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骏首先指出，所谓“历史感”，就是“把具体的历史研究对象放在当时的各种历史条件和整个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评价”，“从历史形态所包含的内容里去认识对象”，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要求的“严格的历史性”。承不承认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历史性，这是反映了不同的文学观与文学史观的。樊骏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将文学当作是一种单纯的人类思想感情的产物，一种十分抽象、不易捉摸的东西，一种仅仅供人享受娱乐的奢侈品”，那就必然要“有意无意地无视或者割断文学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当然也就更不会承认和重视社会现实和一定的历史条件的联系。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文学史观，恰恰要强调：“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因此，“对于任何社会性的事物，包括文学这样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内，都不能仅仅从其自身，而需要通过‘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来审视它评价它进而揭示它的‘本质’”。
王瑶的意见出自《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在〈文艺报〉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文艺报》1983年第8期，转引自樊骏：《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37—38。
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38。
樊骏：《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页128—129。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转引自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又一个十年》，《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467。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又一个十年》，《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467。
马克思：《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转引自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506—507。
究，不仅表现了文学观念的深化，“不再把文学仅仅视为作家个人的艺术构思的结晶，而是包含了不同的社会人群以不同劳动方式（如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传播等）共同参与的成果；不只是单一的精神生产和观念的产物，同时又是与多种物质生产和社会力量组合在一起的系统运作过程”，“特别突出了文学作为商品的属性”，而且更是标示着研究方法的新深入和新发展的：研究者越来越自觉地将研究对象“置于当年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并从广泛的社会联系中多侧面地审视评价这段文学的历史”，从导致历史结果的“互相交错的力量”，“各式各样的物质、精神的因素的牵制”的“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具体考察里去把握与描述文学发展的历史，这都是证明了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研究、文化学研究方法的生命力与巨大潜力的。其次，樊骏指出，所谓“历史感”，还要求“把尽可能多的材料融为一体，使自己能够设身处地地去认识研究对象，以便进入前人的‘规定情境’，深入到当年的环境和氛围中，把握历史”，“尽可能准确地认识和完整地把握历史的原貌”，“尽可能符合历史的原始形态”。这同时也就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全面系统掌握史料，还需要从总体上、在内在层次上把握历史的动向、时代氛围、文坛风尚”，“文人的生活习尚和他们的文学风貌的联系”，“尽可能对于这段历史具有身历其境的真切、透彻的理解”。———这不仅是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更是对现代文学研究创建者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这样的经验，在王瑶那里，就是直接来源于鲁迅的“知人论世”的原则。④樊骏则把唐的经验总结为历史的“现场感”：“早在60年代初，他指导研究生，不主张他们阅读事后编辑出版的作家文集、选集、全集，坚持要求他们从翻阅当年发表这些作品的报刊和初版本入手；目的就在于将它们引入当年的社会的、文学的环境中、氛围中，阅读作品，认识历史，以便于他们能够‘设身处地地熟悉对象’，进入与作家‘共④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又一个十年》，页455—456、466—467；《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507。
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36、38、39。
樊骏：《唐的现代文学研究》，页74；《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37。
参看王瑶：《“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从鲁迅所开的一张书单说起》，转引自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37。
