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的文学表达的是人性对自由的渴求，这样的文学不仅是美学的，而且是伦理的。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曾讲述过这样一件事。一天早晨，她在监狱门外排队等候看望她的儿子，一位老妇人转身问她：“您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吗？”她回答说：“是的。”老人又问：“您是否认为有一天您能够讲述这个故事？”女诗人沉默片刻，然后回答说：“是的，我会试试的。”老人激动地望着她，毫无血色的脸上显出一丝微笑。这就是俄罗斯灵魂，对苦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虽然苦难本身不会成就一位作家的伟大，但俄罗斯作家的力量就在于，他们能够将苦难转化成一种意义，一种对生存的感悟，从而使其作品显示出深厚的人道主义内涵，仿佛寒夜的星光在永恒地闪烁。
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尤其对那些以消遣为目的的读者来说，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是一种考验和挑战。他小说中的一个个故事因为太过于悲怆与沉重，常常使人不忍卒读，而作家的语言也是同样充满悲怆与沉重，句式斩钉截铁，桀骜不驯，如同将一根铁钎狠狠砸进岩石层里。这只浑身长刺的刺猬永远只有一个中心主题：坚称存在着某些永恒不变的价值，那就是对于一个作家，说出“基本的真实”比什么都重要。经过多年的流亡，当作家重返俄罗斯后，他仍利用自己的巨大声誉，一再告诫俄罗斯人要正面直视历史，深切体会个中苦难。因此，谈论索尔仁尼琴作品的技巧，也许本身就是很无聊的事。许多人难以接受他归国后发表的那些民族主义观点，但历史上哪一个伟大作家的世界观不是充满矛盾，甚至深刻的偏见？真正重要的是，使俄罗斯文学重新获得世界尊重的不是苏联那些拿着高薪、养尊处优的作协会员们，而是像索尔仁尼琴那样具有良知和勇气的作家，在这些俄罗斯作家看来，不朽的文学应当表现出一个民族怎样存活下来的精神，用文字建立起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就像俄罗斯文学的奠基者诗人普希金曾吟咏过的那样：
在这残酷的时代，
我歌颂过自由。
并且还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
乞求过怜悯同情。
这就是俄罗斯作家的使命。在2007年接受俄罗斯国家荣誉奖的获奖感言中，索尔仁尼琴再次提到他一生所从事的文学事业：“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昏暗的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破裂。在俄罗斯历史上，我们多少次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坚韧和坚定，是它们搭救了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这篇发言其实是作家在向这个曾历经苦难的世界告别，言辞一如既往地充满悲怆。他一生都是以一个曾经的囚徒身份说话，如果有人对此不能理解，那不是因为作家太固执，而是人们太健忘了。
能够理解司马迁的中国读者，想必能够理解这种以生命的写实和史实的力量作为文学的高标的精神。任何民族的历史上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民族的良心，把人的尊严视为最高准则，并以不屈的精神体现出这个民族不朽的一面，正如以赛亚·伯林对阿赫玛托娃的评语，他说这样的人甚至“可以让历史在他面前屈服”。在这点上，俄罗斯人是幸运的，即使在半个多世纪的苦难中，他们也拥有像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一群诗人和作家。正是由于他们的写作与见证，俄罗斯的真实历史才不致湮没无闻，千百万受难者才不会白白地付出生命，成为毫无意义的牺牲品。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不再让古拉格群岛的历史重演，不再让那个劳动营里的小姑娘在冰天雪地里哀求道：“原谅我吧，首长公民！放我进营吧，我不敢了！”
人靠什么战胜恐惧
现代人喜欢那些描写灾难的故事，原因之一是对恐惧感的着迷。战争、地震、海啸、火山爆发和外星人入侵，在今天的银幕上或书本里比比皆是。难怪有人说，灾难是艺术最古老的主题。但这恐惧是隔着距离的，灾难不会真的降临到人们头上。距离产生了美，产生了娱乐。但假如一个作家描写的灾难就发生在我们身上，发生在我们的内心，人们的反应又会怎么样？
我说的自然是索尔仁尼琴。这位俄罗斯作家的《古拉格群岛》、《癌病房》、《第一圈》等作品虽然早已在中国出版，却一直受到冷落。许多人觉得他作品的社会批判性太强，而且过于沉重，读来令人不快。中国文学自有其高蹈的传统，面对现实往往是轻盈地转身。可世上还有一种文学叫人道主义文学，在它的法则中，真比美更为重要。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契诃夫的《第六病室》，便都是人类艺术的精品。要理解它们，得进入另一种文学范畴。
