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文学》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傅斯年当时便表示：“近来看见《新青年》五卷六号里一篇文章，叫做《人的文学》，我真佩服到极点了。”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1日。罗家伦也肯定说：“今后的新文学，应该是周作人所说的‘人的文学’。”罗家伦：《什么是文学？》，《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陈独秀对此同样十分欣赏，他随即致信周作人夸奖说：“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407页。时至30年代，朱自清仍称赞它发出了“时代的声音”，朱自清：《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2页。郑振铎也说它“奠定了新文学的建设基础”。郑振铎：《创刊词》，《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至于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之一胡适，更是高度评价了此文，认为它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是“一篇最平实，最伟大的宣言”，并且说：“《新青年》的一班朋友在当年提倡这种淡薄平实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也颇能引起一班青年男女向上的热情，造成一个可以称为‘个人解放’的时代”。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57—258页。
此外，20年代发生的两场风波也反映了章门弟子对个人自由的不懈追求。1922年春，非宗教同盟运动骤然兴起，不少知名人士都表示支持，赞成废除基督教，但章门弟子则对此提出不同的意见。1922年3月31日，由周作人领衔，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等人同署，在《晨报》上公开发表了《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其中写道：“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运动表示反对。”由于章门弟子在当时拥有极大的号召力，这篇宣言发表之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陈独秀随即致函批评周作人，而周作人则在回复陈独秀信中反驳说，“先生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言论反对，不特不蒙加以容许，反对恶声见报，……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了”，并指出，“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是压迫”。张菊香主编：《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页。对于周作人的这封信，沈兼士、马裕藻表示“实获我心”沈兼士、马幼渔：《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77页。。与此同时，钱玄同也致函周作人说：“我近来觉得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真是唯一要义。……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之相了。”钱玄同：《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74—75页。平心而论，在这场“主张信教自由宣言”风波中，一方面，周作人、钱玄同等人虽未能完全感悟到非宗教同盟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必然性，但另一方面，他们坚守个性主义立场，维护个人信仰自由，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另外一起风波便是著名的女师大风潮。1924年初，许寿裳辞去女师大校长一职，由杨荫榆继任。而杨氏上任伊始，就采取独断专横的家长作风和封建顽固的守旧思想管制学生，设立了舍监来监视她们言行，“见一封信，便疑心是情书；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无疑；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鲁迅：《寡妇主义》，《鲁迅全集》第1卷，第265页。严重干涉了学生的个人自由。面临这种状况，同学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奋起“驱杨”，掀起了轰动一时的女师大风潮。在这场风潮中，早期章门弟子坚决站在同学们一边，他们除了分别撰文尖锐揭露杨荫榆的丑恶行径之外，还于1925年5月27日，联名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向社会各界澄清事实，说明学潮真相，公开表示对学生正义斗争的支持。在这份宣言中，署名者包括周树人、周作人、马裕藻、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李泰棻等七人，其中多数是章门弟子，以至于当时陈源便非议说：“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陈源：《粉刷茅厕》，《现代评论》第1卷第25期，1925年5月30日。而据周作人诠释，这里所谓“某籍”指的即是浙籍，“某系”指的就是北大国文系，因为这几位章门弟子都是浙江籍，而且都任教于北大国文系。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415页。客观看来，陈源所指固然符合事实，但在这场风潮中，鲁迅等章门弟子出于维护学生个人自由的初衷，群起反对杨荫榆，这是无可非议的。其实早在1909年冬，鲁迅、许寿裳、朱希祖等章门弟子便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发起了驱逐道学监督夏震武的“木瓜之役”。章门弟子与近代教育风潮之关系，于此亦可见一斑。
总之，无论是从章门弟子的言论，还是从他们在这两场风波中的表现来看，他们都始终倡导个性解放、主张个人自由，充分地体现了“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这一奋斗宗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29页。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人类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从这个意义上说，章门弟子对个人自由的积极维护，无疑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历史观，反映了他们对封建专制的深刻批判和对人类社会进步的美好憧憬。
在此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新文化派对个人主义的认识也日益深化。郁达夫在总结“中国新文学内容变革的历程”时就说，在“发见了个人”之后，“接着便是世界潮流的尽量的吸收，结果又发见了社会”。郁达夫：《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第10页。揆诸史实，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陈独秀即明确提出了“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的口号，陈独秀：《新青年》，《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86页。并且说：“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陈独秀：《人生真义》，《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347页。李大钊也指明：“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合与平等的方面走的一个长路程”。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李大钊文集》下册，第16页。这一时期，甚至胡适也在文章中写道：“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8页。由此可见，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迅速传播，新文化派逐渐将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和谐地结合起来，在提倡个性解放的同时也注重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从而摒弃了原先单纯鼓吹个人自由容易带来的利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流弊。
章门弟子也及时地把握到这一思潮的变动趋势。鲁迅即曾表示：“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鲁迅：《致许广平》，《鲁迅景宋通信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此处所谓的“人道主义”，指的就是对民族、国家、社会的一种责任感，这显然说明他也从“个人的发现”发展到“发现了社会”。后来，他更是进一步反思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个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害与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家。”鲁迅：《〈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第20页。今天看来，鲁迅的这段回顾不仅是他自己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章门弟子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