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鲁迅将权力与知识、政治与文艺这两对范畴视作不可避免的对立，却非理性所能完全解释，而应当深入其人生感悟。他所说的“现状”，是一个值得探究而被忽略的观念。在人生观上，鲁迅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对人性充满怀疑，在给亲友的信中说：“我常常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两地书》1925年3月18日）又说：“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绝望的反抗植根于个人的生命深层，这是他与胡适、梁实秋等人，更是与毛泽东的根本区别。对他来说，“现状”本质上是权力的显现，它永远是黑暗的，又是无法超越的。真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对于现状，真的知识阶级或艺术家拒绝而不弃绝，他知道他不会胜利，但还是“不顾利害”地起而反抗，并在这种反抗中实现其悲壮的人生。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一致，也许远远大于他们的分歧。自由主义者意欲维持现状，马克思主义者则试图建立现状，二者都与个体生命感悟无关，而与个体生命的感悟无关。
因此，鲁迅的反抗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意义，而他的“真的知识阶级”概念，则具有一种存在主义的性质。首先，反抗是无止境的。革命一旦成功，往往会产生新的权力者，建立起新的权威与现状，“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思想与权力、政治与文艺永远处在对立之中，它几乎是无解的，因而反抗也是没有终结的。其次，反抗是仅限于思想的。鲁迅在这篇讲演中特别谈到，知识人总是敏于思而陋于行，“知识阶级不可免避的运命，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地说：或者倒有害”。鲁迅一生中，至少曾有两次拒绝承担实际的行动，第一次是在日本时，光复会派他回国刺杀清廷官员，他拒绝了；第二次是在上海时，李立三要他发表公开宣言反对蒋介石，他又拒绝了。这并非出于怯懦，而是他的反抗观使然。他所理解的革命，不是夺取权力的革命，而是一种美学的反抗。反抗者既不想做驯服的羊群，更不想做手执鞭子的牧人，他永远都处在离群的状态。
鲁迅对生命的感悟是深刻的，当他把这种感悟带到政治话语领域，总会造成一种不对称的对话。权力的邪恶本质并非仅仅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这是一个人类本性的问题。有人从政治学的角度去解读鲁迅，认为他的思想在实际中不具可操作性，不能成为那些建构型知识人的思想资源，甚至有人还将后来的社会演变归罪于他。然而，把鲁迅降低为一个政治人物，正如同把他抬高为一个“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样，都是对这位文学家的曲解。这恰好表明，鲁迅所守护的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政治的永恒的正义标准，他从未代表过任何规训机制或社会群体发言，而是以个人的名义，像福柯所说的普遍的知识人（universalintellectual）那样，进行了一场“旨在揭露和破坏权力的斗争”福柯：《知识人与权力》，引自汪民安等：《福柯的面孔》，页159。。在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自由的个人，他们是尼采所说的离群者，是加缪所说的自由射手，面对一切权力与权力话语，始终表现出批判精神和道德勇气，而鲁迅便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何谓“知识分子”
我们时代的政治、伦理、社会和哲学问题不是将个人从国家以及国家机构中解放出来，而是将我们从国家和个体化形式这两者中解放出来，而个体化形式与国家是联系在一起的。
也许今天的目标不是要发现我们是什么，而是要拒绝我们是什么。
福柯《主体和权力》
这个题目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什么是“知识分子”，二是谁在讲述“知识分子”。目前有关“知识分子”的各种言说，都是试图从主体性的角度去回答第一个问题。这种建立主体性的努力值得赞赏，但不幸却是个浪漫的迷思。中国现代知识者出现在19世纪末，其称谓几经变换，才最终固定下来。换句话说，“知识分子”只存在于历史话语之中，存在于分离出它的感受形式之中。因而，与其徒劳地讨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不如去探寻这一主体是如何通过福柯所说的“命名过程”建构出来的。对此的话语史考察表明，现代知识者的称谓大抵经历了“士”或“读书人”、“知识阶级”及“知识分子”三个阶段。
1901年，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作“过渡时代”。这是一个孕育着新同时又充满着旧的时代：“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词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过渡时代也。”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载《清议报》1901年第82期。就知识界而言，从戊戌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也可说是士或读书人的时期。
在传统社会，士为四民之首，他们身兼治统与道统的传承，其知识构成是以儒家为核心的经邦济世之学，并通过科举入仕，在政治、文化与道德上都占据着社会中心的位置。但随着清末新学的兴起，士的阶层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士人主张实用之学，反对读经教育，另一部分士人则极力维护传统文化，反对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对西方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开始把变法失败归因于中国腐败的士流，并于1902年发表《新民说·论生利分利》，对当时在朝野主持清议、反对变法的汉学家、词章家及时务家大加抨击，并运用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将中国社会划分为七类人，其中就有“读书人”。他指出，西方的读书人学习是为了实用，学成之后成为医生、法官、律师、教师和工商业者，而中国的读书人则是学无所用，不通实务，其社会功用是负面的。梁氏对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指控，预示了传统士阶层的解体，同时也开启了后来几十年知识人的原罪感。
