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要真正使现代文学史研究成为“历史研究”，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其历史品格的重建，这就是发表在同一期的严家炎的《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一文所要提出的问题。严文用大量的事实说明“随意修改历史，隐瞒事实真相的不科学、反科学的做法”，已经“产生了历史科学本身的信用危机”。
他因此而大声疾呼：要“敢于说真话，敢于如实地反映历史”。他强调：只有“真正地实事求是，现代文学史也才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只有从历史实际出发，弄清基本史实，尊重基本史实，把认识统一到作品和史料的基础上，这样总结出来的经验和规律才能比较牢靠，比较扎实；也才能有助于我们较好地转变学风”，“在这里，重视不重视接触原始材料，就有了非同小可的意义”。应该说，严家炎的呼吁是反映了当时及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种共识的。
因此，从学科重建一开始，史料的考订、审核工作就受到高度的重视；王瑶樊骏：《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的几点想法》，《丛刊》1985年第1期。
在前引文章中就指出：“要尊重历史事实，就必须对史料进行严格的鉴别。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有一大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以后，马良春又正式提出了“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丛刊》1985年第1期）。
而且我们还注意到，几乎在现代文学研究的每一个重要发展时刻，都有人在《丛刊》上撰文强调史料工作的重要性。这样，重视史料的发掘、整理、辨正，以接触原始材料作为研究的起点，强调从史实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与学风，就成了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大特色，以至形成了某种传统，这是和前文所说的两代学人的倡导与身体力行是分不开的。
走出自我封闭状态
乐黛云《了解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状况，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一文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界定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强调“中国现代文学是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发展起来的”。由此提出了“必须了解同时期世界文学发展的状况，才能更深刻地看到我们民族的民族特色”的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显然是对改革开放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的一个学术上的呼应，也是对“文革”
时期达到顶点的自我封闭状态的一个突破。
如樊骏在《丛刊》1990年第2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1979—1989）》，即提醒人们注意：“在部分研究者中间，出现了片面追求观念和方法的更新，却忽视史料和实证工作的倾向，学风变得有些浮躁。有鉴于此，在提倡重视史料和提高资料工作的质量方面，都需要《丛刊》有更多的作为。”樊骏本人也在1989年《新文学史料》第1、2、4期上连续发表《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1997年在讨论“现代文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时，陆耀东在《丛刊》第1期上发表《要猛进，尤须扎扎实实》，提醒人们“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不可放松”。
《丛刊》1998年第1期又辟“史料的发掘、整理与辨正研究”专栏，并在《编后记》中强调：“随着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史料工作的重要性，不是减弱而是日益显得突出了。可以说每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视野、角度）的开拓，往往同时要求史料的新的开掘：二者是互为促进的。那种不重视史料的开掘与研究，随意‘拿来’某种未经消化的新观念，对已有史料重加组合，就宣布有了‘新发现’的时兴研究法，是很可疑的。‘史料的辨正’已成为迫不及待的工作：根据道听途说、未加考核的‘材料’，任加发挥，制造‘学术新闻’，已成为‘商业性研究’的通病。”
乐文的论述有两个重点，都对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一是强调“研究世界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及“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的影响”，“应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实际上是关于建立“比较文学”学科的一个最早的呼声。另一是强调对“当代世界文艺批评方法和流派”的借鉴，“要像鲁迅早就提倡的那样，‘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它剩落在过去里’”。乐文还具体地、简略地介绍了美国新批评派、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心理学的批评方法、象征的文艺批评方法，对其运用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可能性与前景，也作了简要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80年代中期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热”的一个先声。
乐文最后谈到了国际汉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以及相互的国际交流问题。这其实也正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进行学科重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王瑶在前引文章中即在充分肯定了学术研究的国际交流“可以推动学术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使我们开拓视野，启发思路，有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的同时，明确表示不同意认为只有国外学者的汉学研究“才表现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代表了这门学科的学术研究的国际水平”的说法，强调“对于外国学者的研究情况，我们既要了解，也要分析，不能笼统地去对待”。王瑶的观点是：“我们赞成展开广泛的文化学术交流，以便相互学习，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但我们必须首先立足于自己的研究。我们是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和文学发展的参加者或见证人，中国现代文学是产生在中国的土壤上的，我们有责任对之作出科学的研究和评价，并把我们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外的学者。”这里所表现出的清醒与持重，对学术研究的独立自主性的自觉维护，或许一时不能被理解，但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并非一帆风顺
最后，还要提及的，我们在考察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以“拨乱反正”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文学学科重建时，还必须考虑这样的重建，以及以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对它所面临的重重阻力与压力，如果缺乏了解与理解，是无法对之作出科学的评价与总结的。
严家炎在《回忆我当“保姆”的日子》一文中就曾谈到楼适夷的一篇回忆录，因为说到胡风原是日共党员，回国后要求转为中共党员一事，某权威人士不同意在《文学评论》发表；文章送到《丛刊》，出版社不放心，请示某权威部门，结果还是没能发表。严家炎因此发出感慨：“尽管80年代初大家都在说解放思想，实际上讲点真话依然如此困难。”《丛刊》1983年第1期发表了许志英的《“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对解放后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指导论”提出质疑，而另提出“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指导论”。