樊骏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89同的情怀和感受’的境界，即形成一种身历其境的现场感。”而且对唐来说，这样的对“现场感”的自觉追求，不仅贯穿于研究过程中，而且成为他的文学史叙述方式，这也就是唐一再强调的：“我比较喜欢用事实或者形象说明问题。”这就形成了唐的文学史论述的特殊风格，樊骏作了如下描述：“他更多地借助于翔实详尽的材料，使他笔下的历史（从具体的历史问题到这段文学历史的整体），都不是抽象模糊而是具体清晰的，不是遥远隔膜而是贴近亲切的，不是单薄而是厚实的，不是平面而是立体的，不是相互分隔而是融为一体的；形象地说，它们‘原汁原味’地以当时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生动性，再现在人们面前。”应该说，这样的强调揭示“历史的生动性、丰富性、复杂性”与“具体性”的文学史观念，“接近历史原生形态”的“现场感”的研究方法，以及重视历史“细节”、“形象”的展现的叙述方式，已经对当代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也是具有发展潜力的。④其三，樊骏指出，“历史感”要求研究者在力图“进入”历史规定情境的同时，还要“远离”自己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既要“设身处地”，还要“拉开两者之间的内在距离”，“包括思想观念在内的精神、心态上”的“距离”。⑤这里似乎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是客观存在的“时间距离”。文学史研究本质上就是一个“事后”的考察，其研究的可能性就在于“经过时间的沉淀，事件的真相和本质、原因和后果，才能比较充分地显示出来，为人们所逐步认识”。如果说历史的当事人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作出自己的历史选择的，他不可能完全知道事件的全貌，更不能预知其选择的历史后果；而研究者却是在真相大白、后果显现的情况下，进入历史过程的，他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全部真相和后果。因此，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性，不仅表现在对历史当事人的选择，要有“理解的同情”；同时，也要“正视历史后果”，包括当事人无法预知的负面后果。他所要面对的，是全部事实，绝不能因为对历史当时人的同情的理解，而有任何遮④⑤樊骏：《唐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75。
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转引自樊骏：《唐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91。
樊骏：《唐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89。
参看樊骏：《很有学术价值的探讨》，《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222、223。
樊骏：《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189、190。
蔽。这就提出了另一个要求，就是研究者绝不能“受到一时一地的利害关系的约束，或者个人好恶的影响”，因此，必须和研究对象保持“心理、情感的距离”，才能做到历史学者绝对需要的“客观”、“冷静和理性”。樊骏指出：“个人的好恶或许可以不失为选家和批评家的一个尺度，却不宜成为历史家立论的依据，至少这要服从于历史发展的整体客观史实，统一于历史的理性”，前面说到的樊骏强调的史家的“无情”就是指这样的“历史的理性”。而这样的距离，同时又是一种“精神的距离”，这也是樊骏特别看重的，就是作为后来者的研究者，完全可以“站在不同于当年的新的时代制高点上”，“联系前后演变的全过程作出评价”，达到新的“历史高度”。人们不难发现，樊骏在前述对“历史感”的阐释中，始终贯穿着对“占有全部史料”的要求；在他看来，这是历史感必然提出的要求，而且也是在研究实践中落实历史感的关键环节。这是我们在一开始就提到的，樊骏对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战略性思考与谋划中，始终有两个要点：“理论建设”之外，就是“史料建设”。他为此用了两年时间写了近八万字的长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如严家炎先生所说，这是“现代文学史料学这门分支学科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而且“实在可以规定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的必读篇目和新文学史料学课程的必读教材”。这实际上也是樊骏对现代文学研究传统的总结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樊骏来说，重视史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绝对要求，他因此一再引述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里的一个经典论断：“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挥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④但樊骏更为着力的，还是学科创建人的历史经验。他因此注意到王瑶先生始终“把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广泛收集、科学鉴别史料，进行描述归纳的实证研究，放在首位”，“视广义的考证为史家的基本功、史学的基础”。即使在50年代对④樊骏：《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110、111。
樊骏：《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编撰史〉》，《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190。
严家炎：《序言》，《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2。
转引自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328。
