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鲁迅反对“古史辨派”，或许还与他们否定屈原其人其作有关。在中国古典诗人中，鲁迅对屈原可谓情有独钟，其挚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就专门写了《屈原与鲁迅》一节。鲁迅不仅能整首整段背诵屈原的诗篇，而且早在《摩罗诗力说》中，他就对屈原“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的精神表示赞赏。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9页。1926年，他又在《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屈原与宋玉》中高度评价了屈原：“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第370页。在同年出版的《彷徨》扉页，他也引用《离骚》的诗句作为题辞：“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1932年，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又再次引用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句。另外，在他创作的50余首旧体诗中，也有近20首运用了《楚辞》笔法，譬如《湘灵歌》、《莲蓬人》、《祭书神文》、《送O、E、君携兰归国》、《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悼丁君》等诗篇，不但在遣词造句上用的是骚体语言，而且在意境上也与骚体十分接近，至于采用屈原语言的更不胜枚举，他对屈原其人其作的热爱，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屈原恰是“古史辨派”所竭力否定的对象。最早提出“屈原并没有这个人”的是廖平（参见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4页），而他正是章太炎极力反对的今文家。1921年6月，胡适在一次演讲中便质疑：“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他认为唯一记载屈原事迹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并不可靠，“传说的屈原，若真有其人，必不会生在秦汉以前”，并进而断言：“依我看来，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他甚至还批评《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我们可断定此篇为后人杂凑起来的”。胡适：《读楚辞》，《胡适文存》二集，第65—67页。胡适这篇演讲经修改后，发表在1922年9月3日《读书杂志》第1期，由是在当时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否定屈原其人其作的潮流，随着对“疑古”的态度转变，胡适后来对屈原的观点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改变。1931年7月22日，顾颉刚介绍一个名叫丁迪豪的青年来向胡适求教，由于丁氏主张《离骚》是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后所作，胡适便不客气地教训他：“少年人千万不要做这种无从证实又无从否证的考据。既无从证实，则是非得失终不能得定论，至多有个‘彼善于此’而已。……此种工作既不能得训练，又不能做学问，毫无益处”，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131页。一些“古史辨派”人士进一步断言《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屈原的其他作品也多为汉人伪作。黄中模：《屈原问题论争史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9页。
胡适
不难想见，胡适等人对屈原的否定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鲁迅的反感，由是影响到他对“古史辨派”的整体看法。与此相类似，庄子问题也是鲁迅与“古史辨派”产生分歧的一个焦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除了肯定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还高度评价了庄子：“言道术既有庄周之蔑诗礼，贵虚无，尤以文辞，陵轹诸子”。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第370页。他还说自己“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285页。并公开表示：“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鲁迅：《“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鲁迅全集》第4卷，第570页。另外，他在撰文时对《庄子》中的寓言和词句也信手拈来，显得十分熟稔。关于这一点，详参郭沫若：《庄子与鲁迅》，《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尤为关键的是，鲁迅的这一思想实际源自于章太炎。在《民报》社讲学时期，章氏除讲解《说文》、《尔雅》、《楚辞》之外，还系统讲授了《庄子》，且次数最多。