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樊骏是最早敏感到这样的危机的。早在80年代中期所写的一篇文章里，他就提醒年轻的学者对西方学院派学术在肯定其合理性，并从中吸取滋养的同时，还要保持清醒，要看到其已经存在或可能存在的陷阱，予以必要的警惕，以保持自身学术上的独立性。樊骏指出，西方学院派学术存在着三大问题。其一，他们“大多徘徊在社会解放、人类进步的时代洪流之外，躲进宁静的书斋，冥思苦想地创立同样宁静的、缺少时代气息的学术体系。他们并不是没有真知灼见，但几乎都有意无意地无视或者割断文学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将文学当作是一种单纯的人类思想感情的产物，一种十分抽象、不易捉摸的东西，一种仅仅供人享受娱乐的奢侈品，装饰品。这就在什么是文学问题上，陷入了唯心主义”。其二，“他们提出一种主张一套理论以后，又总喜欢用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将一切现象都生拉硬扯地纳入其中，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相标榜。因此出现很多主观武断的解释，连一些原来不错的见解也受到损害”。其三，“他们又往往满足于罗列一些现象，虽然有关的分析可能很细致、详尽、周密，却就到此为止”，“不再进一步揭示其中的本质和规律，寻找发生发展的原因，以及其他更为内在深刻的东西”。樊骏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西方学院派学术的质疑，或许也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但如果我们联系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展的实际来看，就不难感到，他的许多批评是击中要害，并且是有预见性的。因此，今天重温他当年的警告，就不能不有一种触目惊心之感：一旦脱离了与时代、现实生活的血肉联系，“历史研究也将随同所研究的历史一同失去生气和现实感以至生命，最终失去存在的意义”。面对这样的存在危机，樊骏参与开创的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在今天就显示出特殊的启示意义。这当然不是说，要重新用前辈“学者兼战士”的学术道路来否认、取代学院派的学术，具体的学术道路、学术观点、方法必须是，也必然是多元化与个性化的；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内在的学术精神，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以寻求、发现、保卫真理为鹄的”的科学观、学术观，对现实生活的关怀与热樊骏：《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页128—129、123。
情，对学术和时代、社会的使命感，承担意识，以及为学术和真理献身的精神，韧性精神或许是具有更大的普遍性的。因此，有学者提出，“‘学院’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的空间的同时，也可以成为思想批判的空间”，因此，也就存在着将“学者兼战士”学术传统的某些基本方面融入学院派的学术里，使学院学者同时成为“知识生产与社会参与的主体”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这里的关键，还是学者自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鲁迅说得很好：“根本的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樊骏在80年代也曾引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里的话，提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是“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因而获得“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还是躲在“书斋”里，成为“唯恐烧着自己指头的小心翼翼的庸人”。樊骏说：“我们诚然不一定成得了‘巨人’，但又岂能甘心成为恩格斯所嘲笑的那种躲在书斋里的‘庸人’呢！”这同样也是发人深省的。
（四）“这一代人的疏忽，下一辈人的任务”
樊骏在总结唐先生的学术经验时，特别提到唐先生的一句话：我们在学术上留下的空白与遗憾，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疏忽，下一辈人的任务”。④这大概也是樊骏自己的心里话，因为在他看来，一切学术工作，所有的学人，都避免不了历史的局限，都会把自己的“疏忽”留给后代，并成为“下一辈人的任务”。———他自己也不例外。
于是，在讨论了樊骏的贡献以后，我们还需要讨论“樊骏的局限”，及其留下的历史教训与历史任务。我以为主要有两点。
樊骏在80年代曾经提出一个战略口号：现代文学研究要实现“与新的时代④参看贺桂梅：《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研究》，页329。
《革命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568。
樊骏：《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看法》，《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页126。
樊骏：《唐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152。
