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整个祖国燃起抗日的烽火，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下，逐渐形成了一个广泛的争取民族解放的民族统一战线。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曹禺的创作道路跨进了第二个阶段。正如八年抗战历尽了艰难曲折的道路，曹禺的创作也是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前进的。抗战初起，他的爱国热忱使他的创作直接服膺于抗日战争的需要。为动员全民抗战，他先和宋之的合作写出了《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继之，又创作了《蜕变》。这些，都被人称为“抗战剧作”。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国民党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推行其一党独裁的专制主义，使曹禺对现实的认识更加清醒，思想更加沉实。他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探索精神，写出《北京人》和改编出《家》那样的艺术佳作。
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个阶段中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党的影响，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多次找他谈话，给他以莫大的鼓舞和力量。他曾多次满怀深情回顾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关怀和教诲，说：“在重庆时总理对我们就很照顾。共产党不是有三个法宝吗？这第一个法宝叫统一战线，很重要。有些进步和不喜欢国民党的人都肯到总理当时在重庆的办事处去。从三八年起我第一次见到总理，就对他佩服到极点。他知道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第一是吃得不够，穿得不行，重庆夏天热得受不了，冬天冷得受不了，又不生炉子。他经常找我们谈谈。那时虽然国共合作，和总理接近还是有危险的；但是世界上就有这么一种人，不怕死，不怕威胁，跟蒋介石对着干。后来国民党的作风越来越恶劣，我们对当时的政府越来越失望。那时对国家和自己的前途还能保持信心，很感激周总理。”赵浩生：《曹禺从〈雷雨〉谈到〈王昭君〉》，《七十年代》1979年第2期。因之，在党和周恩来同志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和创作都出现了前一阶段未曾有过的新的因素新的特点。
1937年“八一三”后，他随南京国立戏剧学校巡回公演，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长沙。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他被推选为理事。1938年2月，他又随学校西迁到达重庆。1939年4月，该校又奉令疏散，搬到川南一个偏远的县城江安。
在这样动荡流亡的生活中，作家为神圣的抗战事业所激励，为了迎接第一届戏剧节，他参加了《黑字二十八》的创作、导演和演出工作。写作时正值武汉失守前夕，因此，“总动员来参加抗战工作，打破日寇侵略的迷梦”，“肃清汉奸，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动员全民服役抗战，成为我们写作的主题”。曹禺：《黑字二十八·序》。其时，大批优秀演员都集中到重庆，“戏剧节”演出委员会为他们创作这一剧本提出一个人数众多的演员名单。因之，“为了这样奢侈的演员名单来写剧本，却并不是容易的事，这需要庞大的题材和细心的安排”同上。。根据演员情况写作是这个剧本创作的一个特点。曹禺和宋之的不但是编剧而且兼任导演团导演，曹禺还扮演了夏晓仓这一角色，由此可见作家的抗战热情。当时参加演出的演员有白杨、赵丹、张瑞芳、舒绣文、沈蔚德、刘厚生等四十多名演员，阵容强大，蔚为壮观。