此据《朱希祖日记》载，参见朱元曙：《朱希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万象》2006年12月号。另据刘文典回忆，直至武昌起义前，章太炎仍为众弟子讲解《庄子》，参见刘文典：《回忆章太炎先生》，《追忆章太炎》，第63页。这一时期，章氏还撰写了《齐物论释》、《庄子解故》等自谓“一字千金之著”，“使庄生五千言，字字可解”，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章太炎学术文化随笔》，第322—323页。并说“若夫九流繁会，各于其党，命士哲人，莫若庄氏，……以视孔墨，犹尘垢也”，章太炎：《〈庄子解故〉前记》，《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254页。这明显是上述鲁迅之说的渊源。更有意思的是，章太炎1915年书赠鲁迅的条幅也直接录自《庄子·天运篇》，所谓“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却守神，以物为量”。详参杨燕丽：《章太炎书赠鲁迅的条幅》，《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9期。由此可见，正是在章太炎的影响下，鲁迅与庄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然而，在“古史辨派”看来，《庄子》却并不见得有多高明。胡适在《庄子哲学浅释》一文中就解释说：“从来的人，只因把庄子的哲学看得太章太炎书赠鲁迅条幅神秘玄妙了，所以不能懂得庄子。依我个人看来，庄子的学说其实并没有什么十分玄妙神秘之处。所以我这篇述庄子的文字便叫做‘浅释’，不但要用浅近的文字去讲庄子的哲学，并且要使人知道庄子的哲学只是粗浅的寻常道理。”胡适：《庄子哲学浅释》，《东方杂志》第15卷第11号，1918年11月15日。他并且对庄子的著作权提出了质疑，认为“其中内篇七篇，大致都可信，但有后人加入的话。外篇和杂篇便更靠不住了。……这二十六篇之中，至少有十分之九是假造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4—175页。关于胡适的庄子研究，详参李宝红：《胡适与庄子研究》，《安徽史学》2004年第5期。此后，顾颉刚也表示：“我觉得《庄子·内篇》也有靠不住的地方”，顾颉刚：《论〈竹柏山房丛书〉及〈庄子·内篇〉书》，《古史辨》第1册，第17—18页。“我的意思以为《庄子》是战国秦汉间‘论道之人’（‘道家’一名似出于汉人所撰）所作的单篇文字的总集”。顾颉刚：《答书》，《古史辨》第1册，第282页。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古史辨派”对《庄子》的这些非议显然引起了章太炎与鲁迅的注意。章氏在读了胡适寄来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曾专门就庄子问题回函批评说，“接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尽有见解。但诸子学术，本不容易了然，总要看他宗旨所在，才得不错；如但看一句两句好处，这都是断章取义的所为，不尽关系他的本意。仍望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并针对其中的误解指出：“却不是庄子的意。你要细看”。章太炎：《与胡适论庄子书》，《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255页。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胡适也接受了章太炎的意见，承认“《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是全书里最脆弱的一章，……这真是一个年轻人的谬妄议论”。见《〈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第4—5页。他甚至还曾对人说，“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周黎庵：《记章太炎及其轶事》，《追忆章太炎》，第570页。不满之情溢于言表。章氏对胡适的诸子学研究始终不满，或许与他欲全面颠覆其说有关。胡适最初涉足诸子学，即是以章氏“诸子出于王官说”为商榷对象。而鲁迅也提出：“然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列子》《鹖冠子》书晚出，皆后人伪作；今存者有《庄子》。庄子名周，宋之蒙人，盖稍后于孟子，尝为蒙漆园吏。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今存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然《外篇》《杂篇》疑亦后人所加。……末有《天下》一篇（胡适谓非庄周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第364—365页。这一方面说明他了解胡适观点，另一方面则显示了其保留态度。也就是说，他虽注意到“《外篇》《杂篇》疑亦后人所加”这一信息，但仍认为《庄子》与《列子》、《鹖冠子》等伪书不同，不但庄周确有其人，而且“著书十余万言”，“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并非胡适等人所谓“只是粗浅的寻常道理”。
综上所述，鲁迅不满“古史辨派”的原因相当复杂，其中既掺杂有派系纷争的因素，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治学旨趣的不同而引起，同时还牵涉到一些具体学术观点的分歧，由是最终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的遗憾。
余论师生关系与同门情谊
