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奇异的城市里，三个显著的特点给我深刻的印象：几乎看不见妇女，没有车辆，成群的野狗。由于行人都穿着皮拖鞋，由于没有马车和大车的喧闹，由于既听不见钟声也听不见铁匠的锻锤响，到处是宁静的。默默的人群从你身边擦过，仿佛他们故意引人注目，仿佛是在逃避别人的目光似的在你漫步途中、《从巴黎到耶路撒冷》封面市场和墓地时交替出现，好像土耳其人活着只是为了买、卖和死……没有任何欢乐的迹象，没有任何幸福的印记……在监狱和劳役场之间耸立着一座宫殿——那施行奴役的卡皮托利山。那儿，一位神圣不可侵犯的守护者细心保管着瘟疫的根苗和专制制度的原始的戒律。
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境内，正在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西化军事改革。1787年，奥斯曼帝国再次败于俄奥两国，面对西方的军事优势，塞利姆苏丹即位后，开始按照法国模式建立起一支新军，以替代腐败的近卫兵团。但是，对于夏多布里昂所表达的文明声音，住在托普卡帕宫里的苏丹和他的朝臣绝不会听到。这个帝国不是由自由的观念，而是由权力来定义的。他们仍然认为帝国文明高于西方世界，只要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帝国就会得到复兴。
就在夏多布里昂游历伊斯坦布尔后不久，塞利姆苏丹即被保守派废黜，新军也遭解散，反对“法兰克式”革新的保守派重掌大权。这块土地上新文明的诞生，还要等待一百余年。对奥斯曼人来说，这时间不算漫长，当他们的祖先攻占伊斯坦布尔时，离他们更早的祖先西突厥向这个城市派出使团已近九百年。
奥斯曼土耳其人属于突厥族的一个支系，其始祖起源于漠北叶尼塞河上游，是一个以狼为图腾的草原部落。据《周书·突厥传》记载，其祖先与狼结合，生下十男，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为其一。北魏时期，阿史那氏游牧于金山一带，金山形状像一个战盔，其俗谓之“突厥”，遂以为族名。广义地讲，古代的丁零、敕勒与铁勒，都是“Turk”的汉语对音，属于同一突厥语族。千古名篇《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敕勒将军斛律金在一次出征失利时所唱，最早的歌词即是突厥语。
在汉族人撰写的史书中，这个草原部族居无定所，随水草迁徙，征伐劫掠是其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们的旗纛之上装饰着金色的狼头，骁勇剽悍，经常南下攻城略地，将人畜子女掳掠一空。
公元6世纪中叶，阿史那氏打败柔然，建立起突厥汗国，辖境东至辽水，西至里海，南达阿姆河，北抵贝加尔湖。隋朝年间，汗国分裂为东、西突厥，历经半个多世纪，最终还是因内乱以及和唐朝的战争而衰亡。公元8世纪，后突厥也被唐朝与回纥联手所灭，从此其主体退出中国北方。唐朝历史上的许多著名将领，如哥舒翰、安禄山等都有突厥血统，后者在公元755年的反叛，竟使得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
文明的对垒，从来都不是依靠单纯的军事。游牧民族强时抄掠弱时窜伏的特性，使得突厥在与中原民族的争斗中，往往会在一夜间漫山遍野涌来，也会在倏忽间突然消失于天边。隋唐时期，中原政府都曾依靠政治策略挫败突厥的侵扰，即使是纯粹的军事斗争，双方也是各有胜负。唐高宗显庆二年，将军苏定方趁雪夜长途奔袭贺鲁可汗，一举击溃西突厥，便是军事上的一次成功战例。
这个草原部族在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争斗中失利，但却在中亚细亚广袤的草原上生存了下来，并从阿拉伯人那里接受了伊斯兰教。13世纪，蒙古大军狂飙西进，中亚突厥遇到了更为强悍嗜杀的草原部族，不得不开始了第二次迁徙。其中一支穿过亚美利亚进入小亚细亚，臣事于10世纪就已进入该地区的突厥族塞尔柱人，被称为“信仰武士”。14世纪初，塞尔柱衰落，奥斯曼代之而起，称号苏丹。
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奥斯曼人由小亚细亚半岛开始，所向披靡，先后征服马其顿、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控制了巴尔干半岛。并像塞尔柱人一样，于1396年击退了欧洲国家的十字军征讨。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突厥武士攻占君士坦丁堡，延续千年的拜占庭帝国覆亡。穆罕默德二世慷慨地将奴隶和财富赐给手下的军队，自己分文不取，他要的是征服的荣耀。君士坦丁堡易名伊斯坦布尔，索菲亚教堂改作清真寺。在此后的两百五十年间，“信仰武士”的铁骑像旋风一样扫过大地，东征波斯，南伐阿拉伯半岛，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奥斯曼帝国。
黑格尔曾称拿破仑的征服体现了“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这话用在奥斯曼帝国身上也很合适。整个帝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伐征战的历史。17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军队一度兵临维也纳城下，靠武力征服的帝国达于极盛。此时的地中海、黑海与红海都成为其内陆湖。苏丹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最高领袖哈里发，实行政教合一制度。他的总督、税吏被派往各个行省和采邑去维护治安，收取赋税，以维持其庞大的军队。新征服的领土被纳入版图，财富滚滚而来。奥斯曼人兴高采烈，将俘虏和战利品带回各自的家乡。
然而，当帝国的武士忙于四处征服时，新的文明曙光已经在欧洲显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阻断了欧亚大陆的商路。奥斯曼人并不在乎丝绸之路的中断，对这个游牧民族来说，财富永远是来自征服，而不是来自贸易。可在欧洲人看来，这一事件却标志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迪亚士、哥伦布、达·伽马探索通向远东的贸易新航线，就都是在15世纪末完成的。尽管帝国初期控制着东地中海贸易，但蓬勃发展的新航线最终还是导致了帝国内部商业、金融和手工业的衰落。
