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
——和田本相同志的谈话
曹禺
一
有的同志劝我写文学回忆录，但是，要把许多往事回忆起来，就要到原来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走走，还要访问一些老同学、老同事和老朋友。所以说，写自己的文学回忆录也并非一件很容易的事。现在，只能根据记忆谈谈我的生活和创作的经历。
我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小石，这是按着我父亲的字排下来的。我父亲叫万德尊，字宗石。还是在湖北省潜江县的时候，万家是个大家族，人口很多，但数我们这一房最穷了。祖父是位教私塾的老先生，家境贫寒。父亲考进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读书，每月有四两银子的津贴，他还得把一半银子寄回家中，接济家用。清朝末年，政府选派留学生到日本去，我父亲选了这条路。那时，一般人是不愿意出洋的，只有那些经商的才敢于去冒这个风险，就像《镜花缘》里的林之洋那样。我父亲决心去日本，去闯一闯，显然是把它看成一条能光宗耀祖的道路。他被分配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是这个学校的第四届毕业生。他和军阀阎锡山是同学，即使在日本，也是相当早的毕业生了。我父亲毕业回国后，曾经当过师长，做了一个小军阀。但是，他为人胆子很小，又从来没有打过仗，加上他读书较多，倒更像个文人。经常找几个诗人在一起吃吃喝喝，写点诗文。
我的家庭人口不多。我父亲先后有过三个妻子。我的姐姐和哥哥是第一个母亲生的，这个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姐姐也很早死去。我是第二个母亲生的。我的母亲生我之后第三天便故去了，得的是产褥热，那时是不治之症。我的第三个母亲和我的生母是双生的姐妹。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
尽管我的父亲很喜欢我，但我不喜欢我的家。这个家庭的气氛是十分沉闷的，很别扭。我父亲毕竟是个军人出身的官僚，他的脾气很坏。有一段时间我很怕他。他对我哥哥很凶很凶，动不动就发火。我总是害怕和他在一起吃饭，他常常在饭桌上就训斥起子弟来。我父亲这个人是自命清高的，“望子成龙”的思想很重。可是，我的哥哥就是同他合不来。哥哥三十多岁就死去了，到现在我还不大明了他。他们父子两个人仇恨很深很深。父亲总是挑剔他。其实，我们都是一个父亲，只不过不同母罢了，但是，哥哥恨透了父亲。家中的空气是非常不调和的。我父亲40岁就赋闲了。从早到晚，父亲和母亲在一起抽鸦片烟。到我上了中学，每天早晨去学校，下午四点回家时，父亲和母亲还在睡觉。他们常常是抽一夜鸦片，天亮后睡觉，傍晚才起床。每次我回到家里，整个楼房里没有一点动静。其实家里人并不少，一个厨师，一个帮厨，一个拉洋车的，还有佣人和保姆。但是，整个家沉静得像座坟墓，十分可怕。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常常在吃饭时骂厨师。有时，他一看菜不满意，就把厨师喊来骂一通。有时，也不晓得为什么要骂人。我母亲说他，他就更抑制不住，大发脾气。真是个沉闷的家庭啊！但是，这倒有一个好处，使我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读书。我的住房很宽敞。家里房间很多，一座两层的楼房就有八间房子，还有一座小楼，也有许多房间。阔气得很，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说起来也令人奇怪，我父亲却常常对我说：你是“窭人之子”啊！“窭人”，是文言，也是湖北家乡话，就是说，“你是个穷人的儿子啊！”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我父亲总是教训我要如何自立，如何自强，他教我千万不要去做官。他说他做了一辈子官是做错了。因此，他总是劝我去做医生。我也曾经这么想过。可是我的英文学得不好，生物也学得不好，考了两次协和医学院都没有考上。可见，人生的道路，有时并不是靠主观意志所能安排的。我想，我父亲的那些话，对我萌发出一种贫富不平等的观念，或许多少有些关系吧！
