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一切反抗都被看作是“恐怖主义”。在中国国内，正像鲁迅在《失掉的好地狱》里所描述的：“一切鬼魂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鲁迅在《这样的战士》里说：“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太平———。但他举起了投枪。”但在现实的中国，却只见“太平”，没有“战士”。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是知识分子自己放弃了“战士”的选择，他们中的“先觉者”更是早已宣布“告别革命”。或许正因为如此，鲁迅对“永远的革命者”的呼唤，就正是切中时弊。
在我的理解里，鲁迅说的“永远的革命者”也就是他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其内涵有二：一是永远不满足现状，是永远的批判者；二是永远站在平民这一边。
在我看来，这是能够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基本的价值立场的。
我还想强调为毛泽东所盛赞的鲁迅的“硬骨头”精神，这是作为“永远的革命者”、“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最重要的精神品质，而如毛泽东所说，“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记得四十年前我写的第一篇鲁迅研究论文里，曾将这种“硬骨头精神”与“韧性战斗精神”两者的结合称为“东方风格”，这个观点今天好像也还有意义。在我看来，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的实质，就是一种思想与精神的独立自主性与主体性，这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实践”问题
刘世钟教授在她的论文中给鲁迅与韩龙云的“实践”精神以很高评价，特别强调了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他的实践性，即“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刘教授认为，韩龙云“思想中我们要重温的现代价值”，主要的就是他的“基于现实解决首要课题的实践家的形象”。刘教授以为鲁迅与韩龙云最可贵的，是他们“不停的实践”精神：韩龙云不停地出去寻找“君”；鲁迅就332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如“过客”那样，为“前面的声音”所召唤，不停地往前走。———丸山升先生也是非常激赏鲁迅这样的“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寻路精神，这大概不是偶然的。
但回顾我们中国思想界与学术界，鲁迅的实践精神恰恰是被忽略以至贬斥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对鲁迅后期的评价上。我们知道，正是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鲁迅的实践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一方面他用杂文为武器，直接参与政治、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战斗；另一面又与反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际革命运动相配合，直接参与了群众的抗议运动。但在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看来，这都成了鲁迅的罪状，至少也是鲁迅的“局限性”：鲁迅的杂文战斗被看作是“意气用事”，是“浪费才华”；鲁迅与革命运动的结合竟被诬为“与极权合谋”。
这同样不是偶然：它正是反映了当下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的犬儒主义、伪清高、伪贵族主义的倾向，他们真的如鲁迅在《伤逝》里所描写的那样，被关在金丝笼里，“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甚至是失去了行动的欲望与要求。正是这样的精神委靡状态，使中国知识分子不但在现实中国社会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在中国未来的社会变动中也将同样无所作为。在我看来，鲁迅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实践精神，正是在这样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中，显示出了它的特殊意义与价值。
在这个方面，韩国学者，韩国知识分子所依然保持的对信仰追求的执著，鲁迅式的革命战斗精神、实践精神，是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因此，在这次会议上，我得以见到将鲁迅实践精神介绍到韩国，并且身体力行的韩国变革意识运动的先驱李咏禧先生，我是既感荣幸，又深觉惭愧的。作为鲁迅家乡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中国学术界，包括鲁迅研究界，真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但愿这次“中韩鲁迅研究对话”，能够成为这种反省的一个契机。
2005年7月2—3日
面对我们共同的困惑
———在木山英雄著《北京苦住庵记》座谈会上的讲话我读本书，首先关注的，是木山先生《致中文版读者》中谈到的他面对周作人这样的研究对象的复杂感情：他的“新鲜的感动与惊讶”，他的“矛盾”与“承担”，他的“贴近”、“重构”与“安魂”的研究目标，他的“一言难尽”，以及“犹豫不决”。———这是一切真正的学者面对复杂的历史，必然有的困惑心态；何况又是周作人这样的一个更为复杂，更容易牵动民族感情的研究对象。
作者希望“以更自由的心态来阅读周作人”。我要说，这“自由”是很困难的。周作人把我们大家都置于尴尬，我们有太多的“负担”。对木山先生来说，一方面是对“知日家”的周作人的感动、惊讶与亲切；另一面是周作人的“失败”
的选择和命运，又连结着自己作为日本公民而负有侵略战争之共同责任、承担。
而我们中国学者，也同样如此：一方面，周作人是我们最为珍贵的“五四”传统的开创者之一；另一面，他在民族危难时期的选择，却对我们民族以及我们自己都造成了伤害。这背后也同样有一个对中国自身历史和自我的认识问题。木山先生以及我们中国学者两方面所感到的困惑，同时也形成了对话的某些隔阂，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
但我又对木山先生提出的“今天是否具有不存在隔阂地进行对话的条件”
问题感到兴趣。木山先生说，我们应该“直面毫不留情的‘全球化’趋势与单个国家的民族情绪之排他性高昂所造成的恶性循环”。我同意这样的分析：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超越国界，超越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新思维；另一方面，同样是全球化又强化了“单个国家的民族情绪”，以致造成了“排他性的高昂”，这确实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两种都是由全球化引起的，相互关联的潮流。据我的观3察，围绕着北京奥运会的召开，这两股潮流都有突出的表现。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它使中国老百姓，特别是中国的年青一代，对“地球村”的概念有了亲身的感受，开始有了超越于狭隘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全球性的眼光与思维。我想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这次奥运会上“国际中国军团”得到了中国观众的充分理解与欢迎，郎平领导的美国排球队打败了中国姑娘，却同样赢得了中国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热烈喝彩，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当年何智丽代表日本打败了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是曾经引起全民公愤的。
