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引鲁枢元文章里，他特别重视钱谷融先生在《艺术·人·真诚》里对歌德观点的一个发挥：强调“真正的艺术作品和真正的大自然的作品一样，都是有生命的”，因而把文学艺术现象也看作“生命现象”。我理解，这也是钱谷融先生对学术、对文学研究的一种体认，因此，他不但如前文所说，强调学术研究能够赋予研究者的生命以愉悦与意义，而且主张“治学做人，都全身心投入”④，“用至纯至真的心灵、乃至整个跃动着的生命”去做学术工作⑤；在写给学生的信中，更提出“要把自己的心摆进去”，“既要能入乎其内，又要能出乎其外”的④⑤钱谷融：《致鲁枢元（1992年8月12日）》，《闲斋书简》，页111。
参看曹树钧：《钱谷融先生对曹禺研究的独特贡献》，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5期。
鲁枢元：《“文学是人学”的再探讨———在生态文艺学的语境中》，文收《闲斋书简》，页134、133。
钱谷融：《致张景超（1997年5月8日）》，《闲斋书简》，页18。
钱谷融：《致朱竞（2003年11月6日）》，《闲斋书简》，页594。
要求。所谓“入乎其内”，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摆进去”，将自我的生命，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生命，以及人物的创造者作家的生命，相互纠缠，融合，撞击，这才会有理解的同情，这是一个以赤子之心拥抱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过程，需要全身心的，而且是充满感情的投入，而不能绝对冷静与客观———钱谷融先生就曾批评一位研究者“冷静，不动声色得过了头”。而所谓“出乎其外”，就是在有了理解的同情以后，还要跳出来，正视作为历史当事人的作家所不可能了解的后果，站在新的历史高度，进行审视，以达到更深入、深刻的理解，达到一种“理论的深度”，这自然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但也依然需要感性的渗透。可以看出，钱谷融先生非常重视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的感性特点，在他看来，这是由文学的本性决定的。他曾和朋友专门讨论过文学中“思想和感情”
的关系，指出“世上只有不带感情的思想，却没有不包含些微思想意识的感情。
像我们过去那样奉‘思想’为神明，视感情为妖魔的做法，是荒谬而可笑的”，“一切伟大的作品，都是既有浓烈的感情，又有深刻的思想的”。④在钱谷融这里，这同时也是对文学研究的要求，如果研究的结果，只剩下“深刻的思想”（实际情况常常或是被拔高的“思想”，或是被肢解的“思想”），而将“浓烈的感情”
完全过滤，没有任何“文学味”，那就失去文学研究的本性了。钱谷融先生曾表示：“对文学作品，我最看重的是其中所蕴涵的感情的品位与其深度和浓度。”⑤这是他衡文的标准，他对文学研究大概也有这样的期待：学术研究也应该有“品位”，有思想和情感的“深度和浓度”，因为这背后不仅有人物、作者的生命，更有研究者活的生命，“人品”与“学品”是统一、胶合的。
框所束缚，不要企图写成一本严谨、规范的、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僵死的东西”。这里包含有三个重要提醒。其一，文学研究，从来是个人性的精神活动，生命运动，是最不能“集体化”的。其二，学术研究应该讲究“严谨、规范”，这是一个基本要求，钱谷融先生就曾严厉批评一位研究生的论文“多揣测之辞，难以征信”，并且告诫学生：“白纸黑字，不能马虎，一定不能出错。”但如果把这样的基本要求绝对化，变成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那就会导致谬误，反而遮蔽了学术研究的本性：“发现”才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线，而且是个人的独立的发现，因此，“说自己的话”，这才是学术研究的绝对要求。④其三，个人的独立的学术研究，是不可能“各方面都接受”的，“学术上总是会有不同意见的”⑤，而且学术研究只有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这也就是学术自由的意义所在。因此，如果以“各方面都可以接受”为追求，那就必然导致学术的僵化与平庸化，这背后同样是生命（学术的生命与学者的生命）的僵化与平庸化：这更是学术研究之大忌。
在钱谷融先生看来，学术研究最能吸引研究者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最能够激发研究者的创造力的生命运动。因此，“创新”也是学术研究的绝对要求。
用钱谷融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今天总不能只是重复过去已经说过的意见，总得能结合新的经验，从新的角度说出一些新的东西来”。⑥这里，讲学术研究的个性化、创造性，其实也都是在强调学术研究中，研究者的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当然，这样的主体性，同时也是受着研究对象客体的制约的。因此，钱谷融先生也反对以主观的“先入之见”脱离对象任意发挥的“求之过深”。
作为“人学”的学术研究，它不仅要重视研究者的人的主体性，而且还要处理好作为研究对象的人———作家的关系问题。对此，钱谷融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既不为贤者讳，可又绝不过于苛求，还是出之于谅解与同情。要做到这一点，实在不容易，不但要有清明的理智，更要有博大仁爱的胸怀。”在另一封书信里，钱先生又提出了“缘情度理，态度宽厚”，切忌“过苛”的原则。
这里集中了钱谷融先生一生治学的经验，有着深刻的学理，值得认真琢磨。
我体会，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其背后都蕴涵着钱谷融先生的人性观。