这个马背民族要维持其庞大帝国的向心力，就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它还能为人类文明做出什么贡献？
为了防止各个王室成员觊觎王位，每个苏丹继位时都要用丝质弓弦将其他兄弟勒死，后来改成将其全部软禁于后宫，生下的孩子必须弄死，从中选出的新苏丹即位后才允许有传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父子相传还是兄弟继位，新苏丹往往都很虚弱无能，大权常常落到后宫与近臣手中。自17世纪起，官员贿赂公行，卖官鬻爵的现象迅速滋长起来。中央政府不能阻止官吏的巧取豪夺，其支柱近卫兵团奢侈腐败，甚至左右苏丹的废立。这些“信仰武士”们也仿佛继承了拜占庭帝国的遗风，酗酒、鸡奸之风盛行。知识阶层乌莱玛教士集团同样一心聚敛钱财，排斥任何新思想的产生。
而在建设方面，帝国更是乏善可陈。村庄人烟稀疏，大批农民因苛捐杂税而被迫离开土地。城市里很少兴建公共建筑，没有慈善设施，数百年的垃圾堆积如山，旁边游荡着成群的乞丐和野狗，散发出瘟疫的气息。种种现象表明，当这个帝国再也不能从战争中得到胜利品时，它的活力就迅速消失了。
与此同时，西欧已经在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一种以人的价值为中心的文明在欧洲兴起。这一新文明注定要在此后的世纪释放出巨大的力量，改变人类角逐的游戏标准。
当夏多布里昂来到伊斯坦布尔时，他看到的是一个没有自由、没有欢乐也没有生机的城市。这情形让人想到西班牙旅行家佩罗·塔富尔1437年的君士坦丁堡之行，在他的笔下，拜占庭人腐化堕落，醉生梦死，而突厥人却充满朝气，愉快爽朗。
塞利姆亡故后，帝国被保守派官僚和近卫兵团所控制。1826年，马赫默德二世镇压反对改革的近卫兵团，建立起由德国教官执教的新军，创办培养官员的学校，建立驻外机构，开设翻译局。在接下来的四十年期间，这些新型军官、外交机构人员成为西化改革的推动力量，他们的代表在教育和法律方面甚至推行世俗化改革，但由于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苏丹加强个人独裁，这些改革大都中途而废。帝国日益衰落不振，成为大国角逐的战场。在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欧洲人看来，奥斯曼帝国的文明曾一度走在欧洲“黑暗时代”的前面，但现在却是一片废墟。
自18世纪起，奥斯曼帝国便陷入了漫长的解体过程。匈牙利丢给了奥地利，黑海北岸丢给了沙皇俄国。东方与北非的属地实际上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状态。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已经失去了欧洲强国的地位。法国革命的理想没有触动土耳其人，却波及帝国境内的欧洲属地。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并受到西方政府和人民的支持，英国诗人拜伦就是在参加希腊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斗争中，染病身亡的。
帝国的碎片散落在巴尔干半岛，而它的统治中心却更加散发出腐败衰落的气息。崛起的欧洲发现，这世界上有两个病夫国家：一个是大清帝国，被他们称为“东亚病夫”；一个就是奥斯曼帝国，被他们称为“西亚病夫”。这两个老大帝国都处于停滞不前的历史时刻，丧失了任何活力。政府腐败无能，人民没有自由。相应地，在西方列强的外交议事日程上，出现了一个名词：东方问题。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1908年发生了青年土耳其革命。青年土耳其党上台执政，其成员大多接受西方教育，鼓吹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仍然试图采用专制手段来维护帝国的领土完整。
就像奥斯曼帝国的建立曾经影响了世界历史一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其中一个重要远因就是如何处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
在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下，奥斯曼帝国决定加入轴心国作战。战争中，土耳其军队唯一的一次胜利就是保卫海峡之战。1915年3月，为了夺取达达尼尔海峡，打开通往伊斯坦布尔的水上通道，协约国军队向海峡入口处的加里波利半岛发动进攻。英军方面的指挥就是后来的“二战”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士克（MustafaKemalAtatürk，1881—1938），土耳其军官、改革家、作家和领导人，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兼国家创立者，被誉为土耳其国父。统帅温斯顿·丘吉尔，土军方面的指挥则是德国人李曼·冯·桑德斯。当时土军守在加里波利高地，抵抗从海上来袭的近50万英联邦和法国军队。时任十九师师长的穆斯塔法·凯末尔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他总是能洞察先机，身先士卒，牢牢掌握战役的主动权。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多次发生肉搏战，高地和海滩布满了尸体。这场战役持续了八个月，土耳其方面阵亡86000人，联军方面阵亡33000人。英法联军眼看无法取得战役胜利，只得下令撤退。
加里波利之战未能挽救帝国，却使凯末尔美名远扬。1918年11月，英法舰艇驶入海峡，进驻伊斯坦布尔。各国相继占领土耳其本土及属地。1919年5月，希腊占领士麦拉（伊兹米尔）。在1919年7月的巴黎和会上，胜利者对奥斯曼帝国的代表说：“土耳其人最拿手的一招，就是征服到哪儿破坏到哪儿；他们从未显示过自己能够和平地发展他们靠战争赢到手的东西。”协约国甚至要求奥斯曼代表团离开，认为他们来出席会议是毫无意义的。1920年8月，苏丹政府接受《色佛尔条约》，根据这个条约，除了原属地，土耳其本土安纳托利亚也遭到瓜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