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回顾曹禺的创作道路，就不难发现他是一个要求进步、追求光明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揭露黑暗现实的时候，总是充满着希望和憧憬。尽管他受到思想局限，还不能明确看到革命的道路和远景，但他的希望和憧憬是十分真挚而动人的。如果说，写作《日出》时，他还“求的是一点希望，一线光明”，希望着“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而写作《蜕变》时，他说，在抗战的大变动中，“我们更欢喜地望出新的力量，新的生命已由艰苦的斗争里酝酿着，育化着，欣欣然发出来美丽的嫩芽”曹禺：《关于“蜕变”二字》。。显然他已经看到这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了，而不是停留在精神的渴望里。因此，在《蜕变》中所歌颂的新的生命，就不仅仅是“希望”和“憧憬”了。这新的生命新的力量，他指的是革命的进步的力量。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作家从共产党的主张和共产党人的楷模中看到民族的希望和国家的前途。在他的朦胧理想和追求中注入了具体的真实的内容。因此，在《蜕变》中，他盼望着一个“自由民主的新式国家”，他呼喊出“中国中国，你应该是强的”的强烈声音。这种对新中国热烈向往的爱国主义的理想情热，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联系起来，充满着乐观主义的精神。
《蜕变》的创作诱因是令人深思的。他说：
抗战时，我在剧专教书。剧专迁到长沙时，有一天，我听说来了个老头子。讲演讲得很好，一讲就是六个钟头。我也跑去听了。他讲的是“抗战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听过之后，我感动极了。第二天，天不亮我就跑到这位老人住的地方去了。但已经不在了，房间里只有他的小勤务兵。他们同住在一间小房。勤务兵告诉我，他和老头睡在一张床上，老头子还教他读书。现在看来，实在不稀奇，但在当时，给我的刺激之大，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那个小勤务兵的脸蛋通红，才十几岁。我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兵。当时，我觉得，这个老头子，我非写不可。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头子原来就是国民党所深恶痛绝的“异党分子”——一个有名的共产党员。这位老先生给了我极大的启示、鼓舞。我才写了《蜕变》中的一个人物——梁公仰。张葆莘：《曹禺同志谈剧作》，《文艺报》1957年第2期。
曹禺这段回忆，不但说明了梁公仰有着他的生活原型，这位老先生指的就是徐特立同志；而且揭示出，曹禺当时接受了我们党关于抗战的主张，因为它是真理，才使作家“感动极了”。剧中提到的《抗战必胜》那本书，我们不必胡乱猜测，但它无疑包含着徐特立同志讲的“抗战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正是这些道理武装了作家的思想。而徐特立同志清贫无私廉洁为公的高尚精神，使作家看到了民族的脊梁，鼓舞了作家抗战必胜的信念。所以说，《蜕变》中对腐朽分子的揭露有着新的因素，他是怀着对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无限欣喜的心情，并且把已经摆在作家面前的新的力量同腐朽事物加以对比了，这就使他揭示出“民族战士在各方面奋斗的艰苦同那被淘汰的腐烂阶层日暮途穷的哀鸣”曹禺：《关于“蜕变”二字》。。他歌颂这些民族战士，他把他的乐观信念和他所见到的真实人物熔铸为生动的艺术形象，塑造出像梁公仰、丁大夫这样闪耀光辉的正面形象。
围绕着这两个形象，历来否定的批评较多。对梁公仰的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梁公仰的形象缺乏现实基础，认为在国统区的环境里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人物。如说，“梁专员这个人物的创造，是缺乏现实生活基础的。他作为一种权力的代表出现在剧本里；而实际上，这种‘贤明的新官吏’在当时的国统区是不可能存在的”。又说，“作者怀着一种轻信的感情塑造了梁公仰这位正面人物，而梁公仰这样的人物出现在《蜕变》所描写的环境中却是不真实的”。“这一人物脱离了典型环境和社会现实根据。”二是认为梁公仰的性格是概念化的，“这位梁专员虽然带着形象的面貌，但与其说他是一个性格，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权力的化身”。我们认为，这些批评意见既不够实事求是，又缺乏具体的分析。
