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要讨论的是田仲济先生的治学方法。他在《中国抗战文艺史》的“后记”里，有过清楚的表白，主要有二：一是“抗战文艺史资料最容易失散”，“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便是企图弥补一部分缺陷，保存一部分史料，使它不至于全部失散”；二是为了“不至失真，在写作时，我力避发抒自己的主张，尽量引用了各家的意见。我想，使它不陷于偏颇，这么做是对的”（收《文集》第3卷）。这样，以史料的收集、爬梳为研究的基础，一切从史料出发，不但“论从史出”，而且力避立论的主观性，强调史料的翔实、可靠与论证的客观：这就构成了田仲济先生的基本治学追求。可见田先生是把他对现代文学的考察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的，从而获得了某种科学性的品格。而且我们注意到，不仅是田仲济先生，而且李何林先生、王瑶先生、唐先生，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前辈，尽管治学风格各不相同，但都无一例外地将史料工作置于特殊的重要地位，视为整个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基础。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特别有意思的是，前辈们在谈到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工作时，也一致强调查阅原始期刊的重要。据田仲济先生介绍，他们在60年代编选《特写报告选集》时，为了“尽可能全面地从原始材料中整理出特写报告发展的一个轮廓”，就翻阅了能够找到的一百多种杂志和报纸，但仍然有未尽其全的遗憾（《特写报告发展的一个轮廓———〈特写报告选集〉编辑工作的一点感受》，收《文集》第3卷）。我想，这大概是现代文学的传播方式所决定的：相当多的作品都是首先发表于期刊，以后再编辑成书而流传的，这样，报刊就较多地保留了文学生产与流通的原生形态，必然成为研究的基础。而田先生自身就有丰富的报刊编辑工作的经验，在这方面，大概有更为深切的体会吧。
对史料工作的重视，也集中体现了田仲济先生这一代学人严谨的学风。这次我在阅读先生《文集》时，印象最为深刻，甚至可以说受到震动的是这样一件事：先生在1962年编选《特写报告选集》查阅原始报刊时，发现自己写于1946年的《中国抗战文艺史》，由于没有机会接触到原始报刊，发生了一个判断的错误和一处史料的讹误，后来的研究者也就以讹传讹，把错误延续下来。田先生当即写了文章予以更正。18年后的1980年，田先生仍为自己的失误“贻害甚大”而“耿耿于怀”，特地在所写的序言里再次公开检讨，更正（《我国报告文学历史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收《文集》第3卷）。这在田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51或许只是一个细节，但细节里自有大传统，细节中最见风范。
（三）杰出的文学教育家，学科组织者，学术带头人田仲济先生曾有过这样的自述：“我的主要业务是教书，写作是我的副业，或者说是我的业余工作。我的一生可说是作为职业教师的一生”（《田仲济序跋集·后序》，收《文集》第2卷），足见教育工作在田先生的一生事业中，特别是在他的自我认同上的特殊地位。就我们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而言，田先生和他们那一代学者在学科人才的培养、学科组织工作上的贡献更是怎么估价都不为过的。这自然是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与大学教育的密切关系这一历史特点相联系的。我们知道，正是朱自清先生那一代人首先尝试在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而为现代文学学科奠定了基础。而将“现代文学史”正式列入国家大学中文系课程计划，从而使整个学科得以建立，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而田仲济先生他们那一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担当起了现代文学教学工作和学科建设的重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这个学科正是在这一代人手中创建的。
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缅怀田仲济先生，不能不同时想起学科创建者的这一代人。此刻在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正是他们的健在或远去的身影：王瑶，唐，王景山（北京），李何林（天津，北京），贾植芳，钱谷融（上海），田仲济，孙昌熙，刘泮溪，薛绥之（山东），陈瘦竹，吴奔星（江苏），任访秋（河南），单演义（陕西），刘绶松（武汉），华忱之（四川），陈则光，吴宏聪（广东），孙中田（东北），等等。只要列举出这样一个名单，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学科，我们这支研究队伍，今天所具有的规模、格局，正是这一代人所奠定的。