还记得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我父亲非逼着我做诗不可。我哪里会写诗呢？想了好久，憋出两句诗来：“大雪纷纷下，穷人无所归。”这叫什么诗呢？可是我父亲却夸奖说：“不错，很有些见解。”现在回想，家里住着暖暖的房子，吃着火锅，能这样写，实在难得！其实，这也不离奇。公子哥儿从没有尝过受苦的滋味，也能说这样的话。从什么地方我得到这样一种感受呢？那时，我家里有个保姆，叫段妈，陪着我睡觉。有时，睡不着，她就经常对我讲起农村的情况，还有她家里的一些事情。她告诉我她丈夫是怎么死去的，婆婆又是怎么上吊自尽了。她的孩子死得很惨，身上长疮，疮上都是蛆，硬是疼死的。还讲了些农村中穷人受罪、财主霸道的小故事。这些，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个好的保姆，真像一个人生启蒙的老师。鲁迅的童年，长妈妈就给了他许多教益。我少年时代，生活上一点不苦。但感情上是寂寞的，甚至是非常痛苦的，没有母亲，没有亲戚，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交谈的人。家是一口死井，实在是闷得不得了。
二
我没有上过小学，是家里请来老师教的，读的是那些孔孟之道的书。不过，那时我已经偷偷地看了不少小说，如《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水浒传》、《聊斋志异》等等，读了不少。外国的书也接触了一些。最早读林琴南用文言翻译的西方小说，后来读各种半文半白或白话的翻译著作。给我印象较深的有德国作家霍普曼的《织工》，果戈理的《巡按》，还有莎士比亚的作品等。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当时译为《一磅肉》或《女律师》，是个很流行的剧本。这些作品看是看了，但并不入门。主要是知识底子薄，作品中讲的是外国事情，有些隔膜。外国小说在童年时也读过，印象最深的是都德的《最后的一课》。这篇小说写得很短，但是它那种爱国精神却很强烈感人。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动，感到文学的力量是很大的。我是非常喜欢《鲁滨孙漂流记》的，它激起我的想象，幻想到海上去冒险。我曾经想做发明家，发明一艘飞快的船，装上机器，跑得很快很快。我为此还画了一张图，装在一个磁娃娃肚里。这样的书是诱人神思飞扬的。我还记得读过一本《林肯传》，我对林肯这个人也有一种佩服的心情。他解放黑奴，那是了不起的。甚至几千年前的书，像《左传》、《春秋》和孔夫子的书，还有《古文观止》上的一些文章，也给我打开了一个宽广的世界，使我眼界开阔起来。像《左传》、《史记》里边的人物故事，读起来是很有兴趣的。我读过《东方杂志》，这是我父亲订阅的，他为的是消遣解闷。上面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文章。我记得父亲对列宁十分佩服。现在我也不懂得他为什么那样佩服列宁，他说列宁是个伟大的人物，是个巨人。还有叶圣陶主编的《少年杂志》也给了我不少新的知识。总之，书给了我一个广阔的世界，使我知道世界并不像我的家这么黑暗，这么闷人！
一个作家和艺术家的文化艺术修养应该是多方面的，是靠多少年的逐渐积累而来的。我对戏剧发生兴趣，就是从小时候开始的。我从小就有许多机会看戏，这给我影响很大。我记得家里有一套《戏考》，我读《戏考》读得很熟。一折一折的京戏，读起来很有味道。但是，当时看得最多的还是文明戏。辛亥革命前后，文明戏是很兴盛的。那种连台本的文明戏，演的都是关于皇帝的事情，还有加官晋爵的故事以及哀感顽艳的爱情戏。那些哀艳的文明戏大都是根据言情小说改编的。也没有什么脚本，演戏只靠墙上贴的一张幕表。幕表规定好这出戏共有多少场，有多少人物，每一场大概演些什么内容，都有哪些人物上场。头天晚上大家商量好，第二天就登台演出了。参加演出的都是男演员。文明戏中有一种“言论正生”，专门在台上发表激昂慷慨、愤世嫉俗的言论，都是即兴的言论，一套一套的。往往他演说完了，观众就报以热烈的掌声。小生，是专门讲爱情的角色。一般言情、哀艳的戏都是旧套子。例如，一个女孩子爱上了一位书生，但是，这个女孩子却被父亲卖了，或者被迫嫁给一个富人。过了若干年，她又和这位书生见面了，于是就演出一段非常香艳哀痛的戏。他们见面被女孩子的父母发现了，大骂他们。这时，书生的朋友就出场了。这位朋友就是由言论正生扮演的。于是他就劝书生，借机发表一通言论，说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是如何如何啦，国家是怎样的风雨飘摇喽，政府是如何坏啦，官吏又是如何的腐败喽。你作为一个血性男儿，应该有志气，要抛头颅洒热血喽！这一番正面的演说结束后，观众就拼命鼓掌。这位书生终于醒悟了，和女的道别；女的舍不得他走，又是一番哀艳的表演，讲上半个小时的爱情，什么我是如何苦喽，我在婆家被人看不起啦等等，有腔有调地流着眼泪说出一套套悲恸欲绝的感伤话。给我印象深的是，中国的观众十分善感，像言论正生演说过后观众那样热烈的欢迎，那种热烈鼓掌的情景；男女洒泪告别时，台下也有妇女一片呜咽，擦湿了手帕；可以说，观众和舞台演出打成一片，真叫交流之极了！那些有本事的文明戏演员们的确具有一套使当时的观众神魂颠倒的本领。
