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上海《时代日报》。后一篇交稿后，我已坐在蒋介石的中统局监牢里了，关心我的报馆里工作的同志们，为了大家省事，发表时给我署了个Y．L．的名字，前后登了九天。1948年冬天我出狱后，友人的妻子小方同志才把她精心剪贴装订成册，暗暗地保存了经年的本子交给我，直到今天，我还感觉到那种给我勇气和力量的友情的温暖。可叹我的命运多舛，收录在这里的印文，都是我女儿从图书馆收藏的旧报纸上一个字一个字抄回来的。这两篇文章前后经过两个女性的手，才一次一次地被我保存下来，这仿佛又是一个不幸的巧合，同时也使我深刻地认识了历史前进的艰巨性，那种如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惰力’之可怕和可恶。”———这故事本身自会让我们感慨，而贾先生在叙述这段历史时，特意关注与强调“经过两个女性的手”这一点，或许是更让我们感动的。
我所关注的是，1983年贾先生将这几篇小说选编入集时，对其所作的两个命名：“人形动物的崩溃的精神世界的谑画”，“人类史前时期的风俗画”。而我又发现，这里所提出的两个关键概念，都不是贾先生的自创，而来自胡风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人类前史的谑画———《企鹅岛》”。也就是说，贾植芳先生是将胡风1936年对法国作家法朗士的寓言体小说《企鹅岛》所作的评价，移植来说明自己写于40年代末的小说，这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它引起了进一步探讨的兴趣。
先来看看胡风对《企鹅岛》的评论：“作者所要做的正是对于‘成为社会基础的种种道德’的否定，对于所谓‘上流社会’的无情的暴露。最伟大的哲学家说过，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开始，须在一次彻底的大解放以后，这本书就是人类史前时期的谑画。”胡风又继续追问，法朗士所要否定的是什么样的道德原则？他指出，这样的道德原则在“拜金环境里孕育并产生出来的企鹅国”（这显然是作者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隐喻）里，是占支配地位的，其核心自然是维护资本的利益，如宣称“只有征服者的权利是唯一使人尊敬的权利”，“公共利益的要求是：不要多取于钱多的人，那么富人便不会有以前那么富，而穷人将比以前更穷，因为穷人靠着富人的财产生活；所以富人的财产是神圣的”；“没有工业的民族是不必进行战争的；可是一个从事企业的民族便非采用征服的政策不可。我们的战争的数目是跟着我们生产力的发达必然地增加着的”等等，这实《编后记》，《贾植芳小说选》，页264—265。
际上是将赤裸裸的资本剥削披上道德的圣衣，以欺骗被剥削的民众。胡风因此高度评价法朗士作品里的“文化批判”：“在作者的笔下，遮掩真相的历史的假面被撕成了片片。”
但他同时又批评法朗士“对于人类的‘未来’的展望”陷入了“循环的历史观”，未免过于悲观。因为在1936年的胡风看来，“这样的无法解决都会和乡村的矛盾，穷与富的矛盾的绝望，已经给现在的新世界的事实打碎了”。而他所说的“新世界的事实”指的是当时苏联的建设成就，在所谓“红色三十年代”里，苏联的共产主义试验是给全世界（不只是中国）的许多善良的激进知识分子以某种希望的。胡风因此预言：“新的人正要把世界改造成一个大的花园，预备揭开真正人类历史的第一页。”
于是，我们终于懂得，胡风将法朗士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看作是“人类前史的谑画”，是包含着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新社会的一种期待与信心的，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又是将这样的希望寄托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身上的：这都显示了我们所说的胡风的历史乐观主义。
那么，贾植芳为什么要将自己40年代末的小说也称为“人类史前时期的风俗画”与“谑画”呢？在我看来，这是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的。首先是贾植芳自觉地意识到，他所要担负的任务与法朗士的内在一致性，即胡风所概括的“对于‘成为社会基础的种种道德’的否定，对于所谓‘上流社会’的无情暴露”（顺便说一句：这同样也是鲁迅的文学传统），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用自己的笔为“那个死去的社会和时代”（也就是人类史前社会和时代）作最后的“诅咒”、“诀别”和“清算”。贾植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使命感的驱使下，对成为四十年代末的国统区社会基础（他将其称为“黑暗”的“统治基础”）的种种道德原则，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