梁公仰是作家怀着崇敬的心情塑造的一个新式官吏的正面形象。显然，作家把他同秦仲宣这种旧官吏在对照中加以展现，着意突现了他公而忘私、一心为着抗战的崇高精神境界。而他那种勤恳踏实、立志于改革积弊、推行法治的作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徇私情的确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在贪污盛行的国民党官僚机构中，他坚决拒绝了本家哥哥梁公祥想借亲戚关系而谋官做的要求，显示出他不谋私利的品质。他在敌机轰炸中毫无惧色挺身而出，甚至用身体掩护伤员，都刻画得相当生动感人。他和勤务员朱强林的关系犹如阶级兄弟，平等待人，绝无长官架子。梁公仰对官僚作风疾恶如仇，办事认真，一丝不苟，遇事深入调查，倾听群众呼声。他虽年已六十，仍充满蓬勃朝气。“人永远不会老，只要你自己不觉得老”，这成为他的生活格言。的确，在梁公仰身上体现出某些共产党人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这个形象有写得概念化的地方，仍然是作家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新的收获。即使在国统区戏剧创作的正面形象的画廊中，梁公仰的形象也是作家的独特的贡献！
的确，这样一个人物在国统区的环境中是罕见的。国民党的腐朽反动，也决不会允许有这样的专员进行彻底的改革和整顿。因此，有人指出，人物和环境都缺乏真实性，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人物又令人感到亲切可信呢？这是因为写出了性格的真实性，像梁公仰这样的性格已经出现在祖国的大地上，并非作家杜撰出来的。如果就梁公仰改革积弊的事迹来说，确实带有作家理想的成分，而就梁公仰的性格来说，又有着现实生活的依据。在具体的环境的描写上，暴露了作家过分的乐观，人物性格的行动逻辑缺乏必然性。但是，放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的范围内，梁公仰的英雄性格就有着他的现实基础。所以说，梁公仰是作家依据现实生活而加以理想化的一个新式官吏的形象。
梁公仰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家对现实的理解以及他的政治理想错综交织的产物。《蜕变》写于1939年。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落空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页1037。因此，在这样一个特定时期，作家怀着“极大的希望”，盼望民主改革，通过剧本写出“我们民族在抗战中一个‘蜕’旧‘变’新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他一方面为共产党人那种崇高的品质而感动，使他塑造能够立志改革的抗战官吏形象；一方面他痛恨那些腐败的旧官吏，鞭笞那些腐恶的人物。他以为只要像梁公仰这样的新官吏多了，民族就能得到新生，国家就能富强。但是，他却不理解，国民党的官僚机构不是靠少数新官吏能够改革的。不是打碎整个的国家机器，有一个人民自己的政权，是休想“蜕变”的。这样，当作家把梁公仰的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时，他就把他对现实的感受、希望以及不科学的理解都注入形象和剧情之中了。有人带着批评的口吻说，梁公仰是一个“包公一类的人物”。但就作家在梁公仰身上写出了人民愿望来看，说他写了一个包公式的人物也未尝不可。而就作家写出共产党人的某些特征来看，也反映着作家对共产党人的崇仰和希望。有人认为，梁公仰的形象是为国民党官吏涂脂抹粉的，显然是严重歪曲了作家的原意的。
《蜕变》的功绩不在于它塑造了多么成功的英雄的形象，而在于它为话剧创作中塑造英雄形象作了大胆的探索和突破。我们评价作品不能脱离话剧的历史。试看自“五四”以来的话剧创作，像梁公仰、丁大夫这样凝结着人民愿望的英雄性格还是少见的。这些形象在这伟大的民族解放战火中诞生出来，也绝不是偶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方面都有着它开拓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说梁公仰还有着某些概念化的缺欠，那么，丁大夫的形象就显得更为生动丰满了。丁大夫，这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形象，又具有英雄母亲的品格。这个光辉的形象描绘出一代不愿做亡国奴隶，没有奴颜媚骨，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神圣的抗战事业的知识分子的风貌。在抗战的洪流中，涌现出千百万为祖国英勇献身的人物。尽管国民党消极抗日，但广大的人民和战士是不愿当亡国奴的。丁大夫，作为一个正直的医生，在民族危亡的日子里，她宁肯放弃在上海做名医的舒适生活，投身于伤兵医院的工作。