《黑字二十八》的剧情曲折跌宕，它写一个代号“黑字二十八”的日本间谍打入我抗日后方进行破坏活动。他专门破坏抗日团体向敌人后方派遣人员的计划，并且收买汉奸进行暗杀活动，最后，为抗日团体破获逮捕。透过这些情节，歌颂了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和将领，也歌颂了爱国青年如韦明、耿杰、夏迈进等。这些青年怀着“救祖国的决心”和“对日本鬼子的仇恨”，积极报名到敌人后方去，并投入为前线士兵劝募寒衣、慰劳伤兵、救济难民的工作。同时，剧本还嘲讽了那些“以抗战做幌子的无耻之徒”，揭露了沈树仁那样出卖灵魂为敌效劳的汉奸。这个剧本人物较多，又追求曲折惊险的情节，致使人物性格淹没于纷繁的头绪之中。揭露现实则不能深入底里，讽刺又多偏于表面现象，但作家的抗日热忱还是值得肯定的。
《蜕变》是作家满怀热情写的一部为抗战服务的力作。特别是在抗战初期的作品中，它应属于优秀作品的行列。洪深曾说，“如果我们打算推荐十部必须阅读的抗战剧本的话——如果自己限制数目，不使超过十部的话”，他认为《蜕变》就是其中的一部。洪深：《抗战十年来中国戏剧运动和教育》，《洪深文集》第4卷，页234。
这部剧作首次公演前便遇到国民党中宣部的刁难，他们以审查剧本为名百般挑剔，妄想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担任首次公演的是国立戏剧学校的师生，由张骏祥导演。他们怀着抗战热情，克服重重困难，从江安乘船到达重庆。而国民党当局极为冷淡，不给安排住宿，只得住进一家歇业的浴室里。紧接着便是审查委员的恶意挑剔，勒令修改，否则，不准演出。几经斗争，才得以公演；一经公演便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参看沈蔚德：《回忆〈蜕变〉的首次演出》，《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后来这个戏由抗敌宣传队演剧第四队、第九队、新中国剧社分别在柳州、长沙、昆明等地演出，都很成功。1941年，在上海“孤岛”，苦干剧团演出《蜕变》的情况尤为感人。据记载，“第一场演出，就引起全场爱国热情的高涨，台词不断为雷动的掌声所中断，剧终以后，连续谢幕三次，很多演员和工作人员都在后台激动得流了泪。《蜕变》的演出，经过整整一个月连续满座以后，到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这天，观众的爱国热情出现了新的高潮：当结尾剧中人丁大夫向抗日战士讲话时说到‘中国中国，你是应该强的’凡引《蜕变》中文字，均出自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的时候，池座里大声地喊出了爱国口号，一时整个剧场都沸腾起来，闭幕以后，观众还不断鼓掌，许久都不愿意离开剧场。这种情形，当然不能不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到第二天，工部局就横暴地对《蜕变》发出了禁演令”柯灵、杨英梧：《回忆“苦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2辑，页350。。由此，可以看出《蜕变》反映了广大人民抗战爱国的心声，在广大观众中起到鼓舞抗战的作用。
《蜕变》问世后，许多评论都肯定了作家的抗战热情；但是，在许多问题上却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欠公允。
《蜕变》的创作，标志着作家终于在民族战争的伟大现实的激励下，跨过了《原野》，又在他的创作道路上迈开了坚实的脚步。急剧变动的战争形势和国统区污秽不堪的混乱局面，在作家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伟大的人民抗战的热潮，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行动，使作家充满了对未来胜利的信心和乐观。可以说，作家还从来没有像《蜕变》这样更直接地提出现实中的政治课题，也没有像《蜕变》这样更直率地提出他的政治理想和希望。
在《雷雨》、《日出》中，他反映的都是迫切的社会课题，更多的是在道德伦理学的范畴抨击黑暗的社会制度。揭露虽是相当深刻的，但他还未能从政治上透视现实。憧憬光明，渴望阳光，也未能在政治上提出具体的目标。《蜕变》尽管有着它的弱点，但作家把探索现实社会的触角伸进了政治的领域。这的确标志着作家政治觉悟的提高，也是《蜕变》中可宝贵的新的因素。
