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笑》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名著。这部作品写于1965年，两年后才得以发表，是作者第一部，也是使他即刻成为大家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在短期内便再版了两次，随即又译成了好几种文字。但它在中国出版，却相隔了二十多年。时光的流逝在中国，好像总是慢那么一拍。
中国读者知道昆德拉的名字，只是近些年的事。他1929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父亲是一个著名的钢琴家。二次大战后他曾一度加入过捷共，其时他尚在大学读书。他当过工人、爵士乐手，最终选择了文学和电影的道路。60年代他在布拉格高级电影学院任教。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后，他失去了在大学的职位，他的作品也遭到禁止，遂于1975年流亡法国，一直到现在。昆德拉是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而以小说最负盛名，小说中，一般又以他移居国外后写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为其代表作。这部小说前些年已有了中文译本。但在他的本国，人们推崇的却是这部描写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怀疑米兰·昆德拉（MilanKundera，1929—），捷克裔法国作家，代表作包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笑忘书》等。时代和这时代里人的道德精神的《玩笑》。这自然因为它是作者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在其祖国公开出版的长篇小说，但更是因为它发表于“布拉格之春”前夕，在当时曾产生很大反响，因而已成为那段历史的一部分。就艺术上讲，《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进一步采用了作者那种音乐对位式的手法，视界更为开阔，思考也愈加深邃。但过多的理性思辨，于情绪上总不免有点抽象，不如他写《玩笑》时身当其境那样凝练，给人以深长的回味。且在《玩笑》中，他后期作品中关于媚俗、遗忘和错位的主题，音乐化的结构，幽默的风格等，都已显露了出来，表现出他创作上的成熟。
这部小说的背景是捷克60年代政治风云到来的前夕，但故事情节本身却每每回溯到50年代。书中最精彩、最感人的段落便是对矿区惩戒营生活的那段描写。据说出书前，编辑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曾提出要删掉这一段，但由于作者的坚持，到底还是以完整的面目问了世。50年代是一个崇高而又残酷的时代，在历史的名义下，人们艰难地穿过炼狱之门，经受种种的考验。整个社会分成了两种人，改造别人的人和被别人改造的人。
书中描写的那群惩戒营里的苦役犯，尽管他们的经历和个性各各不同，但最终的命运都是一样。为了赎罪，这些新社会的罪人们被迫戴上黑色徽章，把自我消释在清一色的异类标志中，在监督劳动和强迫学习中接受脱胎换骨的改造。这种状况尤其显示出那时代的特征——对人的尊严的极端蔑视。他们是苦役者，是时代车轮的润滑油，有了他们，轮子才会转起来。他们的命运是被蹂躏的命运。
苦役者的生活是沉重的，同时又是顽强的。人的欲望偏偏在石缝中也要扭曲地冒出来，《玩笑》封面所以有一点女人的色彩是很自然的事。苦役者都是些正常的人，被剥夺了正常的生活，他们不可能太放恣，却也不会那么浪漫。他们需要实实在在的女人，这本是和他们非人道的生活相适应的，所以，他们与女人之间虽然不尽是肉欲的关系，却也难得有美丽悱恻的爱。卢德维克和露西是一对生活遭到蹂躏的青年，他们本应在萍水相逢相濡以沫中获得爱的支撑，共同走完人生惨淡的路，但他们却不可避免地不能沟通和理解。他们的生活只有一个交叉点。对卢德维克来说，长期的失去自由使他对女性既怀有感情上的需求，更有肉体上的渴望，要是换一个女人，这本来也很在情在理的，但他遇到的女人却不是别人，而是在这方面有过辛酸经历的露西，他不愿费时去理解她的内心，最终既伤害了她，也伤害了自己。
政治与性爱是昆德拉的两个主要题材，尽管这性爱往往是他小说中的人物借以获得自我感的一种手段，但在我们看来，他们的性爱似乎来得太容易了，生活究竟还是轻松了一点，因为人生至少还有可逃的一面。然而露西却是昆德拉小说中少见的道德纯洁的女性，她屡遭凌辱，对肉体的爱有着单纯的厌恶。对她来说，爱情是崇高的，性欲却是丑恶的，两者决然不能相容。她从公墓中偷花去献给关在兵营里的情人的情景，是这个世界中唯一的亮光。他们爱情的失败是由于卢德维克对爱的态度。像昆德拉所有小说中描写的一样，这样的爱已不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攀住一点实在的东西，在占有中获得自我的确立，这种虚幻的自由感遂造成了灵与肉的分离。在现代人的两性关系中，那种落难公子与风尘妓女的缠绵爱情早已成为一个虚妄的神话，留给他们的只是肉体与肉体之间可笑的搏斗。爱丧失了爱的崇高性，显露出现代人灵魂的贫乏来。
