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腐败和庄严的学术坚守345学术的腐败和庄严的学术坚守———在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八届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因为是临时决定让我来讲，就只能说说自己参加会议的一点感受。
记得1995年西安会议上，学会成立15周年时，樊骏先生作了一个判断：“我们这个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现在又过了若干年，但我们依然要问：这个学科真的成熟了吗？它将怎样走向成熟？
坦白地说，我是带着极大的忧虑和困惑来参加这次年会的。正像一位代表在发言中所说，我们现在的“学术环境正日趋恶化”：学术的体制化、商业化，权力与利益对学术的渗透，学术的腐败，表面繁荣下的学术泡沫化，这些都会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无聊感与荒谬感：我们的学术还有意义与价值吗？因此，在会议刚开始时，我一直很难进入状态。但在昨天的小组会上，却突然有了一个瞬间感觉：应该说，这次会议的学术活动的安排是相当密集的———这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学会的传统，每一次年会都使得与会者感到非常疲倦；尽管如此，参加的人却都很踊跃，认真。就在这时候，我突然看见白发苍苍的曾华鹏先生端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发言，仿佛忘记了他的一身病痛；在他的旁边，是已经退休、自费参加这次会议的我们的前理事郭增芳先生，她也是那样一丝不苟地作着记录；再看看我的身后，一群年轻的研究生也在忙着记笔记，一边小声地议论着，还有的争着发言，不放弃参与讨论的每一个机会。我真的被感动了，自己也在这一刹那进入了一种生命的、学术的沉潜状态。它出现在这喧闹的世界，应该说是有一种象征性的。我想起鲁迅当年曾引用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一句话“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来概括30年代的中国；在我看来，这同样是今天的中国的缩影。我们的学术界又何尝不是如此？
“一方面是学术的腐败，另一面却是庄严的学术坚守”，忽略任何一面，都会得不到真实。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这次年会正是（或者但愿它是）这样一种“学术的坚守”。我这样说，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正是在这次会上，我们不断听到了一些清醒的呼声：一定要注重史料，从事实出发引出结论，而不是让我们的研究成为某种流行理论的有效性的证明；一定要坚持学术的严肃性，坚持实事求是，要有历史感，既对前人有一种理解的同情，又不回避历史后果的严峻性，敢于说出历史的真相；一定要跳出二元对立的简单模式，努力揭示历史固有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一定要有自我怀疑与批判精神，在强调、坚持某一方面时，要注意可能被遮蔽的另一方面，防止走向极端；要追求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力图有自己的发现，而不要因陈相袭，重复别人和自己；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自主选择，反对跟风、媚俗、赶时髦等等。从表面上看来，这些都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常识，是我们过去一再强调的；但在今天，却显然具有抵抗学术体制化、商业化的趋向，抵制权势的压迫与诱惑，商业与时尚的诱惑，坚守学术的独立性与科学性的意义。而我想补充的是，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的研究者，首先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就应该与中国的现实，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保持血肉般的联系，我们的学术研究要有问题意识，我们的问题只能产生于中国的现实，而对问题的思考又应该是有距离的，充分学理，更带根本性的，也就是要将现实的关怀与超越性的关怀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我们的研究就既能够与当代中国社会保持对话关系，并参与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又能避免陷入实用主义。这本来都是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好的传统，但面对当下恶劣的学术环境，学术研究有可能走向脱离、回避现实，从而削弱其创造性、批判性品格的情况下，强调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是格外具有一种迫切性的。而尤其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与会代表不只是呼吁，更是拿出了研究实绩，显示自己的学术坚守。在会上，我听到和看到了不少有充分准备的有分量的研究报告和论文，对本次年会所讨论的论题：“历史转型期的四十年代与十七年文学”有不少具有创意的新的开拓，也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思路；我本想（也本应该）对此作一些评述，但时间仓促，还来不及从容消化与总结，只能阙如。但我确实从中看到了我们这支研究队伍的巨大潜力与我们这个学科不断发展的新的可能性，这都是令人鼓舞的。但也无可讳言，有相当一部分提交的论文，还限于感想与设想，并未进入实际的认真研究，写得过于仓促与草率，更有许多重复：不仅是彼此的学术的腐败和庄严的学术坚守347重复，更多的是对自己的重复。这就使我想起近年来，我们现当代文学界的学术活动越来越频繁，这或许是一种繁荣景象；但不可忽视其负面的作用：我们的许多学者（也包括我自己在内），疲于奔命地出席各种会议，提交的论文，就只能是急就章，或者将一篇文章改头换面，以应付各种场面。我们必须严肃地指出：此风不可长。这不仅会助长学者的浮躁心理，更有将学术研究变成学术表演的危险。这是我们（包括我自己）要时时警戒的。