如前所述，章门弟子在文学革命、思想革命、语言文字改革、近代学术之建立等诸多方面，都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究其根源，这显然与章太炎的深刻影响以及同门的互相促进密不可分。唯其如此，章太炎与弟子之间的师生关系和章门弟子内部的聚散离合，无疑更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本章即拟就此做一番论述。
一、章太炎和他的弟子们
1932年初，孙楷第在致陈垣函中，曾经试为蠡测品类国内学界名流，其中一类乃“渊源有自”，显指章门弟子，正所谓“关闽不同，扬刘异趣。都分门户，尽有师承”。孙楷第：《致陈垣》，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09—410页。关于此条系指章门弟子，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这一方面点出了章门弟子业有专攻、各有造诣，朱希祖在1936年7月20日《致潘景郑书》中便说：“吾侪仰承先师学业，不妨分道扬镳，各造其极”。引自朱偰：《先君朱逷先先生对于史学之贡献》，《东方杂志》第40卷第16期，1944年8月30日。另一方面又阐明了他们继承师说、学有本源。这当然是一种精辟的见解，但历史地看来，章太炎与章门弟子之间的师生关系远较此论更为丰富，值得今人深刻总结。
第一，形成了一种特别深厚的师生情谊。
通观中国近代学术史，尽管不乏颇具影响力的一代宗师及其弟子，但大都难以企及章太炎与章门弟子之间充满魅力的师生关系。究其缘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早已超越了一般性的传道、授业、解惑关系，形成了一种特别深厚的师生情谊。
章太炎一生撰写了不少书札，其中有许多便是致诸位弟子的信函。从新近整理出版的《章太炎书信集》来看，收录最多的是《与吴承仕书》，达89通；《与钱玄同书》居第三位，达59通。章氏与弟子们联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在这些书信中，章太炎还经常询问或谈及其他弟子近况，如他在1910年10月3日致钱玄同信中就说，“季刚归蕲，足下与逖先辈，一时散尽，甚寂寂也”，章太炎：《与钱玄同》，《章太炎书信集》，第116页。毫不掩饰自己对弟子们的思念之情。
此外，章太炎与弟子们的关系也十分随和，从不摆师道尊严的架子。鲁迅便形容：“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鲁迅：《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2卷，第185页。曹聚仁后来也说：“太炎先生对于弟子们的问学，态度非常谦和，和家人夫子一样说家常话，并不摆出什么大学者的架子”。见《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追忆章太炎》，第304页。周作人也回顾说：“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第252页。许寿裳更是细腻描绘道：“就是随便谈天，也复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第24页。另据汪东回忆，章太炎还曾戏封得意弟子为“四王”，“先生晚年居吴，余寒暑假归，必侍侧。一日戏言：余门下当赐四王。问其人。曰：季刚尝节《老子》语‘天大，地大，道亦大’，丐余作书，是其所自命也，宜为天王。汝为东王。吴承仕为北王。钱玄同为翼王。余问：钱何以独为翼王？先生笑曰：以其尝造反耳。越半载，先生忽言：以朱逖先为西王。……一时诙嘲，思之腹痛！”汪东：《寄庵谈荟》，庄华峰编纂：《吴承仕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294页。朱希祖也回忆说，“旭初言当日章师戏言，吾门四子：黄为天王，汪为东王，吴为北王，钱为翼王（以钱为畔师故称翼王）。既而余至南京就中央大学，章师又谓旭初曰：吾门四王当改定，去钱入朱云云。然以余前年所闻于季刚者则异是，见于余笔记中，即黄为天王，汪为东王，朱为西王，钱为南王（南王早卒，喻钱畔师），吴为北王也”，与上说可相互参看。见《朱希祖日记》，1939年12月7日条，引自朱偰：《先君朱逷先先生对于史学之贡献》。关于此事，可参阅朱元曙：《章门“五王”轶事》，《文汇报》2006年5月7日。显而易见，章太炎与其弟子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可谓介于师友之间。
尤其让人感动的是，章太炎还曾一再向学界推荐其弟子。1908年，他专门致函《国粹学报》说：“前此蕲州黄君名侃，曾以著撰亲致贵处。黄君学问精专，言必有中，每下一义，切理餍心，故为之介绍。愿贵报馆加以甄采，必能钩深致远，宣扬国光。……微显阐幽，存乎其人，愿诸君少注意焉。”章太炎：《与国粹学报》，《章太炎书信集》，第236页。1914年，他又在《题黄侃梦谒母坟图记后》中写道：“蕲州黄侃，少承父学，读书多神悟，尤善音韵，文辞澹雅，上法晋宋，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若其精通练要之学，幼眇安雅之辞，并世固难得其比。”章太炎：《题黄侃梦谒母坟图记后》，《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473页。由此可见，章氏出于对黄侃学识的特别欣赏，屡屡为之热心推介。但章氏对黄侃也有不满之处，如他曾言“季刚文章枯槁，大不类我”（朱希祖：《致潘景郑书》，引自朱偰：《先君朱逷先先生对于史学之贡献》），并有感于黄侃“身后著述无传，亦由闭距太严之过，真可为太息者也”（《与吴承仕》，《章太炎书信集》，第374页），从而批评说：“季刚则不著一字，失在太秘。世衰道微，有志者当以积厚流广，振起末俗，岂可独善而已”。见《与潘景郑》，同上，第9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