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里一再提到“鲁迅式”，意在说明，贾植芳在他的第一篇小说里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思维、心理、情感与表达方式，或许有直接模仿鲁迅的痕迹（这是一个初学写作的鲁迅的崇拜者所难以避免的），但更根本与更重要的是，他有着类似鲁迅的生活感受与生命体验，也就是说，他是通过自身内在的生命欲求与鲁迅相遇、逼近、拥抱的。胡风感觉到并竭力赞扬的他的这篇小说中的“沉闷的坚卓的笔触”，“画的色调和诗的情愫”正是这样的相遇、逼近与拥抱的外在表现。
（二）在抗战烽火中对鲁迅启蒙主义文学传统的坚持和发扬如果说《人的悲哀》还是一个最初的尝试，到写于1942年的《人生赋》与《剩余价值论》就是相当成熟了；我当年准备写入《四十年代小说史》的，主要就是这两篇作品。
我在研究四十年代小说时，一直在苦苦地追寻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真实感觉；但我所读到的许多作品，都将这种真实的感觉过滤与净化了，这里的原因自然非常复杂，需要另作深入的讨论研究。这里只能说说当年研究过程中的感受：我先是在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与张爱玲的《烬余录》里捕捉到了这种“战争感觉”，有一种研究者的莫名兴奋；然后就读到了贾植芳的《人生赋》里的两段文字，我是真正地被震撼了，以至到十年后的今天、此刻，还仍然感到余震的一个“人”的标尺力量。———就在那有名的轰炸之夜，我的医室所在的那一条僻街，一瞬化为灰烬！当我痴痴地站立在困扰的街心，简直像在梦中；在这激烈的轰炸下，我就有时像《空城记》里的攻城未遂的司马懿，怀疑自己是否还活在世上，……我亲眼看见，开得圆圆的我的医室的窗子，像一张吃惊张大的嘴，先是烟硝，后来是火头，———是的，是火，一层卷着一层，穷凶极恶争先恐后逃难似的从窗口奔出，卷向屋檐，卷向四周的墙壁，有的更伸着长的下溅的火舌拖向近处歪斜的电杆，和闪亮的紊乱的电线，还有更远的被火光照耀着的半透明的天空，……我听到木材毕毕剥剥的爆裂声，轰然的倒塌声，……我又似乎听到我的医室里药瓶的爆裂声，似乎那一个卷形的火头里边，飞跃着破碎的玻璃瓶块，……药的浓烈气味，……不久，我经营了近年的医室，就在一阵硝烟和混乱中完结了。……我沿着嘉陵江向市外走着，我感到茫然，疲惫，愤怒，那么压人欲倒的感情，……身边混乱的人群默默走着，像一群影子。……还有战争中的饥饿感所引发的种种幻觉，生命感受———我是被我生活过的生活忘掉了，遗弃了，……空着肚子，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的弯曲的街道上巡行着，昏昏沉沉，老听到肚子呜呜地叫，坚强的膝盖也在抖动，意外的疲倦。……我好像是一个没有味觉的动物，……歪歪斜斜地走着，疲惫而寂寞，像受过重刑的人，……我感到一种茫然，像浮在海上，……这样有时惊觉有时麻木地生活着，是一个都市的可怜儿了。……没有什么更改和变迁，想都想疲倦了。有时我真茫然不知我是否有过过去，我现在是什么。……这“一瞬化为灰烬”的毁灭感，以及人的被遗弃、被悬浮、被空洞化的感觉，是极容易产生战争虚无主义的。而这正是人的生命选择、人生走向的一个关节《人生赋》，《贾植芳小说选》，页50—51、48—49。
点；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讨论过，40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为摆脱这样的虚无感，被一种寻找归宿的生命欲求所驱使，走向战争乌托邦主义，在制造种种新的神话中陷入了新的陷阱。
而贾植芳在他的小说中，则揭示了另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同样是悲剧性的选择：他们由战争虚无感走向颓废主义与市侩主义。他的主人公在“像决了口的黄河”那样大哭了一场之后，“大概是疲劳和刺激过度吧”，就开始了“另一副景色”的新生活：“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天塌下来压死大家，或者我多有几个铜板，逃难还来得及。”于是就有了这一番自嘲式的叙说：“渐渐我和大家的生活合了拍子，也不觉什么了，……在上海的激愤，和在重庆的忧郁，被称为孩子气的玩意儿，慢慢也都忘掉了，就连那一点看书看报的习惯……这时也早丢掉了。……我开始健全地生活着。我想人生的具体内容，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是钱，钱的朋友是女人，钱和女人，其实是一个目标，因为女人是钱的一部分。”就在这样的人生哲学的支配下，他快快乐乐地（他甚至这样明确地宣称：“我要追求人生的快乐，却不是幸福”）选择了“伪组织”式的生命存在方式———这本是卖身于侵略者的汉奸的统称，而这里却是指一切都是“人生的暂时结合”：他终于陷入了人生的另一个陷阱。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句沉重的点题：“战争残酷地改变一切！”战争的“残酷”不仅在于残酷地毁灭人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更伤害、毒害了人的精神，有的甚至达到了毁灭的程度：这才是真正令人恐惧的。而这样的一种更内在的残酷，并不是任何人都有勇气正视的；而贾植芳却毫不掩饰地把它如实写出，尽管在小说的结尾，叙述者（或一程度上的作者自己）在讲完故事以后，“更深深地感到近乎麻痹的疲惫”。