这次会议，除了学术活动外，还要进行换届选举：一批年长的学者将要退出学会理事会，更多的中青年学者将进入学会的领导机构，这是我们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学科发展后继有人的表现。在这里，我想特别表达自己的，我相信也是所有的代表的共同感情：这次退下来的各位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我们所尊敬的老会长严家炎先生，副会长朱德发先生、黄修己先生，都是我们的老师辈的学者，他们对抚育我们的成长，对学科的建设，对学会的健康发展，都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我们要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与最大的敬意。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将前辈学者所开创的我们这个学科和学会良好的学风、会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继承和发扬。记得唐先生曾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刊风概括为“持重”二字，并且得到了王瑶先生的赞同。其实这也可以看作是我们这个学会的会风，它所昭示的是一种不为时尚所动的，踏踏实实地追求厚重的学术质量的，认真、严正而稳健的学术精神与风格。在学风日趋浮华的今天，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正是在这样的会风的熏染下，形成了严家炎先生在开幕词上所特意强调的非常“正”的学术风气。
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体验：我的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在历经艰难之后进入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二十多年来，不管外在的环境怎样变化，我所在的小的学术环境，特别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界，始终保持了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在老、中、青三代人之间，在同代人之间，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思想观念、学术观点与学术追求的分歧，也有过争论，甚至自觉、不自觉的学术竞争，但都限于学术范围，而绝不会在“学术外”下工夫，而且都尽可能地互相支持，合作；这样，我们就可以（事实上也是如此）“一心扑在学术上”，而不用分心于人事的纠纷，几乎没有任何的内耗。我以为这是我们这一代在学术上普遍得到较好的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我自己更是在每遇到似乎过不去的困难时，总是能够从现代文学界的三代学者中得到及时而有力的理解与支持，使我“有惊无348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险”地度过了一个个生命与学术的难关。每想到这一点，我都会对前辈学者、同代学友及年轻朋友（恕我不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怀有说不出的感激之情。
我和大家一样都非常珍惜这样的学术环境，越是外在的大的学术环境日趋恶劣，越是希望我们现代文学研究的小环境，能够竭力保持这样的“正”的风气，这是前辈们为我们开创的传统，我们应该有责任，也有条件将其坚持下去，这也是我前面所说的“学术坚守”的一个重要方面。———衷心地希望这次年会能够成为这样的“学术坚守”的新的开端。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2002年10月23日讲，11月7日整理学术生态的建设及其他349学术生态的建设及其他———读王富仁《“新国学”论纲》（一）应该说“新国学”的概念，是很容易被误读的。我自己就曾经望文生义地认为，王富仁先生提出“新国学”，就是要站在他一贯坚守的“五四”新文学的立场，对传统“国学”进行“新”的研究与阐释，以和“新儒家”区别开来；我是赞赏他的这一努力的，只是因为不在兴趣范围之内，也是自己的学力所不及，就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而一些年轻朋友却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怀疑，以为这意味着王富仁先生从原有的新文学、新文化立场有所倒退。
但这都是误解，而且是不应有的。因为只要认真读一读王富仁先生的这篇《“新国学”论纲》，这些想当然的“理解”就会不攻自破。可悲的是，我们却不愿意沉下心来读原文原著，弄清提倡者的原意，而只凭借“想当然”而妄加猜测与评论。
“新国学”：重建中国学术的整体性和独立性《论纲》早就开宗明义：“新国学”“它不是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和口号，而是有关中国学术的观念”。这就是说，王富仁提出“新国学”的王富仁：《“新国学”论纲》，《新国学研究》第1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1。以下引述王富仁的意见，均见此文，不再一一注明。