许多评论指出，《蜕变》的成功“在于它对于‘旧的恶的’暴露和抨击”，“揭露了抗战中国统区一些动摇分子和腐朽人物”。我们认为，这样评价是片面的。但只就《蜕变》的暴露和抨击而言，也应当看看作家是怎样进行的，它究竟表现了怎样的特点；同时，还应当联系作家的创作发展和抗战初期戏剧创作的状况，才能做出更恰当的评价。
从抗战爆发到1939年，戏剧创作还是比较活跃的。以形式而言多采取活报剧、街头剧、茶馆剧等；以题材而论，或呼吁团结抗敌，或打倒汉奸卖国贼，或歌颂军民浴血奋战的事迹。这些多系急就篇章，服务于抗日宣传。在这些作品中真正接触抗战中腐败现实的剧作为数寥寥。有人曾指出，在1941年前的剧作中，“当抗战的火花使作者眼花缭乱之际，以政治口号代替了现实描绘，是在所不免。但作者们对抗战的欢呼、拥抱，其激越的情绪是跃然纸上的。但从第二年起，我们逐渐地就收获些坚实的东西了”田进：《抗战八年来的戏剧创作》，1946年1月16日《新华日报》。。而《蜕变》就是较早“收获”的“坚实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开讽刺抗战现实之先声，对后来的讽刺喜剧都有着它的影响。
像《蜕变》这样通过一个后方省立医院的腐败来揭露国民党机构中徇私枉法、因循怠惰、投机倒把、贪污舞弊的作品，在那时戏剧创作中还是罕见的。
作家在第一、二幕中展现了一幅令人愤懑的讽刺画面。一方面是前方战士浴血战斗，一方面是不顾伤兵死活的混乱局面。这个医院“仿佛成了一座积满尘垢的老钟”，怠惰迟缓以至索性不动，弥漫着沮丧失望的空气。
作家把这种腐败的现象追索到官僚机构上，猛烈地抨击了院长秦仲宣和庶务主任马登科这些腐朽人物。秦仲宣是一个典型的贪官污吏。他操着医院的大权，为所欲为，全然置公事于不顾。在用人办事上，“但凭他一时的利害喜怒为转移”，凡下属能拍马逢迎者，便得到信任；不得他的欢心的，就只能混死等死。谁要肯负责任，反而遭到他的训斥。他任用自己的外甥马登科做庶务主任，专为他囤积居奇，做大米的投机生意，大发其国难之财。而马登科也依恃着院长的庇护，任意越权，肆无忌惮，为非作歹。就这样把个伤兵医院搅得乌烟瘴气。秦仲宣整天和他的太太“伪组织”打牌跳舞，寻欢作乐。“伪组织”过生日，“大有‘全民动员’之势”，请客送礼，不一而足。马登科还特意为之操办“俭德席”，实际上是让大家出钱为院长太太过生日。但是，他们却把医院严重缺药的公事置之不理，催药的电报几经延宕，迟迟不得发出。秦仲宣竟然命令“药方减半配”，全然把伤兵的生命视为儿戏。当陈秉忠忠实尽责要求催药，却遭到痛骂。就在这个医院里，“整天就是这种鬼事鬼人鬼把戏，抗战仿佛是人家的事，我们只要整天坐在这儿淡闲天，鬼画符，事事嚷没办法，事事就可以不办了”。
作家在揭露这些腐败现象时，正面提出了一个官吏问题。他借丁大夫的口指出：“中国如果要想翻身，抗战中的官吏是要负起责任来的。”与此相联系地又提出一个法治问题，“在此地‘法’既不能制滥私，励廉洁，偏偏院长嘴里时常谈起法治精神，侈言‘行政不该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自己实施起来正是，‘行动自行动，法律自法律’，似乎在势当权的人，只需说说了事，对于‘负责’，‘守法’两点，自己绝对无需以身作则，推己及人的”。这里反映了作家民主的法治观点和民主政治的诉求。当作家从这样一个政治角度揭露黑暗现实时，就显示了作家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也触及黑暗政治的某些本质方面。有人说，《蜕变》对腐朽现象的抨击，“没有联系到国民党反动派全部政府机构的糜烂情况”，“而是把它当做一个偶然的个别的丑恶现象来加以处理”。这种批评并不全面。如果说作家还没有把官吏问题、法治问题提高到政权高度来看，是正确的。的确从整个作品倾向看来，作家觉得只要革除了旧官吏而代之以新官吏，便会执行法制了。殊不知不砸烂旧的国家机器，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官污吏和法治问题的。但是，《蜕变》仍然从一个省立医院的腐败暴露了国民党官僚机构的普遍腐败，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在某些方面揭露得是相当深刻的。从作家敢于触及时事来说，表现了他的勇气和热情。正是由于触到国民党政府机构的痛处，他们才百般阻挠，直到加以禁演，这正说明《蜕变》的战斗性。
《蜕变》的成就不仅在于对腐朽现象的揭露，在我们看来，能足以表现作家思想进展和艺术探索的，倒在于对“新的生命”的歌唱上。而这方面的大胆探索，反而为文学史家所忽视了，并且留下若干不公允的批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