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3日因病逝世，终年八十九岁。这个消息刚一传出，世界各大媒体便纷纷加以报道，人们再一次称作家为“俄罗斯良心”。他的辞世中断了20世纪俄罗斯一个最重要作家的声音，虽然明知道作家曾身患癌症，如此高寿已经是天意和生命的奇迹，但听到这一消息，仍然不禁怅惘良久。对于那些喜欢他的读者来说，这种发自内心的怅惘还与个人的阅读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深刻揭示了一个由暴力控制的现代社会，让我们知道世上还可以有这样的写作。如今，又一个说真话的作家离去，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寂寞了。
索尔仁尼琴属于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个传统包括了普希金、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一长串巨人名单。1970年，瑞典文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便是由于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AleksandrIsayevichSolzhenitsyn，1918—2008），俄罗斯杰出作家，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97年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索尔仁尼琴于“一战”结束时出生在北高加索的基兹洛沃茨克，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系，同时还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部攻读文学。“二战”期间他曾赴前线作战，因为在与朋友的通信中批评了斯大林而被克格勃逮捕，在监狱中度过八年，接着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1957年他被恢复名誉，定居梁赞市担任数学老师，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上个世纪60年代，当他的第一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公开发表时，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一个新的文学大师进入了世界文坛。有人将他看作当代的托尔斯泰，但实际上，他的经历和写作都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作家都曾遭受过监禁和流放，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绞刑的考验，索尔仁尼琴则在监狱里身患癌症，同样体验了生与死的滋味。所不同的是，索尔仁尼琴是在一个更不自由的环境中进行创作的。
20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便是苏联、东欧的地下文学。表明这种现象的是一个源于俄语的词“萨米亚特”（samizdat），意指未经官方许可的油印出版物，这个词现在已成为苏联、东欧所有地下写作的代称。早在1956年，苏联就已经出现了萨米亚特写作，索尔仁尼琴就是从流放地读到了前囚犯沙拉莫夫的狱中诗集。而他最初的写作也是始于劳改营里，他常将自己的作品偷偷写在碎纸片上，然后一句句背诵下来，再把纸片毁掉，隔一段时间又重背一遍，直到彻底记住为止。这个情节被作家写进了小说《第一圈》中：一个囚犯发现了自己的写作才能，他试图把描写监狱经历的小说交给来探访的妻子带出去，但慑于严格的检查，又不得不将手稿吞下去。后来，当作家再次被禁止公开出版作品，其手稿也被当局没收后，发行他作品最多的仍然是其国内的萨米亚特组织。
地下文学的性质表明它是一种为时代作证的文学，抵抗遗忘的文学。这样的写作是自由的，但也因此承担了巨大的责任。索尔仁尼琴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曾这样说道：
在集中营疲累的长途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止一次我们渴望要向这世界吐出哽塞在喉的郁结，只望它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的申诉。
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以毕生的创作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就是索尔仁尼琴的写作宗旨。出于对文学的一种特殊认识，索尔仁尼琴坚信写作能够拯救世界，文学所蕴含的真实品质可以粉碎一切谎言。他在获奖辞中还曾引用过一句俄罗斯谚语：“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并让这句朴素的俄罗斯谚语从此传遍了整个世界。从第一部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到《癌病房》、《第一圈》、《古拉格群岛》、《红轮》和《牛犊顶橡树》等，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在揭穿一个关于现代国家的神话。这个神话宣称国家属于人民，却用强权和暴力剥夺人民的自由。然而，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如果那些分散在苏联广袤大地上的各个劳改营，像群岛一般构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二领土”，那么有勇气对抗这种强权和暴力的作家就如同是“另一个政府”。