更重要的是，这一代人所创造的学术传统、学术精神，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对于这一代学人，樊骏先生有一个非常精当的判断和概括，他说，他们是直接继承了鲁迅传统的“新型的文化学术群体”，“其特点是：把自己在文化学术领域的专业工作，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民族解放的组成部分，没有把前者游离于后者之外，而且自觉地以此（学术研究）作为自己服务于国家民族的主要手段；在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往往兼有学者和战士的双重身52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份。奠基于四五十年代之交，在五六十年代迅速成为一门显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总体上分明具有这个群体的显著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樊骏先生举出的代表人物，就有李何林、王瑶、唐和田仲济先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论文学史家王瑶》）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田仲济先生的一生的事业，涉及多个领域：他办报，编书，组织革命文学社团，从事实际革命文化活动；他将文学创作、文艺理论探讨、文学史研究、文学教育集为一体，同时兼具编辑、作家、学者、教师、社会活动家的多重身份。他自由地驰骋在大时代的广阔天地里，“以一个社会战士的资格”，为国家、民族，以及人类，“战斗”不息。———他在自己的代表作《中国抗战文艺史》里，开宗明义：“凡是具有正义感的作家的作品都是为了人类。这理由是简单的，就是因为我们是人，除了为了人类以外，是不应该有任何道德标准的。”（收《文集》第3卷）重要的是，他把这样的信念贯彻于一生的实践中，他首先是“人”，理想高远，胸襟开阔，堂堂正正的“真人”，他是以这样的“真人”精神去从事他的创作与研究的；“人”与“文”的统一，正是田仲济先生和他那一代人最显著的特征。
这样的特征的形成，是和这一代人生活、成长的时代直接相关的。如田仲济先生在《中国抗战文艺史》“绪论”里所说，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时期，“不但是一个民族的翻身与永劫的转折点，也是整个人类迈进光明或黑暗的发轫期”，“这是最困苦的时代，也是最伟大的时代”，“人是时代舞台的主角”，“今天的文艺工作者应当肩负起他们的使命，为了拯救人类，为了拯救文化而贡献出所有这一切。无论任何时代，文艺工作者从没有一次担负过像现在这样值得尊敬的崇高的任务”（收《文集》第3卷）。正是这样一个民族危难的大时代，使得每一个人首先面临的是一个如何堂堂正正做“人”的问题；而那个大时代做“人”，首先是对民族、国家、人类，对社会、时代、人民要有所承担。我们在前面谈到田仲济先生（实际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文艺观、学术观中，对文艺、学术和时代、民族、人民的血肉联系的强调，这其实也是他们自身做人的问题。因而对民族、人类、时代、人民的承担，同时也是对自我生命的承担，对文艺、学术的承担：这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承担。正是这样的有承担的一代学人，创造出了有承担的文艺和学术。我们讲“真的人”，“真的杂文”，“真的学术”，讲的就是这样的有承担的人，有承担的文艺和学术。
我以为这是能够概括这一代学人和他们的创作与学术的特点的。他们不有承担的一代学人，有承担的学术53是“为文艺而文艺”，“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把文艺与学术作为他们对国家、民族、人类，对社会、时代、人民的一种承担，因此，他们是怀抱着历史的使命感去从事文艺与学术的创造的；同时，这也是他们内在“做人”的需要，文艺、学术的创造，对于他们，不是外在的职业性、技术性操作，而是内在于自己的生命的，因此，他们的文艺创作与学术是和他们的自我生命融为一体的。这两大特点，就决定了他们的创作与学术，都充满了来源于时代大生命和自我生命相融合的生命的魅力和活力，而且具有以大关怀、大悲悯为底蕴的人与学术的大气象。———或许这就是这一代学人和学术的不可企及之处，最令我们这些后人怀想、警醒之处。
2007年8月28日—9月3日陆续写成54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读钱谷融先生我一直想写钱谷融先生，不仅是因为钱先生是我所敬仰，接触不多，却特别感到亲近的前辈学者；最主要的原因是，钱谷融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独特的，而又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巨大存在，不研究他，讲现代文学学科研究传统，就讲不清楚，至少是不全面的。因此，我的现代文学“学人研究”，钱谷融先生理所当然地要占有一个重要位置，是不可或缺的篇章。但真要研究起来，又遇到资料不足的困难，我已经没有精力上图书馆查找，只能靠自己的藏书。钱先生近年的著作记得都曾蒙寄赠，但又都散落在杂乱无章的书堆里，翻箱倒柜只找出一本《闲斋书简》，却让我读得如痴如醉，浮想联翩。于是欣然命笔：当然算不上严格的研究，只是读先生《书简》而读其人，其学。
