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到土耳其，群情激奋。凯末尔再一次站了出来，他在安卡拉建立大国民议会政府，领导民众浴血奋战，最终以少胜多，击败希腊军队，逼迫协约国退出半岛，并与协约国重新缔结了平等的《洛桑条约》。该条约按照土耳其方面的要求，划定了新国家的边界。土耳其人是幸运的，他们需要一个巨人，历史就产生了一个巨人。凯末尔从青年时代起就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曾在军官中发起组织“自由协会”。如今他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宣称：“主权必须无条件地属于人民。”在他的力争下，1923年10月，议会宣布废除苏丹制，建立共和国，凯末尔出任第一任总统。
当时的民众中，流行着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等思潮，凯末尔坚决拒绝了这些传统的想法，他认为：“人类是一个整体，每个民族都是其一部分”，“为了生存下去，土耳其必须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对他来说，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与世俗化，他主张在小亚细亚建立起一个民族国家，同时吸取西方现代文明。这些思想在1931年共和人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他概括为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和改良主义六项原则。
凯末尔的西方化与世俗化改革非常彻底。一是废除哈里发制度，实行政教分离，他认为：“宗教是一个良心问题，每个人都自由地遵循自己良心的命令。我们尊敬宗教。我们不反对思想的方式。我们只是试图不将宗教事务与民族及国家的事务混为一谈。”二是建立西方式政党共和人民党。三是颁布世俗宪法，删除国教的提法，实现主权在民。1924年宪法规定：“所有土耳其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任何团体、等级、家族和个人特权均属取消、禁止之列。”此后以瑞士民法为蓝本的《民法》进一步确立男女平等、信仰自由，妇女还可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四是军队监护世俗政权，但不能干预政治，因为凯末尔认为“一个从军队中吸取力量的政党永远得不到国民的欢迎”。五是经济上的国家主义政策。六是国内和平与世界和平的政策。在革命十周年的讲演中，凯末尔告诉各国外宾：“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唯一目的就是和平，就是我们的民族能够在和平中进步。”自1922年以来，土耳其共和国没有进行过大的对外战争，这在帝国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根据一些材料，凯末尔甚至还希望在土耳其建立起多党民主制，1930年，他授意昔日的战友成立反对党自由共和党，但由于该党个别成员企图复辟君主制，导致了政治混乱，其领导人遂不得不宣布将党解散，原属该党的议员仍在议会中保持为一个独立的集团。这一多党民主的设想直到“二战”后才得以实现。
在社会改革方面，凯末尔也是雷厉风行。在他的建议下，议会废除了旧历，采用公历历法与纪元；此后又废除阿拉伯文字，改用拉丁字母拼写。他甚至亲自担任教师，到乡下教民众识字；最激烈的措施是废除被西方人嘲笑的费兹帽，规定公务员必须穿西装，戴礼帽，史称“帽子革命”；凯末尔还鼓励妇女不戴面纱，他把这看作是妇女解放的标志：“我坚信实现妇女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对于人类的幸福和自豪是必要的。”并规定担任律师、医生、法官和公务员的妇女不准戴头巾上班，这个规定今天仍在实行。
从1923年到1938年去世，凯末尔一直担任总统、共和人民党主席及武装部队总司令，决定国家的重大政策与主要官员的遴选，但他总是通过合法程序来贯彻自己的意志，凡属重大问题，他都要通过演说等方式来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当然，这些改革也引起了激烈的反对，1926年新民法颁布时，就曾有宗教极端分子试图暗杀他。事后，凯末尔坚定地对国民说：“我微末的身躯总有一日要埋葬于地下，但土耳其共和国将要永远屹立。”