也许这块领土不能代表俄罗斯的全部，但却绝对代表了这个国家最富于精神性的部分。索尔仁尼琴由此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题材和类型，即批评家们所称的“集中营文学”。但这仍然是整个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接力，囚犯题材从来都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已经预见到了一个崇奉强权的时代；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则是描写了这个强权横行的时代。仿佛苦难就是这个民族的宿命，是他们文学的永恒主题。
研究俄罗斯思想的以赛亚·伯林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发现。他从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中得到启迪，认为所有的大作家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作家是刺猬型的，专注于一个中心思想，将一切都归于某个唯一、普遍的原则；另一类作家是狐狸型的，追逐许多目的，能够体察世界的复杂多态。前者如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等，后者如莎士比亚、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等。索尔仁尼琴显然属于刺猬型的作家。当他被捕后，他开始了解自己的内在生命，倾听上帝的声音，此后的岁月里，他一直站在信仰的根基上进行道德的反抗，在苏联无所畏惧地对抗极权统治，到了美国又毫不留情地抨击物质崇拜，坚信自文艺复兴以来，这个世界便出了问题，只有恢复古老的宗教信仰和传统的艺术观念，这个世界才能得到拯救。这使他具有一种对真理的罕见洞察力，同时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这一争议也影响到对他作品的看法。有人认为，他的获奖是由于政治因素，这种官方看法当年曾导致作家未能前往瑞典领奖，并在几年后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国，流亡他乡。即使许多非官方的读者，也同样唯美地认为，作家的创作政治性太强，艺术性并不高。然而，这种思想与艺术的二分法，从来都不是作家创作时的想法，而是来自教科书的观点。其实，以文学作品反映自己的时代，这本是人人皆知的文学常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却真的以为，揭露社会黑暗只能是西方作家的责任，而不能发生在苏联阵营的作家身上，否则就是违背了真实的原则。对索尔仁尼琴作品的不同看法，反映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某种深刻的分裂状态，那就是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痛苦处境的无动于衷。什么是艺术性？是体裁、技巧还是虚构？它难道不是包括一部作品新的叙事方法和新的人物形象？难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不也是以一种反文学的面目出现？我们肯定它们，仅仅因为现代派作家批判的是西方社会，还是因为西方作家的创作才代表了文学的唯一标准？有意思的是，由于索尔仁尼琴坚持忠实于生活本身，他对那些将世界仅仅视作文本的前卫艺术同样特别反感，认为他们对新奇的迷恋与真正的艺术无关，而是与20世纪的灾难有关。对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是一个永远的异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同时也是最后一个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
有的文学标榜为艺术而艺术，有的文学将其宗旨定义为说出基本的真实，后面这种文学观在俄罗斯有着悠久的传统。正如索氏在给其挚友、音乐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信中所指出：“通常，为了艺术的艺术是存在的，但是这偏偏不是俄罗斯的传统。在俄罗斯，这种艺术不会留下感激的记忆。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有着另一种传统，即我们总是要求本国的天才置身于人民的灾难之中。”这种见证的文学观或许只能来自基督教的文化，相信最后审判，相信善终将战胜恶，尽管在这个传统中，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往往过于紧密，过于严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虚构和叙事技巧从来都不是文学的最高标准，因为那些通俗的科幻、侦探、言情与武侠小说也都能做到这点，而且能做得相当不错。中外的文学史告诉我们，文学的最高标尺只能是那些震撼心灵的作品。一切伟大的文学其实都是一种见证，是对人性的探讨，不是见证时代，就是见证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尔仁尼琴的集中营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价值就在于它的沉甸甸的时代分量。正如《古拉格群岛》卷首题辞：“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如今，“古拉格群岛”已成为举世皆知的一个词语，成为“非人的残暴统治”的象征。后世的读者要了解20世纪的历史，了解这个世纪的人性表现，就不能不读他的作品。
