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骏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93感要求史家从历史中跳出来，不是以历史当年的水平，更不是像历史的当事人那样述说往事，而是用今天的精神和眼光反顾和评估历史”，这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史家提出不同的要求，目的却都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历史；所以，又是可以统一也是应该统一的”。
这里提到了“用今天的精神和眼光反顾和评价历史”，樊骏因此提出了一个“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的命题，对前辈学者提出的“现实感”问题，作出了自己的理解与发挥，并且专门写了《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的长文。
这篇文章和我们前面一再提及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一起，集中反映了樊骏的文学史观，因此，特别值得重视。
樊骏明确地指出，他所提出的“当代性”的命题，其“理论依据”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时代性”的理论。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而马克思又指出，历史研究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④。
这就是说，历史的实际发展进程和对于历史的认识与研究之间，有着一个时间差，因而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时代。历史的研究，固然需要关注历史实际运动和其历史时代的关系，于是就有了“历史性”所提出的“进入历史情境”的要求；但同时，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与研究，又必然受到研究者自身所生活的时代即当代社会生活实践的影响与制约，简单说来，研究者是站在“当代”看（认识和研究）“历史”的。因此，“不同的时代的人，通过不同的社会实践对于已经凝固、不再变化的历史，可以有新的发现、新的理解和新的评价。惟其如此，历史研究才有永不凝固的活力，也才具有现实的品格”，如恩格斯所说，“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⑤这就是说，正是“当代性”的现实品格，④⑤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39、40。
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295。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辩证法》，转引自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29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转引自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506。
樊骏：《关于近一百多年中国文学历史的编写工作》，《现代文学论集》。恩格斯的话出自《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也转引自樊骏此文，页214。
历史研究与当代社会实践的密切联系，赋予历史研究得以不断进行，不断有新的发现的可能性。而且，“对于同样的历史的认识能否有新的进展，取决于研究者是否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同现实的社会实践、新的社会历史条件结合起来，即从不同于前人的新的历史高度上赋予自己的研究成果以新的时代精神”。因此，在樊骏这里，对“当代性”的强调，其实是内含着“历史研究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的，他最为赞赏的，就是马克思的这句话：“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历史研究的现实性、当代性命题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主客体关系的理论。如樊骏所说，“关键在于确定和区分历史客体和主体各自的作用，即在承认客观规律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不能忽略历史主体（在文学史上主要是作家）的能动作用”，“不仅有历史决定他们的一面，也有他们选择历史（即充当不同的历史角色）的一面，每个人都以自己的选择，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这才是历史的全部内容”。这样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历史的研究，研究当然要从已经发生、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受其制约，但研究者也并非完全被动地叙述历史事实，而必要“按照自己的认识，标准，理论原则”，对历史发展作出自己的解释，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如果“抹杀了史家的主体意识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最终还是从根本上勾销了史学理论、文学史观的任何意义，以及整个历史研究的存在价值”。樊骏因此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对前辈“立足于实证又高于实证”的经验作出了这样的理论阐释：必须坚持“在肯定客体的第一性前提下发挥主体能动作用”的原则，所谓“立足实证”，就是强调“阐释”
必须“建立在实证基础上”，“而不是远离历史实际，纯粹出于史家主观的先验的东西”；所谓“高于实证”，就是强调研究者站在自己时代的高度，通过创造性的“阐释”，而对历史有新的“发现”。④这实际上也就是历史性与当代性的统一。
樊骏：《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看法》，《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页123。
马克思：《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转引自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301。
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507、508、509。
樊骏：《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175、171。
樊骏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95樊骏提出“当代性”的命题，不仅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支撑，更是建立在他对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传统的研究，以及他对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史学科历史特点的把握基础上的。这是他最为看重，并且一再强调的：“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引起的历史性变革，集中地表现在大大加强了文学和现实生活，与人民群众的结合，密切并且深化了文学与进步的社会思潮、社会活动的联系”，而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难分难解的关系”，现代文学最大的特点和优长之处，就在于“在三千年的文学历史长河中，很少有如此深深地扎根现实土壤，又如此牢牢地植根于时代生活，与之水乳交融为一体的”。可以说，正是现代文学的这些特质，决定了对它的研究与描述绝不可能为史而史，而只能从文学与时代、现实、政治、人民、社会进步的密切而又复杂的历史联系中去把握它。也就是说，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性与当代性是由现代文学自身的特质所决定的。
因此，它的研究者也就必然地怀有强烈的现实感与当代意识———不仅是对研究对象的时代的现实关怀，更是对自己生活的时代现实的关怀和参与热情。
