，当然不可能生产出优质的火柴来，所以燮昌厂的火柴在当时上海市场上几无立足之地，只能行销到内地一些省份。
随着时代进步和同业竞争的加剧，包括旅沪宁波人在内的民族工商业者对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所显现出的功效渐有悟察，他们意识到只有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管理人才，不断优化企业的内部结构，使其运行机制纳入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才能产生一种与投入直接劳动时间和劳动量不成比例的巨大效率，即马克思称之为企业内涵的“动因力量”或“科学力量”。甬籍工商业者创立的优质名牌产品驰骋于国内外市场，真实地记载着近代中国科技力量与企业结缘以后的重要业绩。信谊药厂、三友实业社、中国化学工业社的发展都说明了这一点。
鲍国昌接办的信谊药厂是新药业运用科技发展生产的典型。中国新药制造工业虽然早在19世纪末已有萌芽，到20世纪初开始形成独立的工业部门，但最初的制药企业由于技术力量缺乏，生产设备简陋，操作方法落后，原料来源又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一般以仿制外商成品者居多，自行研制新品者甚少：其产品种类又以家用成药居多，原料药甚少。
及至本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民族制药工业专业技术力量的加强，一些规模较大、设备较先进、配备一定专业技术人才的制药企业才开始大批出现。
就信谊药厂的发展来说，专业科技力量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鲍国昌毕业于震旦大学医科，其办厂后十分注意罗致专业技术人才，相继聘用留学法、德的药学教授潘正涛、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的化学博士林世瑾和医学博士毛守白、留美药学博士蓝春霖等人，分别由他们主持该厂下属的化工厂、血清疫苗部、脏器制剂部的工作：留美获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曾任洛氏医学研究院研究员的杨树勋也被聘请担任要职；毕业于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的戴凯、任傅谦，则分别被聘为该厂制造部主任和化验部主任。此外，该厂9名化学师、6名药剂师以及各职能机构中20余名中层管理骨干，都是分别来自震旦、东吴、交通、中法、沪江等大学和上海医学院、雷士德工学院以及日本神户商专的毕业生。所以到1930年代末，该厂利用专业科技力量优势，已形成拥有针剂、片剂、液剂浸膏三个主要制造部门，一个化学研究所和两个化工厂以及橡皮膏、玻璃、血清、纸盒、印刷等附属工厂的近代综合性制药联合企业。
镇海人胡西园在开发产品、填补近代工业领域空白的过程中也颇受现代科技之惠。电光源制造工业由于技术含量大、要求高，在本世纪20年代前几乎无人染指。毕业于杭州高等工业学校攻读机电专业的胡西园于1923年在成功研制出灯泡的基础上，集资接盘原由外商创办的电灯泡厂，并定名为中国亚浦耳电器厂。该厂正是拥有一定的专业科技力量，才得以叩开这一技术科学之门并进入被外国资本长期垄断的新兴工业领域。亚浦耳厂众多专业技术人员中，有曾经留学日本、攻读电气专业的许石炯担任技师，“对该厂的改革颇多贡献”。30年代中期，又相继有留美归国的电机专业人才钟朗璇以及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曾在上海开能达洋行担任过电机工程师的周忠铭进厂工作，加强了该厂的专业科技力量。以亚浦耳厂的创办为肇端，以后又有数家华资电灯泡制造企业出现，形成了一定的行业规模。
从三友实业社的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近代科技力量在企业开发产品、调整结构、加快更新等方面所显示出的巨大助力。三友实业社从资本仅数百元之微的一家小厂发展成为中国毛巾被单行业中一家自纺、自织、自染的全能企业，主要是其创办者兼经营者陈万运等人不仅刻苦钻研产品制造技术和生产管理经验，而且极其珍视、善用人才，并自力更生开发人才资源。他们深知自己的企业规模小，很难吸引社会上的高等专业人才，于是便着眼于从学校中选拔优秀生进行定点定向培养。他们一面从杭州中学一次挑选十余名优秀毕业生进行专业培训，又从中华职业学校选用一批优秀生，分别安排在各个岗位，使之在实践中增长才干。经过若干年的磨练，这些业务骨干先后脱颖而出。如三友实业社继任经理王家珍、织造部负责人李道发、漂染部负责人吴骏声、经摇部负责人黄葆康、机务部负责人胡鸿铨等都是通过这种途径培养出来的技术骨干，都曾为企业的发展和进步建功立业。
这些专业技术、管理人才在三友实业社转产、开发新产品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友实业社的主打产品“三角”牌毛巾面世后，以质优价廉、款式新颖而深受消费者喜爱。经过几次交锋，夺回了长期被日本“铁锚”牌毛巾占领的市场。但随着同业竞争的加剧和织造工艺的改进，以及社会时尚、消费需求的变化，单一款式的毛巾产品虽然还有一定销路，但已内蕴危机。必须运用国内外先进科技，开发新的产品系列，以保持和增强企业的活力，这是三友实业社资方和技术、管理骨干共同的心声。
1924年，经技术人员与广大工人的协同努力，试制成功当时尚属先进的提花回纹浴毯，标志着中国毛巾织造工艺技术的一项重大突破。以后，三友实业社又添置电力布机、电力阔幅被单机、电力铁木提花被面机、毯子机、织带机、门帘织机、透凉罗机、毛巾被机、丝光浴毛巾机等设备，先后研制生产了竹节丝光巾、方格提花巾、织花丝光巾、印花毛巾及适销的透凉罗帐料、三友全幅被单、自由布等新产品，并从单幅毛巾被、毛冷浴衣裤发展为双幅、三幅的连匹生产。据1925年6月间《申报》上刊登的三友实业社广告所见，当时该社已有床毯、线毯、枕套、帐子、台布、窗帘、门帘、被面、拖鞋、汗巾、童用服装等32种产品，品种之齐为当时国内工业所罕见。到1931年，三友实业社的资本额增至200万元，为原始资本的4400倍，1919～1931年问盈利累计达176.3万元，拥有职工2000余人，成为毛巾被单行业中规模较大的全能企业。
