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也还是这样看待现代文学研究的这一段历史和现状。而我在这里更要强调的是，我们学科这些年的沉潜和发展方面。从表面上看，现代文学研究似乎不那么热闹，也很难像80年代那样，不断引发学界以至社会的强烈关注是集大成，又是新的开拓277和轰动。———我们实在不应该把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过分理想化，那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非常态；其实现在的寂寞与沉潜，才是回到学术的常态。正是在这沉潜中才能产生更为坚实的著作，以及学术底气更加深厚的学者。而且也会有学术的新探讨，具体到我们学科，在我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对史料的重新发掘与研究，这背后隐含着“重新研究一切”的学术冲动，而且从一开始就要把这样的重新研究置于坚实的史料基础上；于是，就有了依据新史料而对许多既定结论、公论的新的质疑，尽管这些质疑还大有讨论的余地，但毕竟开拓了相关历史的新认识、新前景。其次，是对文本的细读，这样的细读也含有“坚持文学的形式感和审美价值”的自觉的学术追求，同时视野也更为开阔，引入了文化关照，使文学文本的研究更为丰厚。其三，是文化研究观念与方法的引入，不但极大地开拓了研究视野，而且深化了人们对文学、文学史、现代文学的认识，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即“把现代文学的文本还原到历史中，还原到书写、发表、传播、结集、出版、典藏、整理的不断变动的过程中，去把握文学生产与流通的历史性及其与时代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复杂关系”，这同时带来的是在新的文学观念下对史料的新发掘（参见钱理群：《史料的“独立准备”
及其他》）。这些年现代文学与现代报刊出版、现代教育、现代学术、现代语言学的关系，文学与现代艺术（电影，美术，音乐）的关系，现代文学创作与翻译的关系，都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这背后显然隐含着一个“大文学史”的观念。在这三大潮流之外，也还有许多重要的发展趋向，比如，“文学形态、派别多元共生”观念的形成，对作家（他们的人生选择，心理，物质生活方式，写作方式）与读者（不同读者群体的审美要求与心理）的关注，对文学语言的演变、创造、发展的关注，对文学图像、历史图片的重视，等等，都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而且经过十数年的努力，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坚实的研究成果。而这些研究成果，在许多方面，却是现在通行的文学史结构与叙述模式所难以容纳的。这就是我在一篇文章里所说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内容与形式的矛盾”，也就是说，这些年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发展、新成果，要求文学史形式上有一个新的突破；而形式的突破，也必然带来对现代文学图景的新认识。这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客观要求，大概也就是作者在序言里所说的“一个文学史写作即将发生变化的时代来了”的意思吧。我曾说，现代文学发展到现阶段，需要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是这个意思。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吴福辉的这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正是对这学科发展的客观要求的一个自觉回应，既是新世纪有关研究的集大成者，又是一个新的开拓。我们可以看到，吴著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的所有论述都是建立在大量的史料，特别是新史料基础上，其中也有他自己的史料的独立准备与发现，这就给人以扎实与厚重之感。同时，他也吸取了文本分析的长处，在大气磅礴的历史关照里，也时有精到的文本细读，对作者的文体风格的精微处，更别具眼光，总能引发读者会心一笑。———这也是他自己学术长处的一个自觉发挥：福辉长期供职于现代文学馆，有较深厚的史料功底；而他的艺术鉴赏力，在同代人中也是突出的，看他的学术随笔就知道。
当然，更重要的是，贯穿全书的“大文学史观”。作者对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把握与描述，始终抓住两个要点，一是时代政治、思想、文化对文学的要求，也即文学对时代主题（五四时期的“启蒙”，30年代的“现代化”，40年代的“救亡”）的回应；一是文学市场对文学的作用与影响。在我看来，这正是更能显示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相区别的新的文学风貌的，同时，也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和传统，即文学与时代、中国大地的密切联系。抓住这两条基本制约因素和发展线索，吴著将现代文学的发展置于与同时期的现代政治、出版、教育、学术、思想发展的复杂关系网络，由此形成的文学体制中，同时突出了文学创造的主体———作家的思想、文学选择，心态，迁徙，流动，生活方式，以及文学的接受者———相应的读者群的复杂关系与接收途径、过程，这就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网状的文学史图景。难能可贵的是，吴著还将这样的全方位的关照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史结构与叙述里，于是，就有了从上海望平街这条中国最早的报刊街市开始的现代文学叙述的尝试，和“电影艺术与文学的交互作用”、“对外国名家应时的整体接受”、“文人经济状况和写作生活方式”这样的章节的设置与写作，对文学中心的变迁的文学版图的精心绘制（30年代的“南下之路：文学中心的回归”，以及40年代的“重庆———延安———桂林———昆明———上海等———港台”的文学多中心的描述）：这些，都是以往的文学史叙述里或缺失或不详的，是一个全新的创造。