她热爱着她的医学事业，但她更热爱着祖国，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伟大的抗战事业。有人说，丁大夫“仅仅是一个茹苦含辛的寡母，一个爱护伤兵的仁慈的女性，一个孤零零的女性”，因此，她“不足以作为人们学习的对象和模范的”。这种批评是不切实际的。在丁大夫性格刻画中，作家着意描绘了她刚正不阿、刚健率直的高尚品格。用作家的话来说，就是她那种“爱真理，爱她的职业所具有的仁侠精神的习性”，即对伤员高度负责的救死扶伤的高尚精神。因此，她决不容忍邪恶和腐败。在描绘她同秦仲宣、马登科之流的斗争中，表现了她不容忍“敷敷衍衍，苟苟且且”，也决不容忍“迎合长官，拍马吹牛，营私舞弊”的疾恶如仇的精神。在她看来，谁要是把私事看得比公事重，就是她“天大的仇人”。她把爱护伤兵同“整个民族要靠这次抗战来翻身”的大事业联系起来。而对待伤兵的态度，表现了她忘我的思想境界。她不仅献出自己的鲜血。甚至在大轰炸中也决不肯丢弃伤兵，离开手术台。她爱着伤员，伤员也敬重着她，她又从这些纯朴的士兵身上汲取精神力量。但是，丁大大的形象也绝不像有的批评说的“是一个毫无缺点的新人”。作家仍然把她看做一个在战争环境中经受着磨炼而不断前进的知识分子。她勇敢地揭露着秦仲宣、马登科的腐败无耻的面目，并且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她也不怕得罪院长太太。她曾在气愤之下产生离此而去的想法，有过疑虑和失望。儿子丁昌帮助她，介绍她读《抗战必胜》，“你必须有正确的世界观念，社会观念，更要紧的是正确的政治认识，你才能够广大地发挥你的力量”。而梁公仰的模范行动给了她巨大的鼓舞，使她终于坚持下来。有人认为，丁大夫能够坚持下来是不真实的，如果没有梁公仰的支撑，她就不会做出成就。其实，当时在国统区有许多人是不满国民党统治的，有些去解放区了，而有些却留下来进行斗争。我们党鼓励人们在腐恶的环境中顶住压力和迫害，团结群众，坚持抗战。所以，丁大夫能够坚持斗争，是有现实根据的。剧本描写她对待儿子的态度也是相当动人的。她爱自己的儿子。自她守寡后，就把儿子当做自己的最大的精神安慰。她并不自私，当儿子积极参加抗战工作，甚至远离她到敌人后方去，她也毫无顾惜。可是，儿子受了重伤，曾引起她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想一旦儿子伤愈，她就决不让他再离开自己的身边。但是，当她看到那些热爱着她又为她所热爱的伤员重返前线的动人情景时，她深深为之感动了，她感到了“一个做母亲的私心”。于是，她在为着“共同的理想——一个自由平等、新的形式的国家”的崇高目标鼓舞下，把孩子“献给我们共同的母亲——我们的祖国”。丁大夫的形象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在她身上概括着广大知识分子和广大母亲的爱国精神。她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却是植根于人民的土壤里，又为人民喜爱的英雄性格。这个形象显示着，我们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人民的力量是夺取抗战胜利的源泉。
《蜕变》是有它的思想弱点的。作家要表达《蜕变》的主题，但是，他又把“蜕变”看得像自然界的蝉那样的新陈代谢一样，“只有忍痛蜕掉那一层腐旧的躯壳，新的愉快的生命才能降生”。社会的“蜕变”绝不是蜕掉一层旧壳，它需要质变。正如后来的历史实践所表明的，只有经过人民的革命，推翻反动的政权，才能赢得一个“新的形式的国家”。作家为当时的抗战热潮所鼓舞了，他看到了革命的力量，他看到了希望，他以为中国会产生“蜕变”。但是，他过分乐观了。他由于缺乏对现实斗争复杂性的科学分析，而没有料到形势还会产生迂回曲折的发展变化。这点正如夏衍评价《蜕变》时所说：“那时候正是一个爱国热潮奔腾澎湃的时代，善良的、充沛着爱国热情的作者，谁不对祖国的前途乐观，谁不坚信秦院长和马登科之流的必须‘蜕变’，在当时，谁不和他一样天真？他还接触到蜕变的旧壳，当时有许多人，甚至认为抗战一开始，这张壳早已很简单地蜕掉了呢。”夏衍：《观〈蜕变〉》，转引自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现代文学参考资料》。夏衍这个分析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我们认为《蜕变》是抗战时期中涌现出来的一部优秀的抗战剧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