樊骏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101的结合”。这自然是由他的强调学术研究的现实感与当代性的观念出发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及时代使命、时代精神。樊骏也有明确表述：“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变革之中，这样的客观实践决定了这个时代和我们所说的当代性，必然也只能具有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属性，而绝不是别的什么阶级内涵。”这是一个典型的80年代“现代化叙述”，其实是有许多遮蔽的。在还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樊骏著文时是看不清楚的，樊骏这样叙说，我们也不应有过多的责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后果逐渐显露出来。我们今天就看得很清楚，80年代所呼唤的“现代化”并不具有樊骏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属性”，而恰恰是以未加反思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为目标，到9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权贵资本”，就是一个必然结果。应该说，这样的后果，是樊骏，以及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对“现代性”缺乏反思的天真、善良的人们所没有预计到的。这样的对80年代“时代”主题认识的偏差，在事实上使樊骏，以及我们，都不能真正把握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本质、复杂性，对历史发展的曲折性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尽管这样的认识上的失误、偏差，是可以理解的；但对樊骏这样的强调文学、历史研究当代性的学者，关心学术发展战略的学者，却又不能不说是具有严重意义的。
于是，我们注意到，樊骏对我们这门学科历史发展中的曲折、教训，包括精神内伤，确有切身、深刻的把握与揭示，但他对学科当代发展的环境、危机，不是没有察觉，但总体来说，还是缺乏更深刻的把握与揭示，当然也缺少了更有力的应对。樊骏曾自责自己对学科建设所提出的战略性设想，“有些空泛”，其实对学科在当代的发展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是一个更内在的原因。这可能是一种苛求，但对樊骏这样苛求自己的学者来说，也许还是一种遗憾。
而且，这背后或许还存在着更深层面的问题。我们已经说过，樊骏是主张学者要拥抱自己的时代，并且从时代的新潮流中吸取精神力量与智慧的。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充分地肯定了其合理性和价值；但我们现在却又要反过来思考其可能存在的问题。樊骏对80年代时代主题、精神认识的某些偏差，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仅有高度认同，却缺乏反思。这里提供的思想的教训与启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270。
示是：我们不仅要“拥抱”自己的时代，又要保持必要的“距离”；在“顺应和坚持”时代潮流的同时，还应有必要的“批判和质疑”，也就是要将“科学的理性精神”贯彻到底。———这是包括樊骏在内的我们这一代的“疏忽”，但愿新一代学者能够在一个新的高度，把“历史研究、学者与时代的关系”的思考推向一个新的水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得到更合理的解决：这也是学术发展到今天所提出的历史“任务”。
其实，樊骏对自己学术的局限性和不足，是比任何人都看得更清楚，有着更自觉的反省的：这位对学术要求十分严格的学者，对自己是格外严格的。他在为《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书所写的《前言》里，特别谈到他对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心中总有些踌躇”，原因是他“不甚满意；越到后来，这种感觉越是明确强烈”：这样的对自己的不满，是真实的，因而也特别让人感动，特别具有启发性。
樊骏特别谈到自己的困惑：“我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在五六十年代已经基本形成。进入新时期以来，出于渴望学科能够有大的发展，对于学术上的新的探索，一直持欢迎支持的态度；但对于日渐繁多的新观念、新方法，有时感到陌生、隔膜以至于困惑；内心深处，又缺少努力了解它们、切实掌握它们的愿望和勇气。”他于是谈到自己“知识结构上的缺陷，给探讨学科建设发展，尤其是创新开拓的工作，直接带来了障碍和困难”，他说自己“为之苦恼，引以自责”。在我看来，这样的知识结构的缺陷与由之带来的困惑是历史性的。王瑶先生早就对包括樊骏在内的主要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的第二代学者有过这样的评价：“他们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的修养，有政治敏感，接受新事物比较快；但由于历史原因，知识面比较窄，业务基础尚欠深广，外语和古代文化知识较差。”这里，实际上揭示了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矛盾。“中国现代文学始终是在古今、中外关系中获得发展的，这就要求它的研究者必须具有学贯古今中西的学养”，特别是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全球化的时代，对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提出了必须具有古今中西的学术视野、学养的要求，本来就有着这样的传统的中樊骏：《前言》，《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页18、29。
王瑶：《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王瑶全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页16—17。
参看钱理群：《学术研究的清醒与坚守》，《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页10。
