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在用你的全身心在拥抱我、理解我，你真是我的知己。我一面读着，一面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想立刻赶到平顶山来，立刻与你把晤，同你一同欢笑，一同哭泣。我是个冲动型的，肤浅而易受感动。我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感情脆弱，甚至显得很幼稚，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④我今年八十三岁了，想不到心灵还是这样脆弱易感。⑤但就是这老人的“冲动”、“肤浅”、“易受感动”、“脆弱”、“幼稚”，触动了我们心灵最柔软的部分，让我们羡慕不已，更让我们羞愧不已！
这样的真情，人间稀有，我们早已失落了！
钱先生说：“我一直忙，不是为名为利，而是为情。”⑥———“为情”而忙，“为情”活着：这是怎样的人生，这是怎样的生命境界！足以羞煞我们这些终日奔走于名利场，还洋洋自得者！
“颇为失礼”，连忙写信请求原谅。因为到外地开会，让来访的朋友扑了空，又没有及时回信，钱先生感到“失礼之至”，又写信致歉。给一位在会议上刚认识的朋友寄赠书，因为是按照会议的通讯录写的，把姓写错，深感失礼，赶紧写信表示“万分抱歉”。约请老朋友参加学生答辩，没有得到回应，因对方的失礼而大怒，去信严厉谴责，在老友诚恳“检讨”以后，不但“前气全消”，而且“转觉无限惶愧”，反过来为自己的失礼而请求“饶恕则个”了。④等等等等。钱先生如此行事，完全出于自然；而我读来却顿生惭愧：因为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却从不觉得失礼，更不用说道歉了。这就是差距：钱谷融先生那一代人，尊重他人，彬彬有礼，已经融入生命，成为习惯与本能，而我们呢，早已经不知“礼”为何物了。
难怪钱先生要发出感叹：“举世滔滔”，“君子”难得了。⑤“散淡”的深意钱先生将他的散文集命名为《散淡人生》，自是对他的人生之路、为人之道的一个概括，因此他说“其中确藏着我自己”。⑥而在我看来，这“散淡”二字，是大有深意的。
于是，就注意到钱先生的这句话：“只有真正做个散淡人，才能还你自由身。”⑦———他之所以以“散淡”自处，是要追求生命的“自由”。
而在现实社会、人生中，人却受到种种束缚，有着种种障蔽，需要冲破与解除。在这个意义上，“散淡”即是钱先生的破障解蔽之举。
为一种处世方式，正像为了止痛而求助于鸦片，不想却因此而嗜毒成瘾，贻害终身。”———这话说得非常沉重，背后是一部血淋淋的历史，心灵史。钱先生说他因此而“很受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的影响，一切都只是敷衍，应对而已”。以退避而求自保，这让我们想起了鲁迅、王瑶都讨论过的魏晋文人的选择：这里确实是存在着一个精神传统的谱系的。
钱先生在谈到自己“懒入骨髓”时，还说了一句话：“我还算豁达，淡于名利，与人无争，因此也少有无谓的烦恼。”这也是看透人生之言：世间多少文人、学者为名缰利锁所缚，不能挣脱；而许多人更是沉迷其中，不想自拔，这是最可怕、可悲的。在钱先生看来，这都是庸人自扰：人本应该是“听命于心去过活”④，在“优游沉浸于自己的所好”之中，“体味和享受孔颜乐处”，寻求生命的愉悦和意义的⑤。所谓“淡泊自守”⑥就是守住这人的本性、本色，切不可为名利熏心失性。
与追名逐利相联的，还有急功近利：这也是束人之网。钱先生因此而一再劝诫年轻人：“做学问，做人，都不争一时，一事”⑦，“学问之事，是急不得的，就像做人一样”⑧，“务其远者、大者，不要为流俗之见所左右”⑨，“遇事望沉着从容一些：‘一切都将成为过去！’”瑏瑠。这不仅要有远大的胸襟，“风物长宜放眼量”
的眼光，更要尊重事物与人性的自然发展，“一切听其自然”，决不强其所难瑏瑡，“但求任情适性”，也决不为难自己瑏瑢。
需一脸孔正经，无关宏旨处不妨随和些，一切任情适性可也。”在另一封信里，钱先生还谈到“人为了生存，断难绝对不作妥协、迁就之举”，当然也“要有个限度”。这里谈“随和”、“妥协”、“迁就”，其实就是承认人的本性有软弱的一面，强调人与人关系中的“人情味”，都是“任情适性”；而道学家的尖刻苛求正经，恰恰是对人的天性、本色的扭曲，而失性违本，即为失自由。
钱先生对学生还有一个告诫：“一切只要用平常心来对待，按常情常理来待人接物，你就自然不管面临怎样的局面，都能处之坦然。”值得注意的，是钱先生特别强调要以平常心看待自己，不要“自视太高”。这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人不能正确地认识、估量自己，不正视自己人性的弱点，不承认自我的局限，这也是一种遮蔽，而这样的自蔽不容易自觉，也就更需警惕。钱先生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的清明理性首先是对着自己的。他一再说“我素庸陋”，④自己“实在既无能又懒惰”⑤，文章写得少，也不能完全归于“时代的严酷”⑥。正是这些坦诚直言，让我们看清：钱先生不但没有战士型学者通常有的英雄气，也没有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难免的才子气，尽管有很高的才情，却很少炫才逞能，这是极为难得的。钱先生因此提出了“谦恭自处”⑦、“收敛克己”⑧的为人处世原则，并且时刻警惕人们把自己放到火上烤，不断呼吁、请求：“务望‘手下留情’，切勿把我所不配承受的桂冠戴到我的头上。”⑨———这既是一种清醒，更是一种明智，钱先生最看重的，是自己思想与行动的自由，而不是那些浮名虚位：他决不愿为名声、地位所累。