在另一篇小说《剩余价值论》里，贾植芳又讲了一个“最不痛快的事”：一次“无意义的邂逅”。“我在西北山地旅行里遇了劫，以偷吃沿途的瓜果为生来到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小镇上”，“我在街中人群里走着，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下，惊愕地回过头，我愣住了。———拍我的肩膀的是这样一个被衰老征服了的年轻人！”于是，就有了这样可谓惊心动魄的一幕———参看拙作《“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文收《精神的炼狱》，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人生赋》，《贾植芳小说选》，页51—53、56。
“‘啊，子固！’我醒来似的喊着，‘是你，总有七八年不见了。’他凄然地笑着，藏着浓黑胡须里的纹折一条一条很残酷地裂开来，两只眼睛低垂着，像被长长的睫毛遮掩了，……但只一闪，那一双阴凄的眼就吃惊般地盯着我，竟藏着毒药，闪着奇异的光，死死地盯着我……他好像在空屋中发现了一条蛇似的呆哑。
我可有点烦躁了，这是一种什么寂寞呀！我心里说；就想摆脱这个奇异的相遇。”
所以说这是惊心动魄的，是因为“我”还有另一个记忆：“那高大而挺直的身躯，蓬乱而尖硬的头发，和那无论什么境地里永远浮在苍白面颊上的坚定的微笑，发自坦然心坎里的健康而硬朗的笑声，温良坚决的眼神……那一切仿佛便是希望的化身”，“尤其是那微笑，真可说是典型的笑，好像一首诗，一个启示，一个信仰，秋夜高空的星，峻岭幽谷中的溪流……”而现在，眼前这“阴凄”、“藏着毒药”似的眼神，这“呆哑”的神情，把这一切美好的记忆全部摧毁了。———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和“子固”再一次在北方滨海城市的浴场里见面时，他已经有了一双“可称为富人的眼睛”，而且有了一个“娟”，“我”因此听到了“久违的子固的粗朗的笑声，但却是无节制和色情的”。
“我”没有遵约再去见他，逃走了，却在路上从一个女政工员的转述中，听到了他的心声———“我愿意一个人远离人群坐在荒原里，山头或水边，但坐长久了，太使我痛苦。真的，我在这些地方，好像常听到一种呼唤的声音。这声音像在热情地有力地召唤着我，像是一种复活的诱惑，听着这声音我就惶惑颤栗起来，不知所措，就像回到前些年，……我早忘了想起就使我痛苦的那些年。但是结果呢？
是更多的痛苦添在我的心上，我没有法子。我疲倦了。自己把自己毁了。……这回战争真是一种了不得的力量！”这又是一个战争改变人的命运、戕害人的心灵、摧毁人的价值的悲剧———小说以“剩余价值论”为题，是内蕴着一种深刻的痛苦的。而小说结尾时所发出的追问：“人受过刺激就不能像人的生活吗？……什么是人的生活呢？”就更是大有深意，提升到人性本身、人的生存本身，具有某种超越的意味了。
1983年作家何满子在为《贾植芳小说选》所写的“小引”里说：“读着这篇小说，使人不禁要想到鲁迅的《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给予作者的影响。”这恐怕是所有的读者的共同感受：这篇《剩余价值论》与鲁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也许还有《过客》之间，是存在着一种联系的。
而我想强调的是，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外在的结构、描写等表现形式上，更表现在内在的文学追求上，即是要写“灵魂的深”，写“病态社会”里人的精神病态，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样的文学“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它逼着读者和它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一起来正视人性的卑劣，承受精神的种种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变化，而最终指向的是绝望的反抗，是对社会，对人自身，对自己的一个反抗，这个文学的‘地狱’里有着血淋淋的真实”。———贾植芳的小说也正是这样的“有着血淋淋的真实”的文学的“地狱”。可以说，到写出《人生赋》与《剩余价值论》时，贾植芳才真正地进入了鲁迅所开创的文学传统。
贾植芳在40年代以自己的艺术实践自觉地继承与发扬鲁迅文学传统，是有着特别的意义，并且是冒着风险的。因为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学思潮，如胡风所说，是“只准许歌颂胜利，只准许歌颂中国文化又古又好，中国人民又自由又幸福，只准许对于敌人的弱点和没有出路加以嗤笑，聊快一时的人心”的，如果要坚持鲁迅的启蒙主义的批判传统，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病态，至少是不合时宜的，胡风因此对人们提出的“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的问题，作出了十分冷峻的回答：“恐怕有人要把他当作汉奸看待的。”如果鲁迅本人也不能幸免，就更何况要自觉继承他的传统的后人了。胡风在40年代承接鲁迅“改造国民性”