这本也是属于“重新评价”的学术探讨，却在随后开展的运动中被点名。
面对干扰与压力，《丛刊》不能不有所表态，发表回应文章，却竭力将其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强调是“本着百家争鸣精神”，“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就商于《再探讨》的作者”。这种困境，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后来者不可不加注意的。
（二）日常学术建设阶段（1983—1989）1．“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的讨论（1983—1985）《丛刊》1983年第3期开辟了“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新局面”的“笔谈”专栏，先后编发了五期（1983年第3、4期，1984年第1、3期，1985年第1期）。《编者的话》这样写道：“近几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家一方面肯定已经取得的成绩，一方面感到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希望能有更多的改进和更快的提高。”
据《1983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介绍，“开创新局面”正是这一年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文艺报》召开的座谈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以及陕西、山东等地方召开的研讨会都以此为主要议题。这一年严家炎：《回忆我当“保姆”的日子》，《丛刊》2000年第1期。
参看杨义：《应该如何认识“五四”文学革命》，林志浩：《必须正确引用和解释权威性言论》，《丛刊》1983年第4期；严家炎：《关于“五四”新文学的领导思想问题》，《丛刊》1984年第1期。
里，各地报刊还陆续发表论述这门学科的历史进程和今后任务的长短文章近十篇。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王瑶曾有过这样的分析：“近两年来，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与学术研究都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都给文学和文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要求着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变革；而‘创作自由’的强调更带来了文艺界与学术界思想的活跃，特别是在文学研究领域，文艺理论和当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了颇为繁荣的景象；这对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不仅是一种‘信息’，而且也是一种压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成为研究工作者普遍关心的问题。”
我们要补充的是，这也是现代文学研究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在一篇评述1982年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章里，这样谈到“研究工作的变化”：“经过前几年的拨乱反正、着重纠正‘左’的偏向，和注意开掘新的课题，扩大研究领域等方面的努力，研究者的视点开始集中于日常的学术建设。所以，这一年里没有像前几年那么多的改变历来结论的翻案文章，和在研究选题和格局上的巨大突破，而更多的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具体细致的、实事求是的、辩证的考察，从总的趋势来看，我们在前几年形成的新的轨道上，正稳步地、扎实地前进。”“开创新局面”问题的提出，应该是推动现代文学研究学科自身的“日常的学术建设”的一个自觉的努力。
“文学现代化”概念和标准的提出这样的“日常的学术建设”的深化，首先表现在对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代文学”性质认识的逐渐深化。如王瑶所描述：“近年来，对‘现代文学’的性质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如前文所说，在“拨乱反正”阶段，强调的是“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与相应的评价标准；但“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反帝反封建’的标准本身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不仅只是一个思孟樊林、王保生、辛宇：《1983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丛刊》1984年第3期。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
张建勇、刘福春、辛宇：《1982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丛刊》1983年第3期。
想标准，而且在对作家进行思想评价时，也只是强调了政治思想的一个侧面”，“如果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和评价仅仅局限在这个方面，我们的研究视野就仍然不免是狭窄的，而且会出现一些新的偏颇。例如在一段时间曾经出现过一些研究工作者在评价一些反帝反封建的倾向并不鲜明，但在其他方面颇具特色的作家作品时，由于囿于‘反帝反封建’这一批评标准，就对这些作家作品中的反帝反封建因素加以夸大，以此来肯定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这种‘肯定’评价与过去的‘否定’仅仅是结论的不同，基本的评价与思维方式并没有实质的区别，因而不可能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这样，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就要求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观念要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提出了“文学现代化”的概念与相应的评价标准。按照王瑶的解释，“文学现代化”“它包含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作品思想内容的现代化，作家艺术思维、艺术感受方式的现代化，作品表现形式、手段的现代化，以及文学语言的现代化等多方面的意义，并且把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倾向和艺术表现、形式统一为一个有机整体”。王瑶并且作了这样的评价：“它是把现代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特质包括在内，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揭示中国现代文学本质的一个概念。当然，由于它的含义广泛，包容性大，就字面意义看，也有一定的不够鲜明和确定的缺点；但‘现代’既然是一种历史性的概念，它最主要的内涵就是时代精神，自然包孕了产生它的社会历史背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观察角度，也不致与现代主义的理论发生混淆。”如王瑶所说，“文学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是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它促使“研究工作者不仅从政治思想的层次，而且从更为广泛的层次去展现现代文学研究作品丰富的思想内容，促使研究者更注意文学特征的探索，例如艺术表现的现代化，文学体裁的革新，作品叙述方式、结构方式和文学语言的变革，以及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各如严家炎的《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问题断想》（收《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就是较早讨论“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问题”的文章。王瑶本人在为《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编，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一书所写的《序》里则提出：“‘语言现代化’（扩大来说，就是‘文学现代化’）、‘思想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构成了‘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五四’的时代精神。”《丛刊》1987年第3期也发表了许志英的《现代文学和文学现代化》，作更进一步的理论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