首先是“不为贤者讳”。这自然是有针对性的，这正是中国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致命问题：总是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而多所忌讳，设置了许多人为的禁区。而有些研究者则是研究愈深，对研究对象感情愈深，也就自觉、不自觉地“为贤者讳”。
更有甚者，有些研究者，把个人的学术地位和其研究对象的地位连在一起，着意拔高研究对象，而回避其不足。这样的对历史的遮蔽，首先是违背了学术研究必须“面对一切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真相”的科学性原则，违背了钱谷融先生一直强调的学术“良知”，在他看来：“如有顾虑，干脆就不必写文章。”这里也还有一个学术思维的问题：我们总是习惯于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来对待研究对象，而缺少面对学术对象复杂性的愿望和处理复杂性的能力。而从我们这里讨论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的角度看，这样的“为贤者讳”，实际上就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持“仰视”的态度，这就根本上违背了人与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平等”原则，而这一点，正是钱谷融先生所要坚守而绝不能让步的。
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既不能“仰视”，其实也是不能“俯视”的；于是，又有了第二个方面的“苛求”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痼疾，用钱谷融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太多的“诛心之论”。这样的“苛求”、“诛心”，一方面，是缺乏历史感，不能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研究对象的得失，因而也从根本上违背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
同时也是缺乏对研究对象的尊重与同情，而将研究者自己置于道德的、政治的、艺术的“制高点”，进行审判式的“研究”。而钱谷融先生所要坚守的人道主义的绝对原则，则是要“坚持‘把人当作人’。这对自己而言是要维护自己人格的独立自主；对他人而言，则是值得尊敬人、同情人”。因此，钱谷融先生在这里呼吁学术研究对研究对象要“有谅解与同情”，要“态度宽厚”，有“博大仁爱的胸怀”，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学术研究也应该有人情味”的问题，呼唤“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学术”。钱先生有一句话说得我心热身暖：“温润二字好”。我们的学术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温润”之气，而充满了戾气。在今天“铜臭味”
越来越浓，学术研究越来越技术化，人文精神失落的学界，这样的呼吁，或许是更具有现实的迫切性的。
学术研究中的文字之美、生命之美下面这句话也是集中了钱谷融先生的治学经验和他对文学研究的最重要的要求的———“才情横溢，文采斐然，这才是真正能与文学相配的关于文学的文章。”④这里的关键，自然是“真正能与文学相配”这个短语。在钱谷融先生看来，“文学”之于“人”是有特殊要求的：文学的创作者，固然必须是“才”、“情”、“文”三者兼备；文学的研究者，也必须“才”、“情”、“文”三者兼备，否则，就“不相配”，就不叫“文学研究”。
钱谷融先生重视“情”是可以理解的：在他看来，文学是一个感情的艺术，研究者唯拥有丰沛的情感，并且能够包容各种复杂的感情，才能真正进入文学世界，达到生命的体验和感悟。
钱谷融先生对“文”的看重，则应特别注意。这不仅表明钱先生对文学根本上是一种语言艺术这一特质的深刻理解，而且显示了学术表达和形式在他的文学研究观里的特殊地位，他谆谆教导学生：“为了求得形式的完美，就应舍得花工夫。”也就是说，在钱先生看来，对文学的理解和感悟，只是为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文字的表达和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是更为重要的。他孜孜以求的，不仅是完美的内容，更是完美的形式：这是一位真正的完美主义者。他执著追求着美的思想、美的感情、美的文字，由此构成了文学之美、学术之美，归根结底，是生命之美：这是一位彻底的爱美之人。
没有谁比钱谷融先生更重“才”的了。这是根植于他对文学与文学研究这类精神劳动的特质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的。他深知，文学和文学研究或许有着特别严格的高标准，对创造性，对灵感、直觉———也有着特殊的要求。我们在钱谷融先生身上，可以感觉到一种贵族气质，这在他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精美的执著追求上，是表现得格外突出与鲜明的。———当然，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完全可以有、事实上也存在和钱谷融先生不同的另一种理解和要求。
钱谷融先生对才、情、文的追求，集中体现在他对学生的培养上。谈钱先生，而不谈他对人才的培养，是绝对不行的。钱先生曾明确表示，“爱惜人才，为天地多留一些灵秀之气”是他做人行事的基本出发点。钱先生疏于写作，却用大量时间来写信，接待学生和来访者，原因即在于此。他甚至说：“我一生碌碌，毫无建树，性又懒散，除了教过的学生中颇不乏一时之俊彦外，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流传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流传”自然不符合实际，但先生确实是将自己的生命意义寄托在学生身上的。