文学家的职责就是赋予这个世界以隐喻。索尔仁尼琴喜欢用隐喻题写书名，《古拉格群岛》中的“古拉格”三字是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俄文缩写，“群岛”
《第一圈》封面则象征着广袤土地上一个个与世隔绝的孤岛所组成的群岛。《癌病房》的书名则象征着整个苏联社会的病象丛生，道德沦丧。在书中，它既是一个真正的医院，又是一个苏联社会的缩影。《第一圈》的书名则出自但丁的诗作《神曲》，诗中将地狱分为九圈，第一圈是最好的一圈，作家以此比喻小说中描写的《红轮》封面一个特殊监狱。在那里，一群科学家囚犯终日从事着各种监控社会的科研项目。
此外还有《红轮》系列，它包括了《1914年8月》、《1916年10月》、《1917年3月》几大板块，书名取自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车轮的比喻。从这些隐喻的书名也可以看出，作家描写的是一个秘密的世界，在那里人们远离正常的生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甚至也没有性爱的权利。这不像是一个现代国家，而像是法老的统治。统治者的一切努力，一切社会工程，仿佛都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将人民关进笼子里。
在作家看来，我们对他人的苦难闭目塞听，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可以避免他人的命运。然而，在这个权力者将人完全视为物的社会，没有人会是真正安全的，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一生平安无事，半夜不会有克格勃来敲门。“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这是一个共同的没有根本区别的命运，所有人的区别只在于是生活在大监狱里还是小监狱里而已。在《第一圈》中，囚犯的妻子们因为丈夫而失业，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比她们的丈夫更像囚犯。正如一位囚犯妻子所说，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谈不上真正的勇敢，她们不需要忍受整个社会的歧视和当局的迫害，相反还会受到诗人们的讴歌传颂。索尔仁尼琴把自己的作品称为“没有主角的小说”，书中总是描写众多的人物形象，应当就含有这样的意思。当然这也意味着，在19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的作品中，囚犯还可以表现自己的个性，而在20世纪的“古拉格群岛”，个性已经成了不可想象的奢侈品，取而代之的是人们胸前佩带的号码。为此作者在作品中往往打破传统小说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叙事，而以群体的各段经历为主线，从而在书中展示宏大的历史画卷，凸现出一幅受难者的群雕。
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人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个阴郁的雕像：囚徒的形象。它常常使人想起作家当年摄于劳改营的那张著名照片：目光里永远充满警觉和思考。正如作家借《第一圈》中一位囚犯之口所讲的话：一个人一旦被剥夺了一切，他就超出了权力的控制，获得了自由。索尔仁尼琴的囚徒意识是如此强烈，以致在其集中营题材的虚构作品中，主人公身上往往都能看到作家个人的影子，如《一天》中的舒霍夫，《癌病房》中的奥列格，《第一圈》中的涅尔仁，这些人物身上都具有一种思考的特征，桀骜不驯的特征。他们憎恨社会的不公，为了生存不得不施展各种手段，但同时却始终坚守着人的尊严与道德底线，以其朴素的经验和认知揭示着这样的真理：一个充斥着强权与谎言的世界，是违背基本人性的。凡是读过其作品的读者都不得不承认，索尔仁尼琴有着非凡的叙事能力。在他的笔下，劳改营的氛围似乎弥漫了整个国家，令人窒息。如在《古拉格群岛》第三部第五章中，一个女囚犯成功地逃跑了，看守气急败坏地要惩罚全劳改营，这时一个姑娘叹了口气说：“能让她替我们在外头逛逛也好！”于是她被罚站在冰天雪地里几个小时，深秋的夜风煽动着篝火的火焰，她在寒风里啜泣和哀求。作者从远处望着她：
她是一个淡黄头发的、傻乎乎的没什么文化的小丫头。为了一团什么轴线被关进来的。小妹妹，你说出了一种多么危险的思想啊！他们想让你一辈子记住这个教训。
火，火！……我们打仗的时候，曾凝望着篝火，想象着一种什么样的胜利会来到……风从篝火里卷出没有烧尽的带火星的种子荚。
我向火和你，姑娘，许下诺言：全世界将读到这一切。
任谁读了这样有血有肉的文字都会感到震撼，就像听到作家所喜欢的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时那样，它悲怆，忧郁，而又充满力度。此书第五部第六章，同样描写了两个囚犯在中亚草原上逃跑的故事。他们在逃跑途中偷吃农户的饲料，露宿在灌木丛、干草垛里，甚至还划船到了一个小岛上，在那里升起炊烟做饭，但最后他们仍然被充满警惕的军民抓住，重新回到监狱。作者从旁发表议论说，19世纪的时候，人们会把食物和衣服送到流放的囚犯手里，可现在人们只会出卖这些囚犯。相比之下，沙皇时代的专制无疑是太温馨了。书中草原的景色与人物的心理融为一体，给人一种天罗地网无处可逃的感觉，其紧张程度不亚于任何一部描写历险的名作，同时又让人在极端的压抑中，感受到一种高扬的人性，它逼使人们不能不思考：这一切的意义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