索尔仁尼琴幼时随母迁居顿河罗斯托夫，后来考入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系，并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学文学。“二战”期间，他应征入伍，因为在与朋友的通信中议论政治问题，他在前线被捕，在劳改营关了八年后，又被流放到中亚细亚。这一经历使他真正认识了俄罗斯文学的实质，那就是作家乃是自由的化身，他的目的是要写出“主要的真理”。
他开始秘密写作，就像一个挖掘地道奔向自由的囚犯。为了不被人发现，他常常把书稿塞进酒瓶埋在菜园里，或者痛苦地把书稿付之一炬。他把这样写作的人比作神话中的那些勇士，会在某一天从海底走出。因此，当他的第一部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问世后，许多苏联作家立即从其内在的自由和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中，看到了俄罗斯文学的复活。老作家卡维林对此无限感慨：“要知道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作家许多年来自己对自己隐瞒，陷于矛盾之中不能自拔。”由于缺乏勇气，诞生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说谎文学。
恐惧是这个时代最大的亮色。这种恐惧不是来自自然界，而是来自人类自身。一场寻求完美生活的社会安排注定要永远消灭自由。这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语），借助于现代组织和科技，以其百倍于传统君主的力量，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在过去，一个人遭到迫害，他还有人民的慰藉；在现代，一个人遭到迫害，他就成了人民的敌人。夜里每一扇窗户里的灯光，仿佛都在注视着自己的行动。那些暂时留在人民之中的人，也时时刻刻惶恐不安，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就会不明不白地从世上消失。苏联曾经流传一个笑话。有人问：“什么是最幸福的事情？”“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半夜有人敲门，开门后听到：‘我们是克格勃，康斯坦丁，你被逮捕了！’然后是回答：‘你们弄错了，康斯坦丁住在隔壁。’”人们从卑污中抬起头来，恐惧照亮了人性。
《癌病房》表现的正是这一人类未曾有过的经验，即关于恐惧和如何战胜恐惧的主题。还在流放地时，索尔仁尼琴就曾患胃癌，由于批准手续繁复，耽搁了病情，当他来到乌兹别克的塔什干医院就医时，医生说他只能活几个月，《癌病房》封面但他居然活了下来。这段经历后来被作家写成这部小说，是作家在艺术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要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展开情节是对作家的艺术考验，但这样的环境也提供了某种方便，可以把完全不同命运的人物安排到一起，让他们互相之间说很多的话，实现作家意图中的复调手法。在我看来，这种复调不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人道主义。就像索尔仁尼琴自己所言：“个人的命运体现在千百万人中间，千百万人的命运集中在个人身上。”人们由于恐惧而互相隔膜，表面上像一群猢狲，内心则犹如甘泉，当偶然相遇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使他们在人群中认出自己的同类，沉睡的人性顿时便会在心中苏醒。
“癌症楼又名十三号楼。”这是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病人只要被指定到这座楼，恐惧就会像雪崩一般降临到头上。医院从来都是囚禁生活的隐喻。印入卢萨诺夫眼帘的情景是，露出砖头的水泥台阶，油漆剥落的地板，病人端着盛满黄色液体的玻璃罐，旁若无人地走过。在此之前，还很少有作家如此集中地写过面对死亡的病人状况。人们写过大量战争的题材，但战争毕竟是对立双方的集体行为，战士不是孤立的，他还可以自卫。在癌症病房中，一个人胜算的机会却很少。你无论地位多高，名声多大，都只能独自面对死亡，孤立无助，感到被所有的人抛弃。
这种萨特式的情境剧并不指向选择，而是指向追问，指向被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所掩盖的真相——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最初在讨论此书的出版时，《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曾经想将书名改为“病人与医生”。索尔仁尼琴拒绝了这份好意，正如他自己所称，这部小说表现的是“心灵与死亡的对立”。对现代人来说，死亡便意味着完全寂灭。但死若是虚无，生的意义又是什么？
这就是癌症病房里的人们所思考和讨论的问题：人靠什么活着？
官员卢萨诺夫靠整人活着，或者说靠为维护社会的既定秩序活着。为了占据朋友的房子，他把他们之间的私下谈话密告给当局。靠着不断出卖和陷害无辜，他一生官运亨通，过着享有特权的生活，家人、房子和汽车，样样不缺。关于生命的意义，他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社会利益。但在他心目中，早已没有人的同一性观念，他认为像他一类的人就应当比别人更加平等。正如叶利钦在回忆录中谈到苏联领导层的特权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社会只是让少数人提早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