的思想，提出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命题，以及他所坚持的对现实生活与文学中的市侩主义的批判，都被视为异端而遭到围剿，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贾植芳还要写《人生赋》、《剩余价值论》这样的揭露战争中的精神创伤，鞭挞市侩主义的文学作品，显然是不识时务，而且要承担后果。这就注定了何满子：《小引》，《贾植芳小说选》，页3。
请参看拙作《与鲁迅相遇》第四讲《为人生的文学》，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页122。
胡风：《如果现在他还活着———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胡风全集》第2卷，页673、670。有意思的是，到上一世纪的5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都一再提出“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的问题；而且直到2004年还有人（而且好像是年轻人）在网上写文章给鲁迅横加“汉奸”的罪名。
他不但要被国民党政府追捕，而且也难逃“自己人”的追捕，直至关进敌人与自己人的监狱：这是他的人生与文学选择所带来的宿命。
（三）永远的“历史乐观主义者”
贾植芳抗战时期的小说还有《嘉寄尘先生和他的周围》、《我乡》两篇，这是他的“沉闷的坚卓的笔触”中难得流露出的亮色。这又使我们想起了鲁迅，他说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是要“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的，但他同时说明，这是为了“与前驱者取得同一的步调”。他还说过，这也是因为“不愿将自己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他对那些“亮色”实在是并无把握，甚至怀疑的。而贾植芳，或许还有胡风，却是骨子里的乐观主义者，直到1983年编《贾植芳小说选》，已经是大难逃生，贾先生仍在《编后记》里坚称：“光明永远在我的前面……我永远是一个历史的乐观主义者。”这或许正是鲁迅的学生与鲁迅的不同之处吧，而且这当然不是年龄的差异所致。
不过这是另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话题；我这里想说的是，贾植芳小说中的亮色，来自他的另一种战争体认，这是他即使在《剩余价值论》这样的为战争的内在残酷性所笼罩的作品里也要在小说开头加以强调的：“战争使人们惊觉般的懂得生命的真谛，像信仰生命一样的信仰着战争胜利”，“实在，战争使人们变得坚强和可爱”。这里所表达的是对人性与人的生命本身的某种信心。这或许正是这两篇小说至今还感动着我（或许还有今天的某些读者）的原因。
我在研究四十年代小说时，也一直在寻找支撑着这场战争的内在精神，以及这种精神的瞬间显现，从而照亮了一个时代的历史细节。我后来在一位美国医生写的见闻录里发现了这样的细节，并因此而欣喜若狂：在战火纷飞之中，一个农人依旧执犁耕田；战火平息后，周围的一切全被毁灭，只有这执犁的农人依旧存在。
《〈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页456、455。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页419—420。
《剩余价值论》，《贾植芳小说选》，页57。
我把它称作“瞬间永恒”，写入我的四十年代研究论文中。而这次重读贾先生的《我乡》，又突然发现了这样的照亮时代的文学细节，眼睛为之一亮———我搀着母亲正走到山腰，一只机枪的射击弹忽然向我们的方向猛烈扑来。我发现我们已经成为目标，流弹就在近处匍匐不绝地响着。
……母亲急呼着，要在前面的妹妹嫂子侄子们“快跑”，同时她摆脱我的手，“你快跑，不要管我！”地边喘边嚷着；父亲大声说：“这孩子，怎么不听话！你远走你们的，不用管我们。”母亲更着力地推着我，气喘地拼着生命之力喊着：“留着你们年轻有用，你们快跑你们的，不用管我们。”愤怒地催促着。……我单独的走出一段路，回头看见在阳光里蹒跚前进的双亲默然地相互搀扶着的姿态，……像忘了似的停止了个人的行进……这“阳光里蹒跚前进的双亲默然地相互搀扶的姿态”也同样是一个“瞬间永恒”，它蕴涵着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同时又具有极其鲜明、生动的历史具体性与文学形象性。贾植芳能够把它敏锐地捕捉到、描写出来，当然不是偶然；他在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故乡，战乱的故乡，是赋予我们以人生和战斗之勇气的。它是这样的一个新的人生之港湾。”他的生命之根、文学之根，是深扎在“故乡”———生养他的这块土地、父母、乡亲、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中的。他的绝望中的乐观，也就产生于此。
（四）“人类史前时期的风俗画”
《小说选》中的《理想主义者》、《更下》、《草黄色的影子》、《一幅古画》写于1946年至1947年间，是另一个时代的作品。还是先说作品背后的故事。依然是贾先生自己的回忆：“《草黄色的影子》和《一幅古画》两篇，都发表于1947年参看拙作《“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与《我这十年研究》，《精神的炼狱》，页143—144、17。
《我乡》，《贾植芳小说选》，页73、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