钱先生对人才的选择标准，自然是以才、情、文为主。钱先生在一封信里，谈到一位考生，考试的答卷“完全不合理论文章的规范”，基础也不甚好，但“文钱谷融：《致万燕（1999年2月17日）》，《闲斋书简》，页389。
同上。
钱谷融：《致陈炳熙（1996年10月25日）》，《闲斋书简》，页304。
字写得很美，很有灵性，显然是很有才情的。人才难得，我也就破格录取了”。这大概不是一个孤例。学术界早就传说，钱先生招考研究生，总是要求考生写一篇文章，文字功夫如何，对最后的录取，往往是起决定作用的。
我饶有兴味地对钱先生如何培养学生作了一番考察，我发现，在研究素质的培养上，钱先生一直抓住两条：一是用“心”去“细”读。所谓用“心”，就是前文说的“把自己的心摆进去”，“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所谓“细”读，就是以“闲暇”之心，对作品文字及言外之意，“情味、境界”等等，细细“体味”，特别要注重“婉曲细腻处”的体味，以达到真正的理解的同情。其二，又要用精当的文字，将这些体味到的情味、境界表达出来。可以看出，钱先生对学生文字表达有严格的要求，一再强调要做到“得心应手地驾驭文字，使之在表情达意上毫无窒碍”，以为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必须严格训练；在此基础上又要求文字表达的进一步“修炼”，同时要防止走上“雕琢”之路，而小心保护原有的灵气或野气。———既要“修炼”，又要保持原气，这是个“两难”。钱先生说，这就只有“效法庄子的‘处于才与不才之间’”了。其实，这倒是道出了学术训练、人才培养的内在矛盾及其艺术的。
当然，更为重要的，也是钱谷融先生最下工夫的，还是对学生“为人”的精心培育。我们这里无法展开，或许还可以作专文来讨论。可以说，钱谷融先生的“为人之道”与“治学之道”正是在对学生的培养这里，得到了统一、完美的表现。对于钱谷融先生，这一个个个性完全不同的学生，都是需要他去爱护、尊重和欣赏的具体的“人”———不仅是爱护人，尊重人，还要学会欣赏人，这是钱先生的人性观的极有特色，最让人感动的部分。他的任务，就是发现、培育他们内在的“人”的美质，启发、引导、帮助他们扬善抑恶，积极向上，努力走向真、善、美的“人”的境界。———这也是一种“人学”。
2010年5月18—25日
这样的对人的欣赏是贯穿于钱先生的全部书信的。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1992年12月25日写给尤今的那封信，见《闲斋书简》，页350—351，可参看。
74中国现代文学史论
樊骏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一）樊骏对于我们这个学科的意义我在一次关于“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访谈里，曾经对年青一代的研究者说过这样一番话：“你们要研究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樊骏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思想，他所作的组织工作，特别是他对我们这一代的重视、培养和影响，是不可忽视，应该认真研究的。”这里，我还想补充一句：樊骏对于我们学科，还不只是这些具体的贡献，或许还有着更大的启示意义。
读樊骏的著作，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学科评论”
与“学科史”的研究上；而恰恰是这一点，是很难为人们所理解的。如严家炎先生所说，樊骏对于老舍研究是作出了“深刻而独到的贡献”的；以老舍研究中所显示出的高远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学术功底，樊骏如果集中精力进行作家、作品与文学史研究，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学术界所公认和期待的。但樊骏却并不注重个人的学术发展，而更关注整个学科的发展，在“学科的总体建设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以此作为他的学术的主攻方向。而如樊骏自己所说，这样的选择，开始也有偶然因素；但越到后来，就越自觉，并激发出“责任感”，钱理群、杨庆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八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
严家炎：《序言》，《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页2。
严家炎：《序言》，《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1。
樊骏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75成为“一种内在的动力”，“随时留意和反复思考这门学科正在发生的变化，而自己也终于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这一角色”，而甘当学科发展的铺路石。
这样的责任感和内在动力，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对学术、学科的使命感，承担意识。———很少有人像樊骏这样忠于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把整个生命投掷其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