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一种令人痛苦的洞察力，一个在自己国家享有很高地位的诗人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举动的。诗人离不开自己国家的读者，更离不开自己国家的语言。但是，当波兰当局在1951年正式宣布所有作家都必须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周围的朋友们都不得不表示屈服时，米沃什感到了某种集体信奉的恐怖，他看清战后的东欧社会正在走向奴役之路。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只是一种创作方法，而是涉及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因为“它禁止每一个时代的作家在文学领域的基本工作——从个人的独立观点来看这个世界，说出他所看到的真相，同时捍卫社会的整体利益”。如果服从这一创作原则，不仅文学的生命，而且个人的自由都将不复存在。于是他决定流亡国外，哪怕从此再也不能写作。在此书的序言里，他写道：
我写这本书，目的是让读者走进华沙、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和布达佩斯知识分子所居住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我所熟悉的，但对读者来说却是陌生的，甚至是异质的。我力图解释人民民主国家中人的心灵是怎样改变的。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莫斯科发明的这个制度看上去非常奇异，现在依然如此。假如一个人以天真单纯的眼光去看某个文明（就像斯威夫特看他那个时代的英格兰），都会发现不少怪诞的特征，由于过于熟悉这些特征，人们往往习以为常。事实上，再没有地方比这东方的新文明更令人瞩目的了，它正在铸造八亿人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只不过才刚刚认识这个新文明。未来的岁月里，还将有成千上万的书写出来，研究这一令人迷醉和厌恶的现象。
也就是说，米沃什想要西方读者了解他所说的“另一个欧洲”。这个地区本来属于整个欧洲文明的一部分，如今却属于苏联统治下的“东欧”。他的目的就是让读者走入东欧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是如何受到新信仰的诱惑，为了一个假想的未来而自觉自愿接受极权统治的。
1911年，米沃什出生在立陶宛维尔诺（现名维尔纽斯）附近的一个农庄。当时的维尔诺还属于波兰，是波兰的文化首都。幽静的山谷里布满树木、湖沼和小溪，街道上铺着鹅卵石，隔着篱笆的院子里种着各种果树，居民们大都从小接受天主教的教育，过着安静、质朴的前现代生活。在诺贝尔受奖辞中，他回忆这个城市“有一种纵容的无政府状态，一种使激烈争吵停息的幽默，一种自然的群体感，一种对任何集权的不信任”。这样的生活氛围成为他的思想胎记，从来没有遗弃过他。上世纪30年代，米沃什开始发表诗歌，后来去了华沙，在波兰电台工作。德国占领期间，他参加地下抵抗运动，为地下刊物写作。战争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仍然是诗人式的直觉，他一直记得这样一个细节：一个人伏在战火纷飞的城市街道，忽然看见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街面上的“鹅卵石像豪猪身上的刺直立起来。枪弹打在石块边上，使它们移动和倾斜”。战争的残酷无情使诗人第一次认识到，人性的伸缩性是无限的。临死的人们在公开场合互相搂抱着交媾，尽情享乐。对他们来说，生活的最高原则就是活下去。
经历过纳粹德国的六年占领，波兰传统社会遭到摧毁，它需要重建。然而解放者不是战前的波兰政府，而是来自另一种制度文化的苏联。这个文化宣称是世界性的，对波兰人来说却是异质的。当时的普通波兰人还不知道卡廷事件的真相，但却记得“祖国军”发动华沙起义时，隔岸的红军袖手旁观，任由纳粹党卫军将整个华沙城毁灭。米沃什记得攻克柏林那一天，他和朋友“阿尔法”站在窗前，院落外是一所监狱，里面关着“祖国军”的士兵，这些年轻人将头伸出窗外，以便晒着一点阳光。新政权对华沙起义的解释是，“祖国军”是为旧政权而战，他们的行为不符合历史潮流，因而是反动的，苏联红军的行为才是属于历史正确。为自由而战的波兰人迎来的不是战前的旧政权，而是为历史而战的新统治者。在天主教的波兰出现了一个新的道德原则：“天主教根据的是个人的善与恶，新信仰根据的是历史的善与恶。”显然，从前世界上所有传统文化都强调个人的善与恶，而在新信仰的统治下，个人良知将不再是一个重要的道德因素。