樊骏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91胡适的大批判中，“传统的考据工作的科学性及其学术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时，王瑶先生也依然指出“有助于研究工作的进展的考据文章，绝对不能加以反对”，依然将考据“视为修史的前提”，樊骏说，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少数的例外”，是十分难得的。樊骏还把唐先生的治学经验，概括为“从搜集、整理文学史料入手”；这就是唐先生所说的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无论从事哪项研究，都要先做一点资料工作，亲自动手整理辑录。”樊骏还这样描述唐先生从事的《鲁迅全集》校对和辑佚工作：这是一个“详察（鲁迅）先生的行文，默体先生的用心”的过程，最后就“浸沉于伟大的心灵”，成了“和鲁迅先生的对话”。———在我看来，其实这正是道破了史料工作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我曾经说过：“把史料的发掘与整理看作是个多少有些枯燥乏味的技术性的工作，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史料本身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存在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因此，所谓‘辑佚’，就是对遗失的生命（文字的生命，及文字创造者的生命）的一种寻找和激活，使其和今人相遇与对话；而文献学所要处理的版本、目录、校勘等整理工作的对象，实际上是历史上人的一种书写活动与生命存在方式，以及一个时代的文化、文学生产与流通的体制和运作方式。”④樊骏如此强调前辈学人开创的重视史料工作的传统，自然是有针对性的：这背后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如樊骏所说，不仅曾经有过毁灭文物和史料的“外在的破坏”，更有着“内在的创伤”：“一方面是长期与史料工作原有的基础和传统失去了联系，一方面又迟迟未能确立新的史料工作原则和方法，现代文学研究者相当普遍地缺少这方面的必要准备、修养和实践”，或将史料工作视为“可有可无”，或“理解为十分简单轻易，谁都能胜任的杂务和兼差”，其结果就导致史料工作必有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的丧失，史料文字的缺漏、删节、改动，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樊骏对此可谓痛心疾首，遂发出沉痛之言：“不尊重史料，就是不尊重历史；改动史料，就是歪曲历史的第一步。”⑤这④⑤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34、35。
唐：《〈鲁迅论集〉序》，转引自樊骏：《唐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81。
樊骏：《唐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80。
参看钱理群：《史料的“独立准备”及其他》，《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246。
樊骏：《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310、311。
是击中我们这门学科的致命弱点的，至今也没有失去其意义。樊骏当然没有、也不可能将史料的重要性绝对化，他指出：“尊重历史客体，重视实证工作，把这置于编写史书的首要位置，并不意味着否认贬低认识主体的作用，更不是把史家的工作局限于史料的搜集，把历史著作等同于史料的堆砌”，他并且引述胡适的话，强调“整理史料固重要，解释史料也极为重要，中国止有史料———无数史料———而无有历史，正因为史家缺乏解释的能力”，并且作了这样的发挥：“史料和史识都不能偏废，史家的职责在于处理好这两者的融合与统一。”他还这样总结王瑶先生的经验：“王瑶重视史料工作，但他认为就整体而言，‘写一部历史性的著作，史识也许更重于史料’。”樊骏据此而提出了“立足于实证又高于实证”的原则。④在我看来，这是可以视为对王瑶、唐那一代现代文学学科创建人研究方法和经验的一个高度概括的。
而要做到“高于实证”，发挥“认识主体的作用”，这就涉及到了文学史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现实感”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瑶先生首先提出的：“无论研究作家作品或其他问题，都应该注意它既然是一种历史的现象，就必然需要一种历史感。与此同时，作为历史的研究，也需要与现实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研究工作同样需要具有现实感”，“我们的工作必须使它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感，并且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⑤樊骏对此作了如下阐述：“历史感要求对于历史客体作如实的反映，现实感突出了史家自身的主体意识的发扬”，“就历史哲学而言，历史感要求史家真正进入到历史中去（不仅是若干具体的事例，还有与其相关的一切），使自己的认识尽可能符合历史的原始形态；现实④⑤在2003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上，就谈到史料的“粗制滥造与整理的混乱。有些文集、全集的遗漏（篇目遗漏与成句成段的遗漏），误收，误排，大面积的删节改动———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遂有“今人乱出文集全集而现代典籍亡，因为他们删改原文，且错误百出”。参看钱理群：《史料的“独立准备”及其他》，《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页242、243。
樊骏：《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170，胡适的话见《胡适的日记（1921年8月13日）》，也转引自樊骏此文。
见1948年3月4日朱自清致王瑶信，转引自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24。
樊骏：《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175。
王瑶：《谈关于话剧作品的研究工作》，转引自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