凯末尔以一己之力，拯救了一个古老民族，改变了同胞几百年的生活方式，把他们对一个王朝的崇拜转变为对人民主权的忠诚，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许多新兴国家钦佩他是民族解放的先驱者，世界尊敬他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和平缔造者，1938年他去世时，丘吉尔赞扬他“在战争中拯救了土耳其，并在战后使土耳其民族复兴，他的去世不仅是他的国家而且也是欧洲的损失”。罗斯福则称：“我为不能再满怀希望地同这个人晤面而感到悲伤。”
中国人再次知道土耳其，是在20世纪初。近代以来，这两个国家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帝国的衰落过程都漫长而痛苦，饱受欧洲列强的欺凌与歧视，但统治者的愚昧、落后和野蛮也导致人民的灾难。当最初西方人为了通商而到来时，帝国统治者都是把他们视作朝贡者。苏里曼大帝曾写信给法国皇帝，称自己是“君主中之君主，四海方圆内诸君主王冠的分配者”。在他统治时期，帝国只接受外国大使，从不派遣自己的大使。即使签订条约，也认为这是帝国的恩赐，只能在自己的都城签署。一百年后，清朝皇帝和朝臣在接见西方使者时，最热衷的争论也是四方来朝如何跪拜的问题。到19世纪天朝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开放五口通商，使用的仍是“恩准”字样。
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20世纪初亚洲相继发生三大革命，即青年土耳其革命、伊朗立宪革命和中国辛亥革命。中土两国的现代化动力都是来自外部，其触发因素都是一次世界大战。当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传到土耳其和中国，都曾激起各界民众抗议，导致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和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
当时，中国各报刊常有关于土耳其的消息和文章。1923年，《东方杂志》发表化鲁《我们竟不如土耳其》一文：“土耳其的名称，在洋人的嘴边，往往是和中国并提的。因为这两个老大帝国都有病夫国的称号，又都拥有富饶的领土，而为列国野心的政治家所垂涎。这两个国家过去的命运完全相同，但从最近看来，那位西亚病夫倒比这位东亚病夫争气得多……现在老大的土耳其民族复兴了，造成强大的新共和国了。”
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也像土耳其一样产生了“奇里斯玛”式的领袖人物，只是由于走进另一个历史房间，才在日后有了不同的结局。发生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东方人对西方文明失去信心，开始寻求新的救国之道。1920年，凯末尔也曾写信给列宁，希望苏维埃政府提供援助，并与宿敌俄国签订友好条约，但凯末尔始终坚信西方文明的正面价值。在他眼里，“文明，指的就是欧洲的文明”，只有面向西方，才能使土耳其“跻身于全世界最繁荣、最文明国家之林”。因此，他在建国后没有选择向苏联学习，而是选择学习法国，甚至告诫土耳其人，要“永远站在英国人一边”。这使他的激进改革得以建立在欧洲人文主义的基础上，没有变成一场暴力的阶级斗争。
像凯末尔一样，中国五四运动那一代知识人也是世界主义者，把人类文明看成是一个整体。对凯末尔摆脱传统的现代化改革，他们给予了很高评价。1944年5月4日，傅斯年在《大公报》上撰文纪念五四运动二十五周年，他写道：“今人颇有以为‘五四’当年的这样重新估价有伤民族的自信心；不错，民族的自信心是必须树立的，但是，与其自信过去，而造些未曾有的历史奇迹，以掩护着夸大狂，何如自信将来，而一步一步的作我们建国的努力？这就是说，与其寄托自信心于新石器时代或‘北京人’时代，何如寄自信心于今后的一百年？把一个老大病国变成一个近代的国家，有基玛尔（注：即凯末尔）的土耳其是好例。土耳其原有回教的加利弗（Califate），这是土耳其几百年霸权的遗物，在上次大战中还有甚大的号召力，使土耳其虽败不亡，然而基玛尔胜利的进入君士坦丁后，毅然决然的废止这个制度，这因为这个制度之于土耳其，对外虽有号召的大力，在内却是彻底革新的阻碍，基玛尔务实不务名，所以在土耳其境内废止了他。又如中东近东人民习用的红帽子，到屋子里也不脱的，他也为文化大同起见废除了他。至于文字的改革、习俗的改革，处处表现出他要彻底近代化土耳其的精神，他为什么不爱惜这些‘国粹’呢？正因为这些‘国粹’是土耳其走向近代化的障碍物。”