就像西方的左翼知识分子一样，东欧知识分子对新信仰同样充满热忱。这个新信仰即历史的规律、辩证法和集体主义，它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能将过去时代的痛苦痕迹全部抹掉。米沃什将这种新信仰称为“墨提宾”药丸，这个词来自波兰作家、哲学家维特科维奇1932年的小说《永不满足》。此书描写了一个精神空虚的社会，宗教失去影响，哲学深奥无用，艺术则徒具形式。一个名叫墨提宾的蒙古哲学家发明了一种人生观药，服下这种药立刻就会变得轻松快乐，所有的精神空虚都会即刻消失，那些看来永远无法解决的形而上问题，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依靠“墨提宾”药丸的作用，小说中虚构的东方帝国战无不胜，最终统治了世界。有意味的是，所有服用“墨提宾”药的人最终都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维特科维奇本人早在1939年听到苏联军队进入波兰国境时，立即就服食安眠药自杀了。
米沃什指出，服食墨提宾药并没有违背人性，恰恰相反，它来自人性深处的要求。这里触及20世纪左翼思潮兴起的一个成因，即知识分子对自由的暧昧态度。与人们通常的认识不同，知识分子最怕的是缺乏一个中心观念，而不是个人自由。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旧的世界图景崩塌了，传统的价值再也不能慰藉人心。纳粹大屠杀进一步摧毁了现代人对理性的信仰，加重了人的异化感和孤独感，以致产生了弗洛姆所说的“逃避自由”的心理现象。米沃什对此写道：“惧怕自由不过是惧怕内心一无所有。我的一个朋友是伦理学家，曾经这样说过：‘人的内心一无所有，他永远不能从自身提炼出什么来，因为那儿空无一物。你不可能离开人群，在荒野中写作。千万记着，人只不过是社会力量的一种体现。谁想要离群索居，他都不能生存下去。’”弗洛姆与米沃什所说的都是免于干涉的消极自由，这样的自由的确无法解决存在的意义，也无法解决现代人的归属感。这就是新信仰的成功奥秘，制造出一个中心观念，给彷徨无依的知识分子带来一种新的慰藉。他们不堪忍受庸常生活中的消极自由，宁愿放弃自我而融入群体之中，去追求参与群体事业的积极自由。
东欧知识分子投身于新制度的建设，通过集体事业将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从而感到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在这个新世界中，诗人和作家不再是靠辛苦写作来养活自己的业余作者，而是有显赫地位和固定收入的专业作家，他们偶尔也会对限制创作自由不满，但写作毕竟可以对社会发挥真正的作用了，这是西方那些消费文化的作家们所无法想象的。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解决了“哲学的贫困”，通过对历史必然论的认识而获得了积极自由，并运用这个自由来为新政权的高墙添砖加瓦。所有那些反对的声音，只要不是从根本的方法论上切入讨论，都会被辩证法的完整体系驳斥得体无完肤。这是一种按照理论去选择事实的方法，按照它的奇妙推论，“我预言一部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毫无价值，然后我把这位艺术家置于一个使这部作品毫无价值的环境里，我的预言也就实现了”。这个理论能轻易地为任何相反的观点找到根据，将所有不同的结论都包含进去。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结论正确与否并不依赖于话语本身，而是依赖于谁是话语的主体。
在书中，米沃什叙述了四个诗人和作家的真实故事。这些诗人和作家与米沃什都有交往，他用希腊字母代替他们的名字，并给每人取了一个概括性的称呼。
“道德家”阿尔法（Alpha）是作者的朋友，战前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小说家，其作品中的主人公通常都是牧师。他总是用悲剧的眼光看世界，着重道德与文字的纯洁。他由于一心关注悲剧性的道德冲突，因而根本看不见生活中的细节。“二战”中，他成为地下文学界的道德权威，他的主题依然是空洞的“忠诚”。当苏联扶持的政府成立之后，出于对知识阶层的失望，阿尔法对生命的悲剧看法找到了一件新外衣。坚强纯洁的英雄人物不再是天主教神父，而是新信仰的代表。这位新信仰的英雄从集中营中归来，发现社会已经溃烂不堪，需要彻底重建。英雄的内心充满爱和宽容，他将领导世界走向光明。阿尔法的小说受到了广泛的宣传，他成为许多协会的委员，受邀去各地演讲。他的读者群扩大为工人、农民。他终于实现了成为一名红衣主教的隐秘愿望。因此，当新政权要求他必须接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放弃悲剧人生观时，他尽管知道这意味着自己创作生命的结束，但也只好屈服，率先写出自我批评的文章，与过去决裂。