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五洲固本皂药厂制皂部的技术构成。该厂制皂部的前身是德商经营的固本皂厂，虽然企业的机器设备均系德国制造，但由于未能掌握制造肥皂的关键技术，而终以失败告终，这无疑对后来接盘经营的项松茂提供了深刻的鉴戒。
项从经办五洲大药房起家，本身并无制皂的专业知识与经验，但他善于选拔和使用人才。亲赴日本短期考察，又以重金延聘一批化学专家，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的化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叶汉丞被聘为五洲固本皂药厂厂长，全面主持该厂制药制皂两部工作：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化学专家、一直在政界盘桓难以酬志的徐佩璜被聘任该厂制皂部主任兼总技师。此外，还有张玉麟等一批专业技术人才也相继被聘任要职，同时留用了两位在德商经营时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此二人贡献所长，协助技术人员攻克了不少生产技术难关。五洲厂的技术人员在掌握制皂技术要领以后，把原来并无生产基础的国货肥皂推上精品水平，一举打垮不可一世的英国“祥茂皂”，在中国工业史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
创办中国化学工业社的方液仙也非常重视生产技术的改进和人才的培养。他在运用科学方法管理企业，做到制度严格、职责明确的同时，数度派人并亲自去日本、美国考察，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引进先进设备。此外，方液仙还极其重视智力投资，王修荫、孙瑞耕、周柏龄等人原来文化程度都不高，他不仅亲自教授，还资助他们上夜校和美国函授大学，后来王、孙、周分别成为总化学师、副厂长和技术室主任：又如善于创新的李名岳，自化学系毕业后进中化社任技术员，几年后被提升为总厂长。除此之外，中化社还配备了比较完善的用以研制新产品的实验室，并建立了图书馆，向国外订购化工技术杂志，以了解和掌握产业最新信息。企业章则中订有《人才登记表》，使有真才实学的职工能发挥所长。
可见，中化社之所以能够不断创制最新产品，产品销路顺畅，正是方液仙富于识见，知人善任的结果。
二、施行科学管理
近代企业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企业运行机制已经完全进入近代化的轨道，而必须不断优化和改进企业运行机制和管理方法，以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只有当近代科技力量影响和支配企业行为以后，才有可能实现划时代意义的转变。如果说企业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属于现代企业发展的“硬件”，那么，改进经营管理则属于“软件”。只有企业的“软件建设”日臻完善，其“硬件建设”才能真正发挥效能。
许多宁波籍企业家都认识到建立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是实施科学管理的前提保证。因而他们在企业内部逐步建立起一套以科技企业家为领导核心，技术、管理人才为基干，辅之以层级清晰、分工明确的管理体系。如中化厂原来各部门集中办公，职责不清，效率低下。为此方液仙下大力整顿，先是在总管理处下设科，分科办公，分级管理：后又改为四级管理，总管理处下设部，部下设科、股，可收职责清、赏罚明、效率高之效。
在具体管理措施上，中化社制订出详尽的规章，如五大章则：《组织章程》、《各厂、部、科（室）、股的办事细则》、《外部发行所组织办法》、《各项会议组织规则》、《职工通守规则》。此外，尚有《文书处理程序》、《人才登记表》、《职工、练习生招考办法》，以备各科部及广大职工各遵其章，各守其职。平时各分厂、科室及外地发行所都有办事日记报送总管理处，由总管理处汇总，编写《大事记》各查：定期召开设计委员会议，社务会议，采办、制造、营业等部联席会议，人事委员会会议，章则委员会会议，专线电话会议等各种办公会议，以及时汇报情况，讨论、解决问题。生产方面，订立分级质量检查制度，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各个环节都有专职人员负责检查，以保证产品质量。财务管理方面，建立成本会计和各种统计制度，实行经济核算，使每月的产销情况都能够得到及时、快速的反映。正因为方液仙的严格管理，悉心擘划，使中化社的“三星牌”系列产品质优物美，不仅为国人乐用，且远销海外。
五洲大药房为了强化科学管理，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除了设置厂务会议和技术会议分管厂务和技术工作，及制皂、制药、总务等具体生产部门外，还设有研究部和设计部，前者专管出品的检验与改进，如药品鉴定，原料审查，以及出口质料检验等项，概属该部：后者负责市场调查与规划，凡机械配置，工场设计，原料调查，以及新出品规划进行，皆归该部管辖。
刘鸿生把成本会计看作是实施科学管理的重要环节。他根据自己兴办企业的经验，认为中国实业界要实行科学管理，“应该先从成本会计做起”。因为处于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各国工商界，尤其是英美国的工商界，极力研究怎样可以减轻成本，增高产额和削减售价，又运用了种种经济侵略的方法，来推销他们的货物，若是我们不再研究，不再改良，仍旧照以前糊里糊涂的做去，那是非失败不可的。”
因此他认为在一个现代化的新式大企业中，企业领导者可以依靠成本会计提供的精确数据来作为“管理上必需的工具”。由此生产状况、市场动态便可一目了然。正因为注重科学管理，刘鸿生得以在工商界运筹帷幄，成绩粲然，被人们称誉为“天才实业家”。
三、利用广告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