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园在《丛刊》上发表的《1985：徘徊、开拓、突进》（《丛刊》1986年第2期）、《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随想》（《丛刊》1997年第1期）等文中不断发出这样的呼吁；而本世纪一开始，又有年轻的学者提出对自身的研究的“清醒认识和反省”的问题，见倪伟：《作为视野和方法的文化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
展，以及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大体相一致，思想、文化、学术界通称作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两个时期既存在内在的基本的一致性，而其差异性也是同样明显的。历史进入21世纪以后，尽管中国社会与学科研究都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与发展趋势，但总体面貌上仍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继续，因此，我们仍然可以把《丛刊》与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近25年的发展历史作“前十年”与“后十五年”的划分———当然，这只是相对的；而且作这样的划分，更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对前十年的《丛刊》与现代文学研究，在前引王瑶的《蹒跚十年》一文中，有过一个概括性的叙述：“十年来，它经历了现代文学研究这一学科由窒息到复苏、由重新评价历史现象到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以及对新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追求与探索、学科本身的发展和创新”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这大体是符合事实的。
（一）“拨乱反正”时期（1979—1983）在对“文革”价值标准证伪过程中奠定新的研究基础人们在考察《丛刊》的创刊与这十年现代文学研究的起点时，都注意到它与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大局的急剧变化的联系。如论者所说，它是“文革”结束，中国社会面临着新的“历史性转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鼓舞下”，在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为起点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进行着自身的变革与发展的。因此，“拨乱反正”几乎成了它的第一个突出特征。
1979年10月出版的《丛刊》创刊号上所发表的由严家炎起草的《致读者》中，一开始就明确提出：“鉴于过去对现代文学的各种复杂成分注意很少，研究很不够，我们希望今后不仅要注意研究文学运动、文学斗争，还要注意研究文学王瑶：《蹒跚十年》，《丛刊》1989年第3期。
思潮和创作流派；不仅要注意有代表性的大作家的研究，还要注意其他作家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还要研究民主主义作家，对于历来认为是反面的作家作品也要注意研究剖析；不仅要考察作品的思想内容，还要注意作品艺术形式、风格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过去”，主要是指文化大革命时期，而据王瑶在1984年所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所分析，是可以上溯到“1957—1958年的‘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再批判’”的；这一时期的现代文学研究表现了一种越来越“左”的倾向，文化大革命期间就达到了顶端，其主要表现就是前引《致读者》中所指出的，把现代文学变成一部“文学运动、文学斗争史”，并且强行纳入“文艺上的无产阶级的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的线索中；变成一部“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作品的历史”，而“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作品”的标准又是日趋严格，最后只剩下“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同时又将现代文学研究局限于思想主题的分析，而这种分析的任务又是用文学作品的材料来论证某种理论的正确性。这就必然导致了王瑶所说的学科危机：“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批判掉了一批又一批的现代文学作家和作品，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在‘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影响下，三十年的现代文学史只能研究鲁迅一人，政治斗争的需要代替了学术研究，滋长了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实用主义学风，讲假话，隐瞒历史真相，以致造成现代文学这门历史学科的极大危机。”
现在提出“拨乱反正”，所要“拨”的就是这样的“左”的倾向所导致的学术研究的“（混）乱”，以挽救学科发展的危机。正如后来的研究者所说，这样一个“拨乱反正”的起点表明：“我们现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通过对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的价值标准的证伪过程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的。”④④《致读者》，《丛刊》1979年第1期。据严家炎先生在《回忆我当“保姆”的日子》（《丛刊》2000年第1期）中所说，此文是他起草的。
所谓“金光大道”是指作家浩然的一部作品，在“文革”中全盘否定“十七年”（1949—1966）文学，只剩下一个浩然。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
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丛刊》1996年第2期。
重新估定价值