“失恋者”贝塔（Beta）实际上就是布罗维斯基。这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天才作家，米沃什欣赏他的才气，却不喜欢他的虚无和绝望。他没有任何信仰，在他眼里，那些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强调维护人类尊严是不合时宜、浅薄可笑的。他描写纳粹集中营的短篇小说非常残酷有力，着力表现囚犯自身的人性卑劣，为了生存而自觉参与告密和暴力，甚至母亲为了活命不认自己的女儿。这样的描写完全颠覆了传统受害者的道德形象，在集中营这个不允许道德感存在的世界，“人只不过是一只想要活下去的动物”。米沃什在书中大段引用了贝塔的描写，认为他的小说是表现极权国家中人的命运的最佳作品之一。贝塔从集中营被解救出来后，在西方生活了一段时间，对西方社会的精神空虚十分失望，决定从西方返回波兰。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出版轰动了整个文坛，官方虽然不喜欢他的自然主义，但还是看中他把人类作为无情的历史材料这一点。这位有着虚无主义倾向的作家需要一种仇恨的信念，新信仰使他把对纳粹、对人类的憎恨转化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憎恨。此后他不再写小说，而是专写政治新闻，拼命抨击西方社会。向着历史目标进军的刺激使他感到自己的渺小和伟大，他看到一个更美好社会的到来，却失去了一个作家的独立性和创造性。1951年，他在自己寓所用煤气自杀身亡。
“历史的奴隶”伽玛（Gamma）与米沃什是同乡，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最初他赞成民族主义，后来却认为只有苏联才是希望。他与米沃什很早就相识，在米沃什看来，他缺乏写作天才，只是写些没有感情的诗，最后他成为斯大林主义的信徒，在组织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伽玛是一个渴望荣誉和地位的人，他曾在战后目睹亲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也曾目睹苏联军队隔岸观火，任由纳粹残酷屠杀华沙起义者，但他对此都无动于衷。他的忠心换来丰厚回报，在战后成为波兰驻外国大使，过着优裕的特权生活。他心里很清楚，历史法则是由权力者操纵的。他能够和那些心怀不满的外交官一起骂政府，然后微笑着将这名外交官派回国办事，心里清楚此人将一去不返，被直接送进监狱。他积极地拉新人到自己阵营，把这视为最大的满足，因为只要有内心自由的人存在，他就会感到不安。后来他回国后掌管文化工作，他写的小说《真实》没有任何真实。他在文学上一无成就，只好在管理作家的职位上获得成就感。但他却有着超乎寻常的政治嗅觉，预先就知道危险在哪里，然后采用谎言和背叛来及时避开。他也知道自己的国家处在苦难之中，暗地承认自己的文章都是谎言，并把这一切归结到服从历史的法则。
“歌手”德尔塔（Delta）是一位诗人，喜欢以奇行异言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在大庭广众中高声朗诵自己夸饰的诗歌。他不乏想象力，喜欢以谐谑的口气表现绝望的主题。但在米沃什看来，表面上的特立独行，往往都是二流艺术家的行径。米沃什后来在《路边狗》中曾谈到波兰的文学：“波兰人之所以不善于写长篇小说，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旁人的事不闻不问。每个人只关心他自己和波兰。如果去掉波兰——浪漫主义文学历来如此——那么就只剩下他自己了。”这话似乎也可以用在德尔塔身上。他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这种人具有强烈的寻求归属感，战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老板——国家。在西方或东欧，民族主义一直都被视作右派的观点，但对于波兰左派政府而言，德尔塔从前的民族主义反而增加了他的利用价值。虽然不能再公开反犹，但他却可以讴歌苏联和波兰的伟大，讴歌经济复兴，重振国威。
这些人都是有一定文学才能的诗人和作家，他们想要获得自由，结果却失去了自由，自觉地成了历史过程的牺牲品。这种自觉地奔向奴役是20世纪的一大特征。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无所不能的辩证法和温暖的集体主义氛围，使东西方的知识分子相信，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被俘获的心灵》出版后，也遇到了奥威尔的《1984》、纪德的《从苏联归来》、恰姆斯基的《非人性的土地》遭遇的同样的冷遇。在当时的西方，谁要是反对苏联，谁就会受到谴责。伽利玛出版社虽然出版了此书，但发行人却出于左派观点从没让它上过书架。波兰国内的作家们更是觉得受了莫大侮辱，一致对米沃什口诛笔伐。这些左翼作家的共同点都是把人类看成历史的材料，而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他们看来，现实不再是一个人眼睛看到的现实，而是一个人应当了解的现实。只有那些处在极权中心的人深知，这一预先被规定好的现实是如何单调乏味，正如一位新政权官员私下对米沃什所说，这一伟大的进军就像做数学一样单调，“唯一有趣的事就是观察人类材料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