胡风当年就说过：“谑画家的本领是凸现地勾出骨骼上的特征，那就是夸张地说出作者的认识要点。”贾植芳的写作策略是让这些行将就木的历史小丑，自己用极度夸张的语言，寡廉鲜耻地自我暴露：“这个时代的精神到，那就是百分之百的今天主义，所谓无近虑就有远忧。明天的事，谁也顾不了，管不了；今天就是一切，一切属于今天。……我们要用一切努力来建树自己的今天，有了钱，就什么也有了。钱就是一切。……站到实际的岸上来，像人的活人。……宁肯痛痛快快活一分钟，不蹩蹩扭扭的活一百年，这就是今天主义的哲学”（《更下》）；“中国的事就是这么一回事：只要有权有势，谁拿到手里是谁的，而且不论你是怎么拿来的，人家都尊重你，这就是中国的道理。……什么事业，革命，都是他妈的狗屁！谁信那个！谁干那个！”（《草黄色的影子》）；“我能和没知识的人在一块吗？我看你老兄还有点梦想精神，……罗曼谛克的思想早过去了”，“我不信世界上再有什么比面包更伟大可爱了。不过，当我发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枉费力气地追求到面包，而不能愉快地啃你自己的面包，那真不如到美国去，那里好得多了”（《理想主义者》）。在这些洋洋自得的夸耀背后，读者分明感觉到作者锐利的批判的目光，而且如一位批评家所说，已经不再有对《人生赋》、《剩余价值论》的主人公那样的悲悯，而“只有倒胃口的憎厌和切齿的鞭挞了”。在这幅“人类前史的谑画”的每一个笔画背后，都响彻着一个声音：该结束了，这人的丑陋与堕落的历史！
而且当时的贾植芳是充满信心的。因为他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发现了另一种人、另一种生命、另一种人生哲学的存在，其实他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成员，这就是他在《在亚尔培路二号》（在1949年单独印册的时候曾题为“人的证据”）与《人的斗争》、《血的记忆》里所写到的监狱里的革命者。———顺便说一句，贾植芳对自己作品的命名是有一个精心的设计的：从开篇的《人的悲哀》到40年代中期的《剩余价值论》（实际是“人的价值论”），到40年代末的《人的证据》、《人的斗争》，他关注、描写的中心始终是“人”，是对“什么是人”的追问。
现在他在这些自觉地“保卫自己的人格的尊严和价值”，同时又为人的解放而自愿牺牲自己的生命的革命者身上，看到了真正的人性的光芒，或许这些“可爱可敬、可歌可泣的人们”就是胡风当年所说的“新人”，他们是有力量来结束这个人的丑陋与堕落的“人类前史”的：40年代末的贾植芳对此似乎并无怀疑。
因此，这些小说（贾植芳曾说明，这些“小说”其实是“类似于报告文学的体式”，何满子：《小引》，《贾植芳小说选》，页3。
是应该作为“历史生活的实录”来看待的）的主人公（包括作者自己在内），都意识到自己似乎是“面对着绝处”，但其实更是处在“生命的转弯处”，而且是“正在痛苦的中国之命运的最大的一个转弯处”。这些“黎明前的黑暗中呼吸困难的人们”，赖以支撑自己，能够“超越恐怖”的“精神存在”，是关于“新中国”的想象，那是照亮监狱的神圣之光。这就有力地说明，当贾植芳在创作他的“人类史前时期的风俗画与谑画”
的时候，是怀着对“新中国”的巨大期待与信任的，他坚信日益逼近、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将结束这一切人的丑陋与堕落，开始人的新生，并因此而最终结束人类的史前时期，揭开人类历史新的一页。这也正是贾植芳的历史乐观主义———如何看待这一代人对“结束人类史前时期”的理想与追求但如前所说，贾植芳将这些小说正式命名为“人类史前时期的风俗画、谑画”，却是在1983年他编《贾植芳小说选》时。而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于是，我们注意到，在这本四五十年代小说选里，最后却选入了一篇写于1979年的《歌声》。小说写的是1975年“由于长期的意外遭遇”被这个城市“当作一个陌生人”的“我”，在城市的小街口，与1948年的难友奇异地相遇。在交谈中得知，这位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的硬汉子，前些年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又受尽了折磨。两位当年的“同监犯”在感慨“唉，人生！唉，历史啊！……”以后，又相互激励：“要活得像一个人！”———小说再一次响起了贾植芳式的“人”的主旋律，并以这样一段议论结束：“……历史的回忆，往往给人以新的力量和勇敢，把人从迷惘中解放出来，重新认识到生活的责任，自己的价《编后记》，《贾植芳小说选》，页263、265。
《在亚尔培路二号———一个人和他的记忆》，《贾植芳小说选》，页163、168、226、161、162、216、225。小说还写了这样一个细节：中秋节的晚上，大家聚拢在一起想象未来，甚至有这样的约定：“五年以内，中国终该是一个好中国了吧？所以我想，今晚我们在场的难友，不妨同意一下，五年以后的今天晚上八点钟，只要是我们在场的人，都各自去外滩公园相聚，最好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我们像今天这样欢聚一堂……”
值和存在的意义，它是一眼永远不会枯竭的井泉。”从1948年到1975年，这确实是一段令人感慨的历史：“人类史前史”并没有如当年这些狱中的受难者、革命者期待的那样从此结束，而是以新的形式延续下来，并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磨难。但更重要的是，贾植芳和他那一代人，并没有被对他们来说本是过于沉重与残酷的“历史的回忆”所压倒，在劫后余生中依然顽强地追求人的价值、责任与存在的意义。他如此郑重地将自己的小说命名为“人类史前时期的风俗画、谑画”，即是要表明自己的两个不变：对“人类史前时期”的种种人的丑恶、堕落，及其人生哲学、道德原则的批判立场不变，对“结束人类史前时期，开始真正的人的历史”的理想与期待不变。而且在重编《贾植芳小说选》的1983年，中国刚刚经历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似乎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贾植芳重申“我永远是一个历史的乐观主义者”也就似乎有了某种现实的依据。