围绕着卢德维克的复仇，构成了全书的主线。像露西这样的人生活中不是没有，但她是太理想了，太纯洁了，因而也就有点太虚无缥缈了。相比之下，倒是卢德维克与海伦娜的关系更具有现代人的意味。卢德维克原是学生会的干事，属于那个时代的积极分子。由于一个无意识的政治性的玩笑，他的命运陡然发生了变化，他被开除党籍和学籍，放逐到矿区去挖煤。十五年后，他偶然遇到了当年整他的人的妻子海伦娜，为了复仇，他便决心勾引她，等到终于如愿以偿时，他方才知道那个整他的人早已另有新欢，搭上了一个更年轻漂亮的姑娘，巴不得将他的妻子转让出去。这个颇为阿Q式的复仇与失败便是《玩笑》一书的主旨：最初他想以玩笑来复仇，结果却掉进了一个更大的玩笑。
本属合乎逻辑的行为，却引出了一个哭笑不得的结局。如果说这是命运，那么就是一个更深的命运。往事如烟，卢德维克苦苦追索的过去早已永远成为过去，他所面对的已是另一个别人，另一个自己，回顾过去就像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玩笑罩住了他一生的命运，也罩住了那时代所有人的命运。正如昆德拉在本书的英文版序言中所说：“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个人命运和历史运动是连在一起的。而只要开头有了一个玩笑，就会衍生出下一个玩笑，一连串的玩笑。这种感觉虽然是很难堪，然而又是何等的幽默。有意思的是，卡夫卡和昆德拉两人都是生长在捷克的作家，又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卡夫卡表现的是现代西方社会的荒诞，昆德拉表现的则是另一个社会的荒诞：在生活的秋千上，人们怀着某种虚幻的愿望，极力想荡到命运的高处，可最终还是荡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这种虚幻愿望的徒劳无功，构成了我们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可笑。昆德拉的小说便大都以此为名，如《可笑的爱》、《玩笑》和《笑忘书》等，而他的作品也往往以幽默的笔调，写出现代人的沉重中有轻松，严肃中有滑稽，绝不落善善恶恶的言筌。因为他的感受是独特的，所以他的作品便有根，没有那种貌似深刻背后的媚俗。
昆德拉的幽默是一种形而上的幽默。现实在他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存在；他关注的不是人物行动的内在动机，而是行动的结果；不是人的心灵，而是人的处境。因为在这日益社会化和历史化的世界，人的个性已变得愈来愈微不足道，人们的存在已失去了任何主体性，而异化为客体：自我的不能确立，人格的丧失，行为的盲目。因此，没有比现代人的这种生存更富有喜剧性的了，他们总是在走火入魔中瞎打瞎冲，可结果却往往阴差阳错，适得其反。正是这种人生的错位感构成了昆德拉的幽默，构成了他小说中大多数人的命运。《为了告别的聚会》中的雅库布自以为生活的本质就是政治，在他最后遇见凯米蕾时，他才感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生活过；《生活在别处》里，投身于新时代的雅罗米尔自以为像历代的诗人一样登上了历史舞台，可结果却扮演了一个出卖情人的卑微角色；而在《玩笑》中一心想要复仇的卢德维克，却撞上了一个更加尴尬的结局。他们的结局也只能这样。个人的命运是可笑的，因为整个社会就是可笑的。人生的错位导致了价值的错位，一切价值都遭到了蹂躏，真实的东西已不复存在；爱情不再是爱情，悲伤也不再是悲伤，人们再没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了。所以在昆德拉的小说中，总有一种什么东西在失去，在结束：理想，信念，激情……
全书还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描写的是摩拉维亚的民俗活动。其中第四章、第七章对民俗的阐述，称得上精彩的文化史论文。但对习惯于情节一致性的我们来说，这样的描写总不免有点过于枝蔓。作者的意图却很明白，主题的统一性才是他的注意所在。未来既然是不可靠的，人们总还有过去，还有在若干世纪中活过来的古老的记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自我中心主义，造成了人与人的隔绝和孤独，温馨的乡村集体生活和古老风俗，婚礼，收割，节日，翻草时节的歌舞活动，全都随之趋于湮灭。社会主义重新建立起了一种新的集体生活，把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前所未有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大力扶持民俗活动。所不同的是，在一个什么都要被组织起来的社会，民间活动也是不能例外的。民歌变成了政治歌曲，民间舞蹈变成了青年团员的集体舞，所有的传统活动不再是自发的了，而是由当局安排策划。民间歌舞从来都是艺术的源泉，然而，“一个源泉是不可能被组织的，如果它不涌出，它就不存在”。被组织起来的文化终究是虚假的、僵化的，久而久之便失去了它活泼泼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变成虚应故事的过场。因而当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嗤之以鼻时，卢德维克和他的同伴不无悲哀地发现，不仅未来，而且过去也无可挽回地失落了。一个既无未来又无过去的现在，历史在这方面又开了一个玩笑。