而作为《丛刊》发刊词的《致读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看作是当时的研究者对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变革的一种愿望和指导原则的。值得注意的是其表达方式：“不仅……而且……”，从表面上看，似乎有点折中，旗帜不够鲜明，而且也很容易被看作是一种变革初期的策略考虑；但其实是包含了倡导者的某种苦心的：他们想借此表明自己所要“拨”的“乱”是将“文学运动，文学斗争”的研究、“代表性大作家”和“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研究，以及“作品的思想”研究唯一化、绝对化的“左”的倾向，而不是反对这些研究本身，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些方面的研究也是现代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甚至仍然是有重大意义的。这显然内含着一种隐忧，即在历史变革的大潮涌起的时候，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致读者》显示了《丛刊》的发起者与主持者的一种难得的清醒；后来，唐以“持重”二字来概括《丛刊》的个性，应该说，这样的积极进取而又稳健的学术姿态与风格是从创刊时既已显露与确定的。
因此，当时《丛刊》及当时学会领导人所要倡导的学术上的“拨乱反正”是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的：一方面，是要让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排斥在文学史叙述之外的作家作品归位，恢复其被剥夺的被研究的权利，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对原有的研究对象与课题在新的研究视野、观念与方法下进行新的开掘与阐释，而这两个方面都具有重新评价的性质与意义。
《丛刊》的创刊号发表的《胡适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耿云志）将胡适作为“文学革命运动的开拓者”来论证；《鲁迅小说的风格初探》（田本相）、《关于革命文学论争的若干问题》（西羽），突出了以往研究中被忽略或遮蔽的方面，即鲜明地显示了这样的重新评价的特点。以后《丛刊》先后发表的《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与艺术特色》（凌宇，1980年第3期）、《评徐志摩的诗》（陆耀东，1981年第2期）、《一个被简单化了的主题———关于鲁迅小说及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发展中的个性主义问题》（支克坚，1981年第3期）、《对鲁迅研究国民性问题的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1979—1989）》，《丛刊》1990年第2期。
唐：《祝贺与希望》，《丛刊》1989年第3期。
再认识》（邵伯周，1981年第3期）、《茅盾的现实主义理论和艺术创新》（乐黛云，1981年第4期）、《〈原野〉论》（田本相，1981年第4期）、《论曹禺的悲剧艺术》（朱栋霖，1982年第1期）、《从〈鼓书艺人〉看老舍创作的发展》（樊骏，1982年第3期）等，就是这类重新评价的最初成果。《丛刊》还特地开辟了“争鸣园地”，发表了《“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创造社前期文艺思想重评》（李旦初，1980年第3期）、《关于“现代评论派”》（陈金淦，1980年第3期）、《“左联”时期同“自由人”与“第三种人”论争的性质质疑》（李旦初，1981年第1期）、《试谈“民族形式”论争的评价中的几个问题》（刘泰隆，1981年第1期）、《〈论民族形式问题〉应当得到更准确的评价———与刘泰隆同志商榷》（丁伯诠，1982年第3期），这些文章的发表及引发的争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类“重新评价”
形成了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股潮流，如王瑶所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工作实际上具有某种‘平反’性质”，其中也就“渗透着某些强烈的感情因素。”支克坚在回顾这一阶段现代文学研究时，也指出：“它固然是以文学的一段历史为对象，却又是我国新时期社会思潮和政治思潮的一种反映，并构成了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他这样描述上述“重新评价”的精神实质：“一切固有的结论，包括那些带根本性的结论，几乎都经过重新思考，重新检验”———也正是这一点，使现代文学研究处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前沿，因为它是直接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的：作为现代中国第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它的基本精神也正是“重新估定价值”。
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注意：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所进行的“拨乱反正”与同时期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既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也有着重大的区别。这就是研究者所指出的：“（政治上的）所谓拨乱反正，是要拨文化大革命之乱，返‘十七年’之正”，而这一阶段的现代文学研究却要“回到‘五四’那里去”，“‘五四’新文化与‘十七年’用的不是同样的文化标准”。应该说这一时期所确立的现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
支克坚：《今天研究现代文学的意义在哪里？》，《丛刊》1989年第3期。
代文学的新的观念与新的价值标准是直接来自“五四”的，或者如研究者所说，当时我们是在“‘五四’的旗帜之下”形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思想基础”的。
这样，王富仁先生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在《丛刊》1983年第1期以头条位置发表，成为这一阶段现代文学研究的标志性事件，就绝不是偶然的。论文的结束语中这样写道：“反对封建主义思想仍是我国思想战线的一个重要任务。《呐喊》和《彷徨》对我们认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封建思想的斗争，仍有不可磨灭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这就在“五四”与“新时期”之间找到了一个内在精神的联结点，也为现代文学研究参与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能与途径。而这正是当时与以后的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所自觉追求的。