而“表”与“图”，以及典型年代（1903，1921，1936，1948）文学大事记的特意设置，更是吴著结构上的一个亮点。在我看来，在这背后也隐含着学术上的一个自觉追求，就是努力接近文学发展的原生形态，这是有助于帮助读者进入历是集大成，又是新的开拓279史的具体情境的。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及其成果与不足，应有专文的讨论，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就不多说了。
这里，还需要谈及作者的叙述姿态与语言。在我的感觉里，作者完全摆脱了以往文学史写作难免的严厉的审判官、所谓“文学规律、法则”的发现与宣示者与导师的身份和架势，而是像一位饱有经验和学识的“导游”，引我们读者一路走来，观赏路边应接不暇的文学风景，他介绍，指点，也偶有评论，却并不强加于人，只是引“导”我们自己去“游”，当我们真的自己去游（阅读原著）了，他就只站在一旁微笑：尽管我们已经把他的介绍忘记了，他的目的也达到了。这里不仅有和读者一起平等地观赏和研究的态度，更包含了作者自己对其叙述对象———精彩纷呈的现代文学风景的热爱，欣赏，以至陶醉，正是这一点，深深地吸引和打动了读者。这样，这本书的叙述，尽管总体上采用的是严谨而简练的学术语言，但也有随笔的笔法的渗入，显得亲切而有情致。再加上作者对生活与文学细节的精心选用，就平添了学术著作中所少有的趣味性。这是一本好看好读的文学史：这本身就是别开生面的。
这自然和本书是一部个人文学史著作有关。这也是作者的一大贡献：这是对1949年以后文学史写作的“教科书模式”的重要突破。我在本书出版座谈会上说过：“这样的教科书模式是和现代文学进入大学教育的学科体制相适应的，这本身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教科书模式成为唯一，就有了问题：一是容易形成某种固定化的单一观念与叙述方式，会影响个人创造性的发挥，难以形成文学史研究多元化格局，这也是这些年出版的大量文学史大都陈陈相因的根本原因；二是会逐渐将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知识化，而遮蔽了其内在的现代文学精神。
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一本有别于教科书的个人文学史专著，这是一个重要的开端。”我在这里要补充的是，这样的个人文学史专著，是最有利于文学史研究的个性化的，不仅是个人文学观念与趣味所形成的独特的关照点，而且也包括个人的叙述方式、语言的独特性，以及作者个人感情的有节制有限度的投入，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主客体的融合。这在教科书模式里都是大忌，但却构成了个人文学史的特点。
我还要强调的，是这部现代文学史的“当代性”。如前文所说，文学对时代“主题”的及时回应，是现代文学的重要品格与传统；因此，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也必然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政治、思想、文化、文学思潮密切相关，需要对时代所280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提出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学术回应。在80年代，现代文学史研究曾经是一门时代的显学，在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尽到了对自己时代的历史责任。这是一个值得珍惜的传统。当然，今天现代文学研究某种程度的边缘化，也是一个时代的自然选择。但并不等于我们学科因此就不再受到时代的挑战。事实上，当下中国政治、思想、文化、文学、学术的许多现实的重大问题，都会涉及对现代文学历史的认识。比如对五四新文学，对30年代的左翼文学，对40年代的延安文艺的评价，以及对相关的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的评价，都直接关系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认识，其现实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上都是当代思想、文化思潮中争论的焦点问题。而对现代文学中的通俗文学，京派、海派文学的评价，也和当代文学的发展直接、间接相关。我们前面提到的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脱离、回避现实”的倾向，所指的也就是对时代所提出的这些学术问题的回避。而成长于80年代的吴福辉这一代学者，对现实的关怀，是渗透于其血肉中的；只是个性与经历的不同，反应的方式、程度不同而已。因此，我读吴福辉这部著作，就特别敏感于他对当代现实所提出的前述问题的回应。