翌年，邹容在国内发表《革命军》，将四民之首的士称为“读书人”，抨击他们醉心于科名利禄，“实奄奄无生气之人”。除了汉学家、词章家和时务家三者外，批判的对象又加上宋学家，可以说将当时的知识界主流一网打尽。为《革命军》作序的章太炎虽与梁启超的政治理念、学术思想截然不同，但在1906年的《革命之道德》中，同样从实业观点对传统士大夫的通识知识结构加以抨击，认为“通人以上则多不道德者”。最早提倡白话的林白水在1903年的《〈中国白话报〉发刊词》中也指出：“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那般读书人，不要说没有宗旨，没有才干，没有学问，就是宗旨、才干、学问件件都好，也不过嘴里头说一两句空话，笔底下写一两篇空文，还能够干什么大事呢？”《中国白话报》第1期，1903年12月。通过使用“读书人”这一称谓，一些主张新学者从现代专业知识的角度，表现出与代表社会一般价值的传统士人群体的决裂。
待到1905年，废除科举，实行学堂教育，随后的辛亥革命又产生了新的政体，但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旧学问和旧道德虽趋式微，新学界和新道德却尚处在萌芽状态，那些先进者也没有产生新的主体意识，往往依旧自称为“士”。如在1915年《痛定罪言》中，梁启超将“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归于士大夫，指斥“士大夫学无专长，事无专业”，但又说“我辈号称士大夫者乎，勿诿过政府，政府不过我辈之产物而已”。这表明，梁启超这代人尽管接受了新思想，但他们毕竟是由旧式科举出身，在社会学意义上仍属于传统的士阶层。
晚清社会最大的变化就是开设学校，派遣留学生，通过西式教育，培养出新型的知识者。杨荫杭后来回忆说：“清季学堂初开，凡称学界中人者，自成一阶级。”《申报》，1922年2月28日朱自清《论气节》中也回忆道：“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朱自清：《论气节》，《知识与生活》第2期，1947年5月1日。尤其在辛亥革命以后，由于社会功能转换，学校不再是官吏养成之地，新知识者成为自由浮动的阶层，退居社会边缘，其群体意识逐渐形成。等到一批人先后留学归来，发起新文化运动，“知识阶级”一词也由此而产生。
这个词原是西文Intelligentsia的意译，最早由俄罗斯作家博博雷金于19世纪60年代提出，主要指一批留学西欧，对现实持批判态度的俄国贵族青年，其中包括律师、医生、教员、工程师等，也包括一些官吏、军官和地主。随后，大概是在明治末大正初，此词被译成各种语言，传入日本并译成日文汉字“知识阶级”（或译“智识阶级”）。见中村春作：《“知識人”論の射程》，《日本思想史研究会会报》第16号，1998年11期。中国近代许多外来词都是来自日文借词，比如“阶级”、“经济”便是日人在意译西方词语时，借用古汉语原有的词，赋以新的涵义。“知识阶级”也一样，如大正五年石井柏亭《日本に於ける裸體畫問題の變遷（上）》一文就已使用了此词：“然るに日本の公眾（知識階級をも含む）の裸體畫に關する考へはいまだに此東京新報の程度に留まるものが多いのだから困る。”《中央美術》第2卷第12号。它保留了原词中的阶层一义，但也给现代中国人造成了某种言说困境。
在中国开始使用“知识阶级”一词则是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鲁迅曾在《关于知识阶级》中说，这个词是爱罗先珂于1922年来中国讲演时提出的，而爱罗先珂既是俄人，又恰是用日语来写作。但是，此词传入中国似还要更早，民国知识分子如周作人在1919年3月翻译的一篇英文文章《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其中就已用了“智识阶级”。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发表《青年与乡村》，更是多次使用此词。针对当时“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他主张青年人向俄国青年学习，到农村去宣传民众，动员民众：“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此年9月，李大钊又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指出：“中国今日的情形，都市和村落完全打成两橛，几乎是两个世界一样。”他号召青年：“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吸烟休息的时间，田间篱下的场所，都有我们开发他们，慰安他们的机会。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直到1925年10月，章太炎在湖南晨光学校讲演时还反对使用“智识阶级”名称，指出：“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城市自居于智识阶级地位，轻视乡村。实则吾国阶级制度向不发达，自总统以至仆役，仅有名职之差别，何必多此智识阶级之名称，为文化之中梗。”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中华书局，1979年，页823。即是针对当初李大钊等人强分阶级的民粹言论而发。
由此可见，“知识阶级”一词的出现与191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有关。李大钊本人曾留学日本，且一直关注俄国形势，对苏俄革命者到乡村动员农民有着深刻印象，并将其与19世纪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主张混同起来，因而在文章中使用了“知识阶级”一词。朱自清后来曾指出：“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朱自清：《论气节》，《知识与生活》第2期。这里，“知识阶级”主要是指那些受过新式教育接近民众的专业人士，因此它一开始就具有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人”意味，即与阶层或专业直接相关AlvinGouldner，“TheFutureofIntellectualsandtheRiseoftheNewClass”，即将Intelligentsia称为“技术知识人”，而将Intellectual称为“人文知识人”。，其阶层特征、良知意识及民粹色彩确与19世纪俄国知识者相类似，而与代表全社会一般价值观的“传统知识人”（士或读书人）有别。此后，知识界对此的认识，可说一是沿着民粹主义道路发展，一是沿着社会良知角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