凯末尔去世后，其继任者继续受到被视为普世文化的科学、理性与进步思想的吸引，坚定不移地要融入西方主流世界。1945年，共和人民党政府批准成立新党，实现了多党制民主。1950年，民主党在大选中击败共和人民党，选举过程井然有序，政权和平移交。但对于这个古老的民族，要学会政党政治的妥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民主党上台后，变得日益独裁，开始镇压反对派，并将共和人民党党产收归国有，限制出版自由。1960年，军队发动政变，将政权交还给文官政府后，新法律规定保护反对党，加强个人权利，进一步完善了政党制度。但由于多党政治的混乱，造成社会动荡，1980年，军队再次发动政变，确认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巩固了民主程序和政党政治。从共和国的历史看，军队始终是凯末尔现代化改革的监护者。冷战结束后，社会上存在着以民族主义还是以宗教信仰来加强国民认同的分歧，实行自由主义经济还是国家主义经济的分歧，但土耳其共和国仍始终缓慢而坚定地走在凯末尔开创的道路上。
土耳其在今天仍然属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它的面积是英法两国的总和，人口约七千万，经济却落后于欧洲各国，大城市里虽然出现了中产阶级，整个社会基础仍是农民。不过，人们再也看不到夏多布里昂所描写的情景。2000年土耳其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因政府对主食面包采取限价，穷人的生活没有受到很大影响。由于宗教的原因，社会中虽存在着等级，但没有阶级偏见。普通土耳其人羡慕西方的富裕，可他们觉得快乐和闲暇也重要。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上，既有戴面纱的妇女，也有长发披肩的女郎。土耳其军人仍然勇敢、坚韧，但历届政府都遵循凯末尔“以充满纯洁感情和友谊的开放之心冀望世界”的遗嘱，坚持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每逢大选，支持各党派的青年男女开着汽车，从车窗外探出身子，挥舞着彩旗，录音机放出的音乐声震耳欲聋，在大街上呼啸而过。
自从欧共体于1963年成立以来，土耳其就与之建立了联系，但由于社会、文化与经济因素的障碍，土耳其至今尚无法加入欧盟。在很大程度上，这反映了某些欧洲人的傲慢。尽管如此，土耳其人似乎没有动摇，还是矢志不渝地朝向这个目标。正如1993年任上的总统德米雷尔所说：“除了自己的文化价值外，我们分享欧洲文明的价值。”2004年，欧洲再次面临土耳其入盟的辩论，一位欧洲学者在西班牙《先锋报》发表文章指出，奥斯曼帝国对犹太人容忍的历史要比欧洲人长；土耳其虽然仍存在着司法保障、库尔德等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取决于土耳其人对入盟的热情，而他们希望拥抱欧洲文明、推动民主进程的渴望是有目共睹的。
当年的战场加里波利已成为土耳其国家公园，树木葱茏的山冈上，遍布当年土耳其军队修建的堑壕，旁边建有战争纪念馆和公墓。公墓里，埋葬着为国捐躯的土耳其士兵，也埋葬着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印度士兵。纪念碑上镌刻着凯末尔1934年撰写的铭文：
这些献出鲜血和生命的英雄们，
在一个友好国家的土地上和平地长眠。
与穆罕默德切克们躺在一起。
从遥远国度将自己儿子送到战场的母亲们，
擦干你们的眼泪吧。
你们的儿子如今躺在我们怀里，
他们在安息，他们将和平地长眠。
在这块土地上献出生命之后，
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儿子。
晚风从爱琴海面上一阵阵吹来，带着海水的咸味。山脚下，周末驱车远足的土耳其人在树林里吃着烧烤，然后在草坪上跳起节奏明快的舞蹈。
只有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的民族，才会懂得爱、自由与宽恕，享有真正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