卢萨诺夫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恐惧。对他来说，整人就像是一门诗歌艺术，它的诗意“就在于可以感觉到一个人完全掌握在你的手中”。即使在医院里，他仍然保持着高度警惕，凡有周围人说出一些逆耳的话，他都禁不住想查一查他们的历史。同病房的流放者奥列格尖刻地对他说，他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其实只是一种种族主义。
没想到时代突然变了，更要命的是他患了癌症。奥列格嘲笑他总是宣称自己是集体的一员，可肿瘤并不是生在整个集体身上：“您现在最怕的是什么？死！您最怕谈的是什么？死！”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让他出卖，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之中，梦见被害者回来找他算账，他被传唤到最高法院为自己辩护：
他要对他们说：判决不是我作出的！审问也不是我主持的！我只不过发出某人有嫌疑的信号。如果我在公共厕所发现一张报纸的残片上有被撕坏的领袖像，我有责任把这张残片送交有关部门，并发出信号。侦察部门的职责就是要调查核实！也许这是偶然的，也许并非如此。侦察部门的职责就是要查清事实！我只是履行我的公民义务而已。
所有20世纪的迫害者，似乎都不愿忏悔。就像阿伦特笔下的艾克曼，没有任何心灵内涵。他们既不能理解自己的存在，更不能理解他人的存在。我怀疑，卢萨诺夫这个形象是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在《伊里奇之死》中，托尔斯泰描写了一个这样的官员，他沉迷于担任检察官职务的公共角色，意识到“他具有想毁灭谁就能够毁灭谁的权力；他来到法庭或见到下属时显露出他地位如何重要，尤其是他办事本领如何高强——这个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凡此种种，都令他高兴”。然而他得了癌症。两个时代的官僚在这一点上十分相似，他们都无法承认自己患了癌症，甚至由于恐惧，把死亡看作是不可理解和虚假的事件，此时此刻在他人面前仍然摆脱不了自己的身份。
在《伊里奇之死》里，死亡的必然性使伊里奇最终看清，周围的人都生活在谎言之中，自己的一生是大错特错了。在《癌病房》中，彻底的唯物主义却没有给卢萨诺夫提供任何忏悔的可能性，他的灵魂早已被掏空，于是他就只能成为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邪恶”。
图书管理员舒路宾是另一种恐惧的典型。临到上手术台之前，他才终于鼓足勇气，向奥列格袒露了心头的重负。早在1917年他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加过国内战争。30年代，他在一个农业技术专科学校工作，尽管他清醒地知道大清洗是荒谬的，但为了保全自己和妻子，他仍然违心地承认错误，同被捕者划清界限。他对不断的免职毫无怨言，顺从地按照上面的命令起草文件，将遗传学、伦理学、控制论等书付之一炬。他对奥列格说：“你们被逮捕，我们便被赶到群众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处死刑，我们就得站着鼓掌拥护法庭的宣判……谁活得不耐烦？谁愿挺身为你们辩护？谁敢唱不同的调子？”他将这一切归结为人的合群性，一种害怕单独留在集体之外的心理，迷信培根所说的“市场偶像”，自愿接受群体的谬误概念：
而在一切偶像上方的是恐惧的天，是阴云低垂的恐惧的天。您总知道，傍晚时分，尽管压根儿没有雷雨，有时低空中也会飘浮着这种很厚的灰黑色阴云。那时天比平时提早转暗变黑，整个世界会显得凄清荒凉，使人直想躲进砖墙瓦顶的房子里去，尽量挨近炉火和亲人。我在这样的天空下生活了二十五年，全靠折腰和沉默才保全自己。
许多比舒路宾更聪明更有地位的人，都是这样度过一生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总是违心地承认罪名，互相揭发批判，对公众说假话。害怕失去地位和待遇，害怕被逐出队伍的心理使他们屈从于权力，以致恐惧已经成为其第二天性，他们再也没有自由的愿望和独立的思维。实际上，他们害怕失去的没有一样是属于精神的东西。舒路宾一生都活在恐惧之中，如今却要为自己“提心吊胆地过了一辈子”而痛苦，许多人却连这点痛苦也不会产生。
历史究竟会怎么看待这一代人？舒路宾在与奥列格的谈话中引用了普希金的一首诗：
在我们这个可鄙的时代，
无非是暴君、叛徒或是囚犯，
五行中人不出这三者之外。
当年十二月党人失败之后，恐怖笼罩着俄罗斯大地。许多人被判苦役，流放西伯利亚，更多的人沉默了。1826年，据传诗人的好友屠格涅夫（并非那位著名的同名作家）被英国政府逮捕，并移交给沙皇政府。诗人听到这一传闻，于是在一首诗中写下了上面这几句。照舒路宾的看法，诗人在诗中竟然没有给傻瓜留下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在极权社会，你如果不是一个囚犯，也不是一个暴君，那就一定是一个背叛了良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