樊骏参与构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103国现代文学研究就更是如此。应该说，学科开创人那一代学者，都是具有这样的学养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学贯古今中西”，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传统。但这样的传统，从第二代开始，就被中断了。在1949年以后我们国家一直执行了闭关自守的文化政策，到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更发展为“批判封、资、修”的极“左”路线，到文化大革命更到了极端，几乎拒绝了民族的、人类的一切文化遗产。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三、四代学者，总体上都存在着知识结构上的巨大缺陷。这样的学科发展所提出的学贯古今中西的客观要求，与几代学者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矛盾，成为制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发展的长远的、根本性的因素。应该说，樊骏是完全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结构性的矛盾的，他的苦恼、困惑，以至自责，都源于此。我们更要注意的，是他的“扬长避短”的应对策略。他并不因此气馁，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充分发挥自己“有一定的马列主义修养”和丰富的历史经验的长处。我们从前述他对西方学院派学术的既要吸取又有批判的审视里，不难发现他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自信和开放态度，这就使得他在八九十年代极为复杂的学术环境里，始终保持清醒，既不保守，也不盲目跟风，这又反过来，使他在新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中依然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他更清醒于自己之“短”，即知识结构的局限，注定他只能起到“历史中间物”的有限作用，他说他没有掌握新潮知识的“愿望和勇气”，其实是他知道要真正学习新知识，就必须达到真知，深知，并使其“成为自己的学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绝非一日之功，与其皮毛地学得一点，变成“外在的装饰”，不如就老老实实地留下历史的遗憾。但他又为自己因此不能对时代提出的新的学术课题作出回应而感到愧疚，并不断自责。这里所表现出的樊骏式的困惑、苦恼，是有着丰富的历史内容的。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当他“在年青一代学者，尤其是前几年培养的博士生”（年龄大概比他小了二三十岁）中，发现了“具有较为完备的学识结构的新型学者”时，他所作出的强烈反应，他期待并预言这样的“新型学者”的出现，会对“整个学科建设以多方面的深远影响”，“无论对学者个人还是学科总体，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497、498。
这都是走向成熟，孕育着更大发展的重要标志”。樊骏这样的高度评价与期待，并非完全没有理由，因为正是这些年青一代学者，适应学科发展到八九十年代所提出的新要求，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知识结构，并试图对时代所提出的学术、思想、文化课题，甚至国际、国内的政治、社会问题作出自己的回应，这是樊骏这一代，也包括我自己这一代，所不能做的。在他们身上，既继承了老一代学者开创的关注时代、社会重大问题的传统，又有了新的知识结构，因而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作出回应，尽管也有些勉为其难：这都是最能吸引因自身的无力而自责的樊骏这样的学者的，他们也因此对樊骏后的学术界，以至社会产生很大影响，获得了相当高的学术地位。但是，或许正是这样的影响与地位，却遮蔽了这些学者自身的问题，这也是樊骏因期待过殷而没有看清的问题：他们的知识结构的调整，并没有达到樊骏所期待的“真知”与“深知”，并且使新知识“成为自己的学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造诣与境界，总体而言，还是属于“补课”
的性质，再加上某种程度的急功近利，其中的生硬搬演，曲解，误读，是难免的，远没有“成熟”。这就意味着，我们这里讨论的学贯古今中西的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学者知识结构上的不足，这一基本矛盾，在这一代学者身上，有很大的缓解，却远没有解决。而且这也不是这一代学者的问题，在以后陆续出现的更年轻的学者，因为成长在一个更加体制化、商业化，更为浮躁的社会、学术环境里，也依然存在“知识面过于狭窄，且不肯在打基础上下工夫”的问题；当然，他们中的杰出者，在知识结构上正日趋合理，无论对“西学”，还是“中学”，其基础都可能胜过现在已经成为中年学者的那一代人，但真正做到同时学贯古今中西的恐怕也并不多见。而且，由于他们成长于学院体制，深受学院派的影响，在知识上或有某种优势，但却也存在缺乏社会关怀和承担意识，将学术技术化、精致化，因而内在精神与生命活力不足的危险。因此，就整体而言，包括樊骏在内的前辈学者的“疏忽”所留下的“任务”，即完善知识结构，学贯古今中西，以更好地回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还需要现代文学研究界，以至整个中国学术界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真是任重而道远。
现在活跃在学界的几代学者，不仅是中年一代，也包括年青一代，在学养、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页498、500。
参看钱理群：《学术的清醒与坚守》，《那里有一方精神的圣土》，页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