在讨论现代文学研究传统时，我曾多次引用樊骏先生的一个论述：“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于二三十年代逐步出现一个新型的文化学术群体”，他们“把自己在文化学术领域的专业工作，视为推动社会进步、民族解放的组成部分”，自觉地以学术研究“作为自己服务于国家民族的主要手段；在学术观点和政治倾向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往往兼有学者和战士的双重身份”，因而他们的学术有着“更多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自觉性”。而“奠基于四五十年代之交，在五六十年代迅速成为一门显学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体上分明具有这个群体的显著特征”，“参与这门学科奠基的学者，如李何林、唐、田仲济（当然还有王瑶、贾植芳先生———引者注）等人，无论从走上学术道路的经历，还是体现在研究成果中的学术风格来看，也都属于这个群体”。而钱谷融先生显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页58—59。可参看收入本书的《樊骏参与建构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一文的有关论述。
然不属于这个群体，他有着别一样的选择，他别开一个研究蹊径，因而展现别一道风景。
钱谷融先生说：“我素不讳言我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派。”在谈到自己的学术渊源时，他也这样直言：“40年代我服膺唯美主义”，“我学生时代受的是自由主义教育，最敬慕高人逸士的光风霁月的襟怀”，并且具体指明：“以现、当代中国人而论，除鲁迅外，周作人和朱光潜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这显然是现代文学与研究的另一个传统。
生的“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地里，都能保持从容自在，悠游沉浸于自己的所好之中”的生命状态，和忠实于学术，为学术而献身的精神，都是钱谷融先生其人、其学术最有魅力、最具启发性之处，我也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
因此，我在读《书简》，进而阅读钱谷融先生时，最为关注的，自然是融为一体的两个侧面，即其“人”与其“学”。而且我欣喜地发现，钱先生在“为人”与“治学”两方面，都自有其“道”：这是一位真正的“有道之人”。
（一）为人之道
钱谷融先生这样说：“我一向很重视人品，平日总是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真诚的人。”在钱先生心目中，人比之文与学，是更基本的，人立才能宏文言学，而且立人应该渗透于学文、论学的全过程之中。
他自己就是这样。《书简》里的每一页、每一行背后，都有人，处处闪现先生的人格魅力；他是以身说法，告诉收信人（大多数都是他的学生）该如何做人。我一边读《书简》一边回味：先生是怎样一个人？他究竟在哪些方面吸引了我和莘莘学子？
爱美之人的赤子之心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先生的自我描述：“我爱美，遇到美丽灵秀的事物，就会马上清醒起来。所以我好游山玩水，倒不是特别钟情山水，而实在是因为我们这个人间，美丽的人和事未免太少了些”，“我无能而又懒惰，却留恋风景，爱好一切美丽的事物。《世说新语》载谢安曾有‘眼往属万形，万形来入眼否’的疑问。而我则是个专等‘万形来入眼’的懒汉。但求哂而怜之”④，“但有爱美之④钱谷融：《致胡家才（1995年9月14日）》，《闲斋书简》，页338。
钱谷融：《致陈炳熙（1989年10月2日）》，《闲斋书简》，页255。
钱谷融：《致梅笑棣（2002年8月15日）》，《闲斋书简》，页449。
钱谷融：《致尤今（2001年4月25日）》，《闲斋书简》，页361。
心，为了美（艺术的，人生的），可以付出自己宝贵的心力”。
很难想象，这些话是从一位耄耋老人的笔尖汩汩流出；历经磨难，还如此完整地保留了爱美之心：这都令人感动。我也因此明白：为什么在《书简》里，只要谈到女性，孩子，和大自然，钱先生的文字，就特别动情，格外有灵性：在他心目中，这都是宇宙、人间最美的生命；而他自己，也正是徜徉其间，同样美丽而纯净的赤子。因此，当美学家鲁枢元评论说：“钱谷融先生一生评人论文始终坚持的标准，概而言之，也就是这个天真诚挚的赤子之心”，“究其底里，是因为评论者本人就拥有一片赤子之心”，先生情不自禁地连赞“深得我心”，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鲁枢元的如下分析：“赤子之心”恰恰是奠定了钱谷融先生学术地位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核心概念，这是一种“颇具自然色彩的人性论”，强调“人道与天道、艺术与自然”的渗透；钱谷融先生不仅作理论的倡导，更是“身体力行，一以贯之”，这样的理论与生命实践，在人和自然关系遭到破坏的今天，更显示出其活力，并“将注定是常青的”④：鲁枢元确实不愧为钱谷融先生的“知音”。
有情有礼真君子
当读到钱先生书信中的情不自禁的倾诉，我真的被感动了，眼睛也湿润了———你知道，我也是一个感情十分脆弱的人，你的温厚，你的诚挚，你对我的深情厚谊，使我激动不已，简直有点难以负荷。甚至想立刻赶到潍坊来，与你相会，面倾积愫。或者请你来上海，在我这里小住，把④钱谷融：《致万燕（1999年2月17日）》，《闲斋书简》，页389。
鲁枢元：《“文学是人学”的再探讨———在生态文艺学的语境中》，文收《闲斋书简》，页131。
钱谷融：《致鲁枢元（2000年3月9日）》，《闲斋书简》，页124。
鲁枢元：《“文学是人学”的再探讨———在生态文艺学的语境中》，文收《闲斋书简》，页130、134。
酒畅谈。但稍一冷静，就觉得这些都太不现实。天寒路远，彼此都不是毫无牵挂的人，怎么能说来就来，要走就走呢？还是待来年春秋佳日，有方便的机会时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