我注意到他的回应，首先是学术的，有距离的，并不是论战式的（这自然和文学史的学术文体有关），也就是说，他的现实关怀是隐含在对历史的学术研究与叙述中的。比如他对五四新文学，对左翼文学，对延安文艺的考察与评价，就始终坚持我们这一代所选择的“历史”的与“美学”的评价标准，既充分地肯定其历史作用和价值，又不回避其历史局限及负面影响，或许有人会批评这是折中，但在我看来，我们或许正需要这样的“中庸之道”，因为当下对历史的评价，总是好走极端：或者全盘肯定，将其理想化、绝对化，或者全盘否定与妖魔化。
我们正应该结束这样的“钟摆现象”，回到中点上，恢复历史本来具有的复杂性（本书的叙述就充分注意到左翼文学内部的差异，分化，相互补充，制约，冲突与发展），尊重前人所作出的一切努力与贡献，对他们在探索过程中的困惑与失误，给予同情的理解，并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既坚持又质疑的态度来对待留给我们的这份现代文学遗产，包括五四文学、左翼文学、革命文学传统：这正是对现实提出的历史评价问题所作的学术的、科学的回应。
本书对也是现实所提出的对京派文学、海派文学、通俗文学的评价问题的回应，更具特色，作者完全走出了二元对立的简单模式，用详尽的史料、细密的是集大成，又是新的开拓281分析，揭示其相互撞击，又相互联结，渗透，制约，影响，共生互融。在这方面，本书有许多让人眼睛一亮的发挥，显然是多年研究的结晶，是这部文学史的华彩篇章，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我更有兴趣与感动的，是无处不在的“同情的理解”；而且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种学者应有的科学态度（我曾经把“同情的理解”与“正视后果”视为文学史研究的两条必须遵守的原则），更融入了作者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审美经验：熟悉吴福辉的朋友都知道，他出生于江南，却成长于北国，人也是南人北相，是吃着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奶汁长大的，直到现在，也还游走在北京、上海两个城市之间。所以由他来讲述这三大文学，正是恰得其人。而前述他对五四文学、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同情的理解，也是因为我们这一代都是被这些文学所滋养的。而这滋养，是既深得其益，又深受其害的。也就是说，所要研究与叙述的对象，是和自己的生命攸关的；研究、反省、讲述这段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研究、反省、讲述我们自己。这背后隐含的，不仅是深切的现实关怀，更是深远的人文关怀，刻骨铭心的生命关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吴福辉的这部皇皇大作，虽深感于其材料的丰富，却又觉得这些材料都虎虎有生气的原因所在。这样的学术的生命活力，是那些将学术技术化的著作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在这个意义上，吴福辉的这部著作，也是对我们前面说到的当下现代文学研究弊端的一个反拨。
当然，读吴福辉的这部著作，掩卷回想，也会有些遗憾。我感到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尽管前面说过本书时有精到的文本分析，但就总体而言，本书长于对“文学外部”的描述，对“文学内部”的分析、叙述，则有不足。这样的内、外的区分或许也有问题，但本书对各文体的内在发展线索，对文学语言的内在发展线索，以及文学风格发展的内在发展线索，未能作更精细的梳理，却也是事实。其实，吴福辉在这些方面，是作过一些研究的，例如他对讽刺文学的研究，在80年代是相当瞩目的，也就是说，还有发挥的余地。另一方面，如果将本书和作者也参与编写的《现代文学三十年》相比，也可以发现，尽管已经有了许多新的精彩的分析和发现，但就对这三十年文学的分析、评价和框架，还没有实现总体的突破。这或许是一个苛求。因为就整个学科的发展而言，我们对三十年文学的重新研究，再认识，才刚刚开始；我因此曾经表示，现阶段现代文学的研究的重心，还在对局部问题的再发掘，再认识，在有了更多的积累和更丰厚的理论准备，在282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相关学科（例如现代思想史、学术史）有了更大的发展之后，才可能有综合的突破性的整体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重写现代文学史的时机尚未成熟。但这丝毫也不影响像本书这样的既是阶段性成果的总结，又是新的探讨和开拓的文学史著作的意义和价值，这都是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积累，是我们一开始就说的学科发展长河里的“中间物”，却又标示着一个时代、阶段的学术水平。因此，我认为，作者将本书定位为“为将来的文学史先期地展开各种可能性作一个预备”，既是对自我价值的有限性的一个清醒，也是对自身价值的一种自信与自尊。这样的学术清醒、自信与自尊，都是极其可贵的。
最后还要说一点：本书的价值，不仅在其对学科积累的重要贡献，更在于其所显示的学术精神。我想概括为三点：一是学术的沉潜精神，二是学术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三是学术背后的现实关怀、人文关怀和生命关怀。这都是切中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时弊的，其启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