再就是看旧戏了。特别是大学时代看了许多好戏。那时，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已经认识了巴金，还有我中学时代的同学靳以，我们经常到广和楼去看京剧。杨小楼、余叔岩都是了不起的表演艺术家。谭鑫培的戏还是小时候母亲抱着看的。杨小楼的戏看得最多，他演黄天霸演得妙极了。黄天霸武艺高强，非常狡猾、非常凶狠，他是忠实于清廷的。杨小楼把黄天霸的奴才相和他的特定性格演得活灵活现。还有一个叫刘鸿声，他唱的《斩黄袍》，异常高昂响亮，一句唱出，满场叫“好！”剧场震得楼顶都要掀开了。从旧戏里可以学到刻画人物的本领。戏里的每个人物都是写得很鲜明的，而且每个人物都不一样。有聪明的，笨的；有滑头的，阴险的；有凶狠的，软弱的。旧戏中，取材于《三国演义》的戏很多，我很喜欢看，曹操的戏几乎我都看过。各种各样的曹操，都是演活了的！“三国”戏里的人物性格，刻画得十分出色，诸葛亮智慧喽，周瑜的气量窄小喽，曹操狡诈喽！有个一串折子戏可以接起来的连台本京戏，我非常爱看，说的是曹操带领八十万人马攻打东吴，刘备和孙权联合起来抗曹。今天这出戏叫《赤壁之战》。“三国”里的主要人物几乎都出来了，每个人物都具有自己的鲜明性格，而且整个戏的冲突波澜壮阔，故事曲折动人。我很喜欢听唱，听故事，中国这些旧的东西写得是很活的。我喜欢《聊斋》的故事，开始是很难读的，但越读便越能体味出其中的意趣。《聊斋》写的人物很多，性格多种多样，故事曲折，引人入胜。还有昆曲，我看的是北昆，侯永奎的《林冲夜奔》演得真好，四十分钟，一个人在台上，演出一个沉痛悲壮、“有国难投”的林冲。天津还有一个刘宝全，是唱京韵大鼓的，我听起来也是入迷。一个人的艺术修养，除了读书，还要从许多方面吸取营养，兴趣褊狭是不利于艺术创造的。
我真正接触话剧，是进了中学之后的事情。我是1922年入南开中学的，是插班生，从初中二年级读起。六年制，我本该是1927年毕业，因为生病休学一年，于是我就成为南开中学第二十一届毕业生，那是1928年了。从1925年，我15岁开始演戏，这是我从事话剧的开端。感谢南开新剧团，它使我最终决定搞一生的戏剧，南开新剧团培养了我对话剧的兴趣。当时新剧团的指导老师张彭春先生给我很多帮助。他送给我一套英文版的《易卜生全集》，我是依靠一本英文字典大致把它读完了。使我从中懂得些戏剧的技巧，知道话剧原来还有这么一些新鲜的东西。我演过不少戏，几乎每年都演。我还改编过一些剧本。《新村正》是南开新剧团的保留剧目，我把它重新改编了。还有高尔斯华绥的《争强》，郭老（沫若）曾翻译过，我也把它改编成演出本。我扮演其中资本家的角色。当时思想很模糊，知道工人和资本家是有矛盾的，但结尾是工人和资本家握手言和，主题是妥协的。那时，对阶级斗争从来都不曾想过，只知道演戏。我记得校长张伯苓说过，罢工太可怕了。他说他看到一次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凄惨极了，家家都没有煤烧，罢工可怕。所以，那时受的教育还是19世纪的资产阶级教育。对工人的理解同后来写《雷雨》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我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有了些了解，这同读鲁迅先生的小说，读郭沫若的诗，读《创造》和“五四”以来的进步书刊有些关系。贫富之分的观念是早就有了的。富人享受，穷人受罪，不知不觉地同情穷人，很早就有这种思想。对于佣人，小时候，我和我父亲的感情就不一样。我最恨我父亲在吃饭时骂厨师，尤其恨的是我父亲的一个买办朋友，华比银行的奴才。在他家里，看见他那样恶狠地打佣人，把他们的头打得鲜血淋淋。不知从哪里得来的这种观念，恐怕同读旧小说也有些关系。旧小说里也是有贫富之别的，往往是同情下层百姓的。读《红楼梦》给人的影响，并不是叫人羡慕那些有钱的人。有钱有势的人，不叫人羡慕！他们使我憎恨。最讲义气的还是穷人。《红楼梦》中，那一群枉死鬼的丫头们，使我逐渐明白这个社会。连孔孟的书里都有“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的话。封建时代的作品里，有一些是有着人民性的精华的，也有反封建的意义。它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贫贱不能移”，一个穷人要有志气，这种思想在旧小说里或者其他书里也有。关于颜回的故事，我小时候印象就很深。孔夫子对弟子颜回是很称赞的。“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虽然很穷困，但不改其志，不改其乐（对颜回究竟应如何评价，是另一回事）。当然，我并不是从哲学意义上理解孔夫子这些话的，只不过是那时读书所获得的印象。
后来，我还改编过一个剧本，叫《财狂》，是根据莫里哀的《悭吝人》改编的，那是1935年。为了适应中国观众，把剧中人物名字改成中国的姓名。为了演出，把剧情也加以删改，更加集中。我当时扮演的角色是韩伯康（阿巴贡）。无论是参加演出，还是改编剧本，这对我搞剧本创作都是一种锻炼，是有益处的。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