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重编，到21世纪初我们今天的重读，历史又过去了二十年。而我们从这些写于“人类史前时期”的40年代的小说中，读到了现实性时，却感到了惊异、难堪与震撼。贾植芳笔下的那些人物身上的人的悲哀、人的价值的失落、人的丑恶与堕落，今天恐怕是变本加厉了；而贾植芳以至法朗士所尖锐批判的那些道德原则、人生哲学，今天更是甚嚣尘上；更为可怕的是，贾植芳视为“人的证据”的、进行着“人的斗争”，并作出了最大的牺牲的革命者，他们的生命价值却受到了怀疑，甚至被泼上了污水。这都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残酷的现实。
也许我们今天更应该思考的是，应该如何看待胡风、贾植芳那一代人“永远结束人类史前史，开始真正的人类历史”的理想与追求。这个理想与追求其实也是属于鲁迅的。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值”，中国的历史也就永远走不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他因此而期待“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第三样的时代”，并认为“创造”这样的中国历史的新时代应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胡风与贾植芳在讨论“结束人类史前时期”理想时，大概也会想到鲁迅的“第三样的时代”的理想。
《歌声》，《贾植芳小说选》，页255、256、259、262。
《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坟》，页212、213。
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斗与曲折，我们在面对“史前时期”仍未结束的现实，因而感到这样的理想的召唤“依然有力”的同时，也越来越认识到这样的理想与追求的“乌托邦”性，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存在于彼岸的价值理想目标，此岸世界应该而且可以逐渐趋近于它，却不可能完全到达，得到纯粹的实现。从另一方面说，此岸现实世界里，人的真、善、美与人的假、恶、丑，人的向上与堕落，总是彼此相生相搏的；在健全的社会里，前者得到不断的发扬、扩大，后者则受到抑制并呈不断缩小趋势，当出现了相反的趋势时，这个社会就出现了问题。
贾植芳这一代人始终坚持批判的“人类的史前期”其实就是一个假、恶、丑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社会，他们的批判因此取得了一种合理性与正义性；而他们所追求的“真正的人的历史”则是一个彼岸的理想。人的真实努力与奋斗，可以使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的消长、起伏朝良性方面发展，却不能在现实世界完全消灭假、恶、丑，实现社会的所谓纯洁化与完美化；相反，却要警惕在追求“纯粹、完美”的旗帜下，让假、恶、丑得到恶性的发展：这是在中国曾经发生过的、20世纪的最大悲剧，是不应该忘记的。
但我们能不能因为不能完全消灭假、恶、丑，甚至在一定时期假、恶、丑在社会生活中还占据主导地位，而走向认同与屈从于现实的市侩主义呢？当年“子固”（前述《剩余价值论》的主人公）身上所发生的“由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乌托邦主义）走向市侩主义”的悲喜剧难道也是一种必然吗？这也涉及到同一篇小说中所提到的要不要倾听前面“呼唤的声音”的问题，子固就是拒绝倾听这“呼唤的声音”而走向堕落的，但他听到这声音时，还能感到“惶惑”以至“颤栗”，说明人的良知还未完全泯灭。这个问题，也是鲁迅在《过客》里提出来的。在他看来，无论现实如何黑暗，必须倾听“前面的声音”，努力往前走，向上走，这是生命的绝对命令。人之为人，就不能没有精神的、理想的追求，也包括对彼岸乌托邦世界的向往与追求。
贾植芳先生正是以他的小说创作与九十年不间歇的人生奋斗，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人”的标尺：永远不放弃对人的丑恶与堕落的批判，永远不放弃对真、善、美的人性理想的追求。今天重读《贾植芳小说选》，最吸引我们的，也正是这样的穿透纸背的人性魅力与人格力量。
早就听说上海的朋友要为贾植芳先生庆祝九十大寿，贾先生也是我心仪的前辈学者，而研究先生40年代的小说更是我长达十年之久的一个心愿，现在终于写出，并以此为先生祝寿。在前几天为巴金先生百年诞辰所写的一篇文章里，我这样写道：“巴金老人仍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事实确实能给人以温暖。这个越来越险恶、越来越让人难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像他这样的人了。”这其实也是我对贾先生这样的越经磨难而越显真纯的老人的感情。
老人们对我的意义还在于迫使我思考人生选择、价值与存在意义等根本问题，这篇文章其实也是这类逼问的产物，就为这，我也应该向贾先生表示我的最大敬意和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