概念，并不是站在某一个学术流派的立场上，而是立足于“中国学术”的全局发表意见。作为一个学人，王富仁当然有他的学术立场，如他在许多文章中所表露的，他是坚定的“五四”新文学派，用他在本文中提出的概念，他是属于“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社会文化派”的；而且在我看来，这一立场是不会变的，就在这篇《论纲》里，他也强调“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中国现当代学术存在的依据，也没有我们这些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的存在依据”。但维护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却不是他的《论纲》的任务。他提出“新国学”，是要重建中国学术的“整体性”和“独立性”：这是他的“新国学”的两个基本概念。因此，他所谓的“国学”，“顾名思义，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学术”，是“中华民族学术”的同义语。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将“国学”（“民族学术”）内部，长期被视为“势不两立”的各个派别，“联系为一个整体”，建立一个“超越性价值标准”，也就是“在一个更大的统一体中”，建立“自我和自我对立面共享的价值和意义”。王富仁说：“我把参与中国社会的整体的存在与发展的中国学术整体就视为我们的‘国学’。”
超越和包容：“新国学”和传统“国学”的关系这样，他的“新国学”就和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区分开来。首先是外延的扩大：传统“国学”，始终把目光限制在“中国古代文化”的范围内，而“新国学”
却是强调所有“用汉语言文字写成的学术研究成果，都应当包含在我们的学术范围之中”，同时，“中华民族内部的各少数民族成员用汉语和本民族语言对本民族文化或汉语言文化进行的所有研究，理应属于‘国学’的范围”。概言之，王富仁是把“国学”理解为“由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这两个构成因素构成的学术整体”，因此，他强调，他的“新国学”的概念，“不是规定性的，而是构成性的”，这正是“新国学”和传统“国学”的内在的质的区别所在。传统“国学”是有“先验的规定性”的：不仅它是在“‘中—西’二元对立的学术框架中与‘西学’相对立的一个学术概念”，而且包含着一种先验的价值评价，一种必须“战胜”、“取代”以至“吃掉”对方的学术冲动。而这正是“新国学”所要超越的：它要避免绝对对立，希求建立“互动的学术体系”。因此，在王富仁的新国学体系学术生态的建设及其他351里，他所说的“学院文化”、“社会文化”、“革命文化”，以及各自内部的各种派别，都是在矛盾、论争中“同存共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王富仁的“新国学”概念，对他自己所坚守的“五四”新文化、社会文化立场又是有所超越的，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一种包容。这其实也正是他的“新国学”概念和传统“国学”的关系：不是对立、取代，而是在其基础上的超越和包容。
“新国学”的方法论：体系性重构这同时决定了他的研究方法的特点：强调全局的、宏观的把握，着重于理论概括和整体归纳。而这样的研究，在当下中国学术界也是最易遭非议，甚至是不合时宜的。其实，在80年代，也曾有过宏观研究的热潮。王富仁先生当时就是这一学术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我曾在一篇题为“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的文章里指出，“宏观、综合研究的兴起”是80年代“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在90年代以来，“人们批评‘浮躁’，提倡‘沉潜’，强调‘继承’，主张下力气解决各学科的具体问题，这都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味沉湎于具体对象的“微末的细节”，显示出一种“小家子气”。记得在90年代末，王富仁先生就在《李怡著〈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序》一文里提出批评，强调“总得有点理论深度，有个居高临下的气势，有个囊括一切而又能分辨出其不同等级、不同个性的框架”。我也写过一篇《我们欠缺的是什么》的短文，予以呼应，提出“我们不但要培养钱锺书这样的大学问家，也要鼓励有条件、有志气的年轻学者作‘建立不同层次的思想、学术体系’的努力”，以为这是事关中国文化、学术长远发展的大局的。我们的呼唤自然引不起什么反响。到了新世纪，届于浮躁的学风的变本加厉，我也曾呼吁要加强学术研究的文献工作，强调“史料的独立准备”的重要，但我同时指出要有“独立的理论与方法，独特的眼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以史料见长的学者与以理论见长的学者，是应该互文载《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4年第1期。
钱理群：《读文有感·我们欠缺的是什么》，《压在心上的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196—197。
补的。但在现实中，学术界总是跳不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结果就如王富仁先生在他的这篇《论纲》里所说，人们依然把“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和“观念的革新与理论的概括”对立起来，扬前而贬后，人为地将有不同的学术修养、追求，采取不同研究方法的学者分裂开来。我以为这也是“新国学”的概念遭到误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看来，作为具体的学术观点，“新国学”自然有许多可议之处，但其所提出重建民族学术“整体性”与“独立性”，作“体系性”重构的任务，却是非常重要而及时的，其方法论的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二）
在基本弄清了王富仁先生提出“新国学”概念的原意的基础上，下面我想从自己关注、思考的问题的角度，谈谈“读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