该文的影响更在于它通过对五四新文化与鲁迅作品的新阐释，较好地体现了对现代文学性质的新认识和新的价值标准。对这种新认识、新标准，王瑶曾作过这样的概述：“在最初的‘拨乱反正’阶段，针对着长期以来存在的‘以社会主义文学的标准衡量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强调了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提出要以是否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倾向，以及这种倾向表现得是否深刻、鲜明，作为衡量和评价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基本标准。应该说，这是现代文学研究在指导思想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它带来了研究格局的变革。”而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自觉继承意识，自然也就使这样的“研究格局的变革”基本上限于新文学内部，所谓“重新评价”也主要是对新文学的各种成分（左翼作家，自由主义作家，等等）的重新估量。当时也有人提出“现代文学史应该包括旧体诗、词和包天笑、张恨水的章回体小说”，却遭到了引领学科的王瑶、唐等老一代学人的断然反对，这同样也不是偶然的。
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丛刊》1996年第2期。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
参看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丛刊》1980年第4期。
而最能显示80年代初期学科变革的深度的，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基本性质、学术品格以及研究视野的更深层次的思考与讨论。
在这个意义上，《丛刊》1980年第4期是特别值得重视的。在这一期集中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王瑶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严家炎的《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以及乐黛云的《了解世界文学研究发展状况，提高现代文学研究水平》。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三位作者的年龄结构。
王瑶是“为本学科的创建开拓道路，奠定基础”的老一辈学者；严、乐二位则是“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年学者”；如研究者所说，这两代学者是这一时期的学科带头人与骨干力量，也是《丛刊》的主要作者。王瑶之外，李何林、唐、任访秋、田仲济、陈瘦竹、钱谷融、丁景唐、吴奔星、单演义、孙昌熙、薛绥之、华忱之等前辈学者都为《丛刊》写过文章；据统计，在《丛刊》第一个十年中，中年学者占刊物作者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上下。他们所发表的意见的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
王瑶提醒人们：要真正提高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关键是要弄清“现代文学史”这门学科的“自己的性质和特点”，即学科“质的规定性”。王瑶强调：“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因此一部文学史既要体现作为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学的特点，也要体现作为历史科学，即作为发展过程来考察的历史学科的特点。”他指出：“不能把文学史简单地变成作家作品论的汇编”，“作为历史科学的文学史，就要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上下左右的联系，讲文学发展的规律性”，“写文学史与编‘作品选读’不同，作品选是根据某一标准或适应某类读者的需要编选的，并不表示没有入选的作品就不好；但文学史就不同，不论它写得多么十年后，学者提到王瑶的文章时，有这样的评价：“那是一篇相当精彩的学术史论，对于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重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见陈平原：《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丛刊》1997年第1期。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1979—1989）》，《丛刊》1990年第2期。
简略，讲一个作品和不讲一个作品，讲多讲少，无论繁略都意味着评价”。王瑶对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学科”性质的界定与强调，对当时及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樊骏在1984年学会第三次年会的发言中即指出：“近几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众多变化和进展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从单纯的文学批评向综合的历史研究的转化，或者说这个学科开始具有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的成分和特点。”王瑶文章还强调了“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区别，他指出：“文艺理论所探讨的文艺的一般的普遍规律不同于文学史所要研究的特定的历史范畴。文学史必须分析具体丰富的文学历史现象，它的规律是渗透到现象中的，而不是用抽象的概念形式体现的”，因此必须“抓住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征的典型现象，从中体现规律性的东西”，而“某一现象除了它和其他许多现象所共有的同一本质以外，还包含有不同于其他现象而为其所独有的纯粹个别的因素”。王瑶的这一“典型现象”的理论对以后的现代文学研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品格的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