但钱谷融先生从来不把自己的选择绝对化，更不愿强加于人：这也是他的生命自由观的应有之义。他公开宣布：一生“最重自由，所以也决不强要别人如何如何”。⑤一位朋友来信说到自己遭忌受害，愤愤不平；钱先生回信说：“我若遇到此等事，也许会逆来顺受，漠然置之”，那是我“惮于斗争之故”，“并非认为理该如此也”，并表示：“只要你自己认为当做，做了自己能心安，我决不会反对，必然尊重你的选择”。信的最后，一面祝愿这位朋友“勇猛精进，做自己当做之事”，一面又提醒其要“矜平躁释，心境永保平和”。⑥这里对自我选择和不同于己的选择的长、短都有清醒的体认，不承认任何一种选择具有“理该如此”
的绝对性和唯一性，而是希望在做出某种选择时，能适当吸取另一种选择的长处作为补充：这样的选择观，既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自由和自主权利，又完全突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是极具启发性的。
毫不足怪了。自然，我决不希望你学我的样，你也端乎不应该像我的。”而且钱先生也绝不回避自己的选择，在现实生活中所遭遇的困境。他在给挚友的信中坦然承认：“我一生追求闲适，但总是很难得到”，“我们还是太天真了”。“我一生最向往悠闲自在，但这种生活却从未得到过。先是一直在挨批，新时期以来是各种会议，各种来访者，各种来信，让你应接不暇”。难能可贵的是，钱先生并不把一切归于社会的原因，更正视自己的内在矛盾：同时又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假使真的空闲、清静了，又难免会有种种失落感，感到寂寞、无聊的。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④尽管钱先生总体而言，是一个乐天派，自称是“对人类依旧抱有信心的人”，⑤但他也绝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悲凉。在和朋友谈及表述自己的文学观的《对人的信心，对诗意的追求》一文时，他突然说到：这“仅仅是信心和追求而已，眼前所看到的只是白茫茫的一片。与鲁迅同样有‘悲凉之物，遍布华林’的哀愁”。⑥钱先生的悲凉，正是来自他对中国现实的关心与观察、体验。这就必须谈到钱先生的另一面———“内热未尽”。
上做到了“散淡人生”；但我们还是可以把信中的这些话视为一个提醒：钱先生也依然有“内热未尽”和“文人气息”这一面，我们既不必将其夸大，但也不可忽视。
我理解，钱先生说的“文人气息”，主要是指传统士大夫所坚守的为人做事的基本原则，而且是和现代独立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相一致的。钱谷融先生对此也有过明确的表述：“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要无愧于做一个人”，“人，应该是生活的主人，当然更应该是自己的主人”，“一个知识分子，处在当今之世，难得的是要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具有自由的思想”。“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他所代表的，当然首先是中国人的良知。他立足于中国的土壤上，首先追求的，也是中国人的幸福与进步。凡是以自己的一生，不懈地贡献于这种追求的人，都是我所敬重的。鲁迅、胡适、陈寅恪，我都敬重。”④他也一再表示，自己是“伟大的鲁迅的同胞和后辈”，是“世世代代生息在可爱的中华大地上的一分子”⑤，“只要于国家社会有益，我是决不推辞的”⑥。———这些，都构成了钱谷融先生作为“人”，作为“文人”（知识分子）的底线与底气。
因此，钱谷融先生不主动参与政治，但依然关心政治；他一般不对现实黑暗作正面抗争，但他对社会、体制的弊端，心知肚明，自有独立见解；他主要从善的方面看人，对待人，但对人心的黑暗，国民性的弱点，却有清醒的认识；他从不卷入论争，在文坛学界的风风雨雨里，保持着相对平静的心态，但他心中自有是非，对“唯恐天下无事”，喜欢兴风作浪者始终保持警惕⑦；他从不作大声呐喊，但却默默承担着自己的社会责任。钱谷融先生说，他喜欢听人“纵论人间世相和文学天堂”⑧，他尽管醉心于“文学天堂”，通过文学而进入超越现实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但并没有忘记“人间”现实，对“世相”百态，并不乏清醒的体察。
政治的关系与人生道路、学术道路的选择上存在的差异是明显的，无须否认和遮蔽；但他们也确实又有内在的相通，有时候甚至是殊途同归，这也是应该注意和肯定的。钱谷融先生和田仲济先生一见如故，对王瑶先生也有很深的理解，这都不是偶然的。
（二）治学之道
读《闲斋书简》，印象最为深刻之点，是他的学术研究是为文学之光所照亮的；由此形成了一个概念：钱谷融先生是一位“文学型的学者”。这就是说，他所看重、关注的，是学术研究（尤其是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本性上的一致性，他是用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和从事学术研究的，他的文学观，同时也是他的学术观：如果说，“文学是人学”是他文学观的核心；那么，在他看来，“学术也是人学”，这也是他的治学之道的基点。由此而展开的，是四个方面的命题。