这大概是能够说明，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年青一代在“全球化”趋势下，观念、思维、情感的一些变化吧。但我们更不可忽视的，是北京奥运会所激发起来的中国民族情绪新一轮的高涨。当然，对这样的民族情绪高涨是应该有分析的，正当的民族自豪、自尊感是应当肯定并珍惜的，但也不可否认，其中也搀杂着木山先生所说的“排他性”的极端民族主义（我更愿意称为“国家主义”），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其实这些年一直存在，这里也举一个例子：我几乎在每一次有关鲁迅的演讲中，都会有年轻人向我提出鲁迅“是不是汉奸”的问题，其“理由”无非是鲁迅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下，还提出要向日本学习，鲁迅始终坚持批判中国自身的弱点，包括中国国民性，批判中国的民族自大、中华中心主义。鲁迅批判“爱国的自大”，在一些人看来，就是“不爱国”。
应该承认，面对这样的两种潮流，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也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我对这两种潮流中内含的“全球意识”与“民族意识”都有认同的方面。这就是说，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观念、思维，当然应该超越单个的国家、民族，而要有全球、世界的眼光，而且要对“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其实，这样的世界眼光和对国家主义的批判本身就是“五四”开创的传统；明年就是“五四”九十周年，我们是应该继承和发扬这样的传统的。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又遭遇到木山先生所说的“市场资本主义称霸世界，又无有效替代”的问题，面对国际霸权主义，我们又不能没有自己的民族立场，而且必须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国家利益。但在我看来，或者说我总是如此警戒自己：无论是“全球意识”，还是“民族意识”，都应该是有限度的，两者之间要有一个相互制约的张力。因此，就必须警惕将“全球意识”推向极端，变成对民族意识的根本否定，以致认定“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同时又要警惕将“民族意识”极端面对我们共同的困惑335化，走向“国家主义”和“中华中心主义”。于是，就必须两面作战，就像鲁迅说的那样，要“横站”。
而我更为警惕的，是木山先生说的“排他性”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中华中心主义，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中华中心主义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危险，而且在年青一代中特别有影响。在准备这篇发言的时候，我正好读到《粤海风》2008年第5期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的精神需要”（赵瑞），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无妨在这里作一个介绍。作者认为“精神信仰危机是极端民族主义泛滥的根源”，并作了这样的分析：“社会转型期的复杂矛盾积累了大量不良情绪，加之旧的价值体系崩溃，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造成信仰危机的真空，以致不良情绪得不到缓解和释放，使中国社会成为孕育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床”，因为“民族主义会凝聚更多的精神需求，成为人们发泄情绪，寻求归属感的唯一途径”，而“在强烈的精神依赖之下，走向狂热是必然的”。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必然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带有明显的情绪宣泄特征，往往是完成情绪宣泄后销声匿迹，等待下一次的喷发，从而呈现出间隙性喷发的外貌”，二是“语言和行为暴力，辱骂，恐吓和抵制，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我看来，这些分析都是十分到位的。
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中华中心主义是现行体制所需要的，正是为了要填补价值的真空、信仰的缺失，早已经宣布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中华中心主义色彩的“爱国主义”为核心价值，并以此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当然，对极端民族主义的破坏性和易起易落也是有警惕的，因此，在鼓励的同时又加以控制，并且用不断制造“全民狂欢节”的方式来避免其“间隙性”。
我们不能低估这样的鼓励与控制的有效性，特别是对根本不了解历史的年青一代的影响。在当代中国，这样的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国家主义、中华中心主义思潮实际占有主流地位，而且在民间社会也有广泛影响，这绝不是偶然的。
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背景，那么，木山先生的著作此时介绍到中国，可能是不合时宜的，记得前几年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介绍到大陆来，我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我同时又指出：“但它的意义也正在这里。”木山先生的书大概也是这样：它将迫使我们思考，以更加复杂的态度来审视民族主义，思考“国家，民族，文化和个人的关系”。在20世纪40年代，这样的关系的链条“达到了紧张的极限”，今天其实也是如此。
以上，算是我对木山先生写在书前的《致中国读者》的一个回应。
下面，我准备就木山先生书中所提出的两个重要命题，谈谈我所受到的启示。
（一）木山先生提出的“周作人之失败主义式的抵抗”问题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周作人之失败主义的抵抗”这一命题是否成立，应如何看待？
这是木山先生给自己定的目标：“试图尽可能贴近周作人的立场，而对事件的整个过程予以重构。”———这大概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要“设身处地地去理解”的意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