这正是樊骏对现代文学史学科特点的又一个重要发现与概括。他指出，“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于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逐步出现一个新型的文化学术群体”，他们“把自己在文化学术领域的专业工作，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民族解放的组成部分”，他们有着“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自觉性”，“往往兼有学者和战士的双重身份”；而在樊骏看来，“奠基于四五十年代之交，在五六十年代迅速成为一门显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总体上分明具有这个群体的显著特征”，“参与这门学科奠基的学者”，如李何林、唐、王瑶、田仲济等，“无论从走上学术道路的经历，还是体现在研究成果中的学术风格来看，也都属于这一群体”。樊骏说，“这些，都是历史的选择，即由所处的‘世’决定的”。④———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揭示，它提醒我们注意，老一辈学人开创的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主要的不是纯学术的传统，而是一个“学者兼战士”的传④樊骏：《现代文学的历史道路和现代作家的历史评价》，《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页64。
樊骏：《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179。
樊骏：《很有学术价值的探讨》，《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224。
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58、59。
统。这里所说的“战士”，我理解应该是鲁迅所说的“精神界之战士”，有点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学者兼战士”，就是用学术的方式参与现实思想文化建设，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进步。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谈到的“以寻求、发现、保卫真理为鹄的”的学术观，为科学和真理献身的精神，就是这样的“学者兼精神界战士”所必然具有的学术思想与精神品格。而且必然在学术上表现出和“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不同的学术特点、治学方法；在樊骏这里，是用“现实感”、“当代性”来概括与表述的。
按樊骏的分析，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们学术研究的热情，是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怀，并从中“获得前进动力”，他们研究的动机与目的，就是要“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回答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历史研究，实际构成了“当代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他们从不回避自己“强烈的参与意识与社会功利观念”，这大概就是最为“醉心学院派的研究者所不取”.充满了“与人类在创造历史过程中所进行的壮烈斗争，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所取得的辉煌胜利相称的庄严崇高的激情”，这和作为历史学者必须有的“冷静和理性”是相反相成的。最后，如王瑶先生所一再强调的，这样的研究，也就必然要承担“让历史告诉未来”的社会职责，即“为现实提供历史经验”，“对现实发生借鉴作用”。樊骏指出，这是对中国“以史为鉴”的史学传统和儒家“经世致用”理想的治史原则的一个继承与发展。
当然，对这样的传统，包括樊骏所提出的“当代性”的命题，是存在着争议的。樊骏对此也作出了他的回应。他认为，关键是要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既要防止为历史研究而历史研究的纯学术倾向，又要避免机械配合现实运动、图解政治的简单化的反科学反历史的倾向。”樊骏表示，他能够理解“由于过去有过屡犯实用主义错误的沉痛教训，大家对此都记忆犹新，深恶痛绝。如何避免后一倾向也就成为普遍关心的问题”；他也不否认，“强调科学研究的当代性、时代精神，包含着实用的、功利的目的；处理得不好的话，有时的确容易导致实用主义的错误”；但樊骏所要强调的，却是“其中并无必然的联系或者因果关系”，或许正因为曾经有过及可能发生失误，就更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上都采取积极的态度”。在樊骏看来，“从根本上说来，唯有具备充分的当代性和现实感，才能使历史研究永葆青春，不断前进”，这是他始终要坚守的学术观念和立场。
作为一个严格的学者，樊骏对前辈学者开创的学术传统，也进行了严格的审视与反思。于是，他注意到了王瑶先生在逝世前四个月，最后亲自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的《后记》里的这一段话：“经常注视历史的人容易形成一种习惯，即把事物或现象都看作是某一过程的组成部分；往往容易把极重要的事物也只当作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这是否有所蔽呢？”在樊骏看来，这表明王瑶先生“对自己的观点和方法提出了质疑”。樊骏并且谈了他的理解，认为需要反思的主要有两点：一是“把时代对于文学、史学等的作用、影响樊骏：《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页109、110。
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42。
樊骏：《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看法》，《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页125、126。
绝对化了以后”，“可能忽视它们自身发展规律和特征”，“忽略了从其他方面对它们进行剖析”，从而导致“有所蔽”；二是“过多的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为了特定的现实需要而‘让历史告诉未来’，对于历史的审视和评价，也难免自觉不自觉地有这样那样的选择和倾斜，影响考察的全面性和客观性，使‘有所蔽’的弊病更加突出”。而樊骏更要强调的是，“只有在超越原先的思想高度上，才会提出这样的不满和质疑”，王瑶先生的“自我质疑”正是“显示出他不懈的探索精神，以科学的理性审视事物包括自己的学者风貌”，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这同时表明，在樊骏那里，学术传统并非凝固，而是流动、开放和发展的；任何传统都是有所得也有所失，有所显也有所蔽，在获得某种价值的同时，也存在着某些陷阱，因而是可以讨论与质疑的。或许像王瑶先生这样，以科学理性的精神审视自身，不断进行“反思和自问”，并因此永不停止学术思想、观念、方法的探索，这才是樊骏参与构建的我们这个学科最重要的精神传统与学术传统。
这也许就是学术发展的辩证法：当我们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审视传统，包括我们这里讨论的樊骏参与构建的现代文学研究传统，不再将其绝对化、唯一化以后，它的真实价值，现实的启示意义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彰显。这里强调其现实的启示意义，也是有针对性的。樊骏早已注意到，从8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学院派的学术倾向，对“学者兼战士”的学术传统提出了挑战。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学院派学术的发展，显然是和“研究生学位制度在80年代初期的确立”，出现了“当代中国首批职业化的学术人”这样的学术体制与学术队伍的变化直接相关的。到了90年代，就有了对学院派学术的更为自觉的倡导；发展到21世纪，学院派学术就占据了学术界，包括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主导地位，而“学者兼战士”的学术传统则遭到更进一步的质疑，“学者兼战士”的学术事实上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样的学术格局的变化，固然是90年代以来，学术越来越体制化，学者越来越职业化的状态直接相关，同时也是执政者对更具批判性的“学者兼战士”的学术的不断打压和对学院派学术的容忍、接纳、引导与收编的结果。
这同时就出现了学院派学术的危机：越来越技术化，内在的精神性被掏空，越来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61、62、63。
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43。
参看贺桂梅：《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321。
樊骏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99越失去了和时代现实生活的联系，因而失去了不断创造的动力和活力，结果就导致了学术的精致化与平庸化，低俗化和泡沫化的两极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