学术的功能：提高人的精神和心灵世界钱谷融先生在给美学家鲁枢元的一封通信里，慨然宣布：“我对一切企图使文学现象科学化的努力都持怀疑态度。”此话说在1989年，也正是方法热风靡学术界，将文学研究“科学化”，实际是“技术化”的倾向正在冒头的时候，钱谷融先生就提出了他的质疑和挑战，这不能不说是超前的。
收信人鲁枢元后来在《“文学是人学”的再探讨》一文里，对此作出了一个解说与发挥：在他看来，这样的质疑和挑战，早在钱谷融先生1957年所写的《论“文学是人学”》里就已经提出：“从这篇文章的总体倾向上看，作者对于现代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崇尚‘本质’、迷信‘规律’、推重‘概念’的理性主义专断深表怀疑，对于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人’当作工具的手段看参看钱谷融：《哭王瑶先生》，文收《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
钱谷融：《致鲁枢元（1998年10月8日）》，《闲斋书简》，页89。
待的工具理性尤为反感。也许是出自作者酷爱自然和自由的天性，他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思维模式表现出‘先天式’的反叛。”钱谷融先生对鲁枢元的这一阐释，作了如下回应：“这也可以说是对我的意见的正确概括，但概括就有了净化，有了提高。不过，我还是可以承认的”；但“进一步总结说：‘这就是说，作者在潜意识中已经表达出他对现代社会思维模式的反叛，在其出发点上已经站在了反思‘现代性’的立场上。’这我可能就顶多只有一种模糊的倾向，而并无明确的意识了。”那么，钱谷融先生基本上是认可了鲁枢元的分析的；而且，在回应里，钱先生还特意指出：“我是有些迷信的，因为有许多神秘的，未知的领域，我觉得科学和人类的理性，对之还是无能为力的。”那么，钱谷融先生是始终保持了对宇宙生命、文学艺术，以至学术的某些神秘感的。他对科学理性主义的怀疑也是根源于他自己对生命与艺术、学术的直觉、感悟的。
我们感兴趣的，是当钱谷融先生对“崇尚‘本质’、迷信‘规律’、推重‘概念’的理性主义专断”表示怀疑时，他就实际上向学术研究，包括文学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术观提出了挑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是以揭示“本质”、发现“规律”、总结“经验”为学术研究、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的最高职责与追求，并且以发现了的本质、规律、经验来影响现实，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作用与功能的。在钱谷融先生看来，这都是以抽象的本质、规律遮蔽了文学、学术中的“人”、人的“心灵”，及其感性特征（感情、审美等等），是将文学、学术工具化，是根本违背了文学与学术的本性的。
钱谷融先生和他的后继者所要做的，就是要恢复文学与学术的“人学”本性：文学“是一门由人写人，同时又感染人、同化人的艺术”，“写人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自己从作家描写刻画的人物形象身上‘了解自己’，从而激励自己、丰富自己、完善自己”；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从根本上说，是“研究人”的，其最大功能，也应该是通过对作家描写刻画的人物形象和文学世界的分析，提升读者对“人”，人的“精神”的认识、体悟，并达到审美的境界。也就是说，学术研究，鲁枢元：《“文学是人学”的再探讨———在生态文艺学的语境中》，文收《闲斋书简》，页128。
钱谷融：《致鲁枢元（2000年3月9日）》，《闲斋书简》，页123—124。
鲁枢元：《“文学是人学”的再探讨———在生态文艺学的语境中》，文收《闲斋书简》。
特别是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其基本职责与功能，和文学艺术有着根本的一致：都“应该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境界”。钱谷融先生或许并不否认文学史研究有为现实提供历史借鉴的功能，但他显然认为这样的提升人的精神的功能是更为根本，是更接近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本性的。
其实，钱先生自己的研究，就提供了一个范例。他的曹禺研究让我们感动与迷恋，以致具有了某种独立的永远的魅力，就是因为它是作用于人的心灵的，引导我们去“探求变异复杂的人性”，“从灵魂的最深处，从内心最隐蔽的角落”
去体察人、感悟人、探索人，“用诗的眼光看待生活”，以“一种特殊的敏感，特殊的爱”去欣赏、品味语言的美。他的曹禺研究，不仅引导我们理解、欣赏曹禺的剧作，更是提升了我们对“人”，也包括“自己”的体认、领悟，提升了我们的审美眼光、情趣和能力，提升了我们的精神境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自己。———这才是学术的“无用之大用”。
学术研究也是人的生命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