昆德拉本人曾极力声称这不是一部政治揭露小说，而是一个爱情故事。这倒不是出于矫饰。从民族的心理来看，捷克人是欧洲大陆上最古老的一支斯拉夫人，地处东西欧之间任人宰割蹂躏的历史形成了他们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态度，经受过西欧启蒙主义精神的洗礼更使他们成为一个理智多于激情、微笑多于眼泪的民族。他们对生活也有担当，但却并不把苦难绝对化，而是在忍受中透出达观，玩笑中显出灵性。从哈谢克的《好兵帅克》中，也能看出这一民族心理和文学传统来。
所以读昆德拉的作品，会有一种睿智的感觉。虽然同属斯拉夫人，但在他的作品中却找不到俄罗斯灵魂的那种神秘沉重，当然更没有东方智者的那种飘逸超脱，而是源于18世纪西方的理智主义和怀疑主义，对人的本性的深刻认识以及随之产生的游戏态度。这是一种健全和节制的心智，崇奉思想独立，奉行快乐即善的原则，什么都不可能确定，什么都值得怀疑。人就是人，他不可能超越自身。因为有合理的欲望，他的行为便说不上怎么好，但也说不上怎么坏。卢德维克不能忘记所有的同事和朋友举手赞成开除他党籍和学籍的一幕，他相信如果需要，他们每个人，包括那些惩戒营的难友，也都会举手赞成绞死他的，毫不犹豫。这种对人性的看法固然可怕，但也使有理性的人得以泰然置之，保持着人生的距离。由于对人性看得透，所以昆德拉的作品中，除了《玩笑》中的露西，全是些不那么绝对的人物。即使对于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他也要用另一个人物的眼光，去剥出他可笑的一面，在幽默中显出一种可怕的冷静。这样就使他的作品排除了任何理想和崇高的因素，上升为对存在的本质思考，尽管这思考本身在他也许仍然是值得怀疑的。
不但如此，昆德拉甚至连小说形式本身的严肃也不相信，他把自己的作品就称为“通俗笑剧”，对形式本身采用一种轻松的手法。但这种态度与我们时下某些人的“玩文学”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一次谈话中，他说：“我的野心是把极为严肃的问题与极为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是为了“把我们的悲剧揭示在它们可怕的无意义中”。与卡夫卡一样，昆德拉所处理的同样是20世纪的重大主题：世界的荒谬性。时代是那么沉重，现代人站在舞台上，摆出一副悲壮的样子，可是观众却发现他们的悲剧是荒谬可笑的，于是便产生了哑然失笑的幽默感。在充满苦难的现代社会，人类丧失了悲剧，丧失了他们精神上的最后停泊之地。这样，昆德拉就与卡夫卡梦魇般的沉重划清了界限，从另一个角度对当代重大问题作出了自己的文学思考。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他跻身于本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列了。
当《玩笑》中的卢德维克发现过去整他的人如今已改变了观点，变得比他还要新派，而年轻一代又把他们都看作是过时和可笑的人物，被同样一个来自黑暗而遥远年代的经历所异化时，他不禁悲从中来，感到这个玩笑开得实在太残酷了。“一种盲目屈服于另一种盲目。”今天我们称之为所谓时代潮流的许多东西，说到底也不过和过去的狂热虔诚一样，是一样的虚假，一样的媚俗，一样的愚昧罢了。但历史就是这样，任何时代的悲剧最终都将被后人付之一笑，过去的苦难在现代人眼中更将是不可理喻。这便是昆德拉的“终极悖论”。有一天，当我们民族经历的苦难也同样被时间所掩盖，被人们所遗忘时，那些精神的丝缕依旧牵着已逝的时光的人们，竭力想探求、阐明那段历史的人们，会不会也将发现他们同样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之中，感觉到无处发泄和依托的悲哀？
深沉的感伤与冷峻的怀疑构成了昆德拉的玩笑，在这世纪末的黄昏，我们似乎听见了他和他的人物发出的苦得发涩的笑声。
为了告别的聚会
米兰·昆德拉，捷克人，1929年生，当过大学生、工人、爵士乐手和电影学院教授，1975年移居法国，一直到现在。在本世纪的捷克文学和世界文学中，他无疑是个颇为重要的作家，其经历也如小说一般，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当年的“布拉格之春”，他十分活跃，结果作品遭到禁止，此书便是他自我流放国外的第二年出的，并获得当年意大利蒙德洛文学奖。1989年东欧剧变，他又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旁观者。看来历史会重复，人却未必。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昆德拉的作品都算得上畅销书，于各个层次的读者皆相宜。其中的奥秘，除了题材的选择好，大概还由于他的小说比较放松，全无那种巨人般居高临下的严肃，虽然好，但读起来太累。这部小说则可随时翻看，在一次谈话中，他称这部作品是一部“通俗笑剧”。这个词使人联想到某种轻松的娱乐观念。而回顾一下小说史便知道，小说最初的功能即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