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没有文字，只知道结绳记事，所以学会识字、简单的算术对苗人来说很重要，而这些却是汉族知识分子平素不肯教给他们的，因为多年的民族成见已在汉人和苗人之间筑起了一道藩篱。现在王阳明决定抛弃成见，打破藩篱，在自己居住的驿站开设学堂，教化苗人。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王阳明正式对外使用“阳明”这个号。
“阳明”二字，得自阳明先生家乡浙江绍兴府山阴县的一处名胜。
山阴县有一座著名的会稽山，风光奇秀，山中观庙林立，其中有一座道观叫龙瑞宫。龙瑞宫附近又有一个名胜，是山石间的一处小穴，被认为是当年大禹收藏宝物之处，因缘附会，被认为是一处神仙聚会之所，称为“天地阳明紫府”。阳明先生曾到此游玩，意外地在附近发现了一个清静无人的山洞，此时的阳明先生正在家乡养病，又一心迷恋道术，就径自占了这个山洞，取名“阳明洞天”。后来又在洞外盖了一处房子，时常和朋友在这个“阳明洞天”里聚会。
平时阳明先生闲来无事自己找点穷乐子，就借着家乡那个“神仙聚会之所”的名字，给这个阴暗潮湿的山洞取名“阳明小洞天”，以纪念在家乡度过的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如今给苗人讲课，做了先生，觉得给人直呼名字不雅，便给自己取了个雅号叫“阳明先生”，自此，“阳明先生”四个字开始传播开来。
给苗人讲课，正是“已欲立而立人”，应了孔夫子“仁”的本意。从放下身段照顾仆人，到与周边的人交往，再到结交苗人，直至给苗人讲学，阳明先生对良知的感悟越来越深，同时把自己心里的良知大而化之，勇气、智谋与之俱增，帮助的人越来越多，这又应了孟子所言“充其恻隐，而仁不可胜用矣”。
良知，是一个神奇的概念。它就像一颗火种，在人的心里点亮，你只要伸出手，就能把这火种接过来，点亮自己的心，也能用一片良知去对待别人。正像阳明在《大学问》里讲的：“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当下阳明的修行还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孔门之传，求仁而已矣”这一点他是悟到了，“仁即心也，心即知也，知即物也”，他也完全理解了，并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阳明投桃，苗人报李。在书院讲学一段时间之后，龙场一带的苗人都把阳明先生当成了朋友，看到王阳明主仆三人住在阴冷潮湿的山洞里，生活异常艰苦，他们就自发帮他在龙场建起了几座木楼，以便居住和讲学之用。王阳明给其中较大的木楼取名“何陋轩”，取“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意思，另外还有“寅宾堂”、“君子亭”等几处建筑，算是小有规模了，这个地方也就被正式称为“龙冈书院”。
这时候的龙冈书院还不算一座学堂，它主要是阳明先生为苗族朋友们开设的识字班。而在此时，正在大山深处过着隐居生活的王阳明，却意外遭到了来自山外的骚扰。
在王阳明离开南京到龙场驿站就职后不久，刘瑾又一次派人到南京和王华谈判，内容和早先一样：只要王华愿意和正德皇帝组织的“一龙八虎党”结合，就可以安排入阁。
当然，这一次仍然是正德皇帝借刘瑾之手来拉拢王华，而王华又一次拒绝了。
既然王华主意已定，正德皇帝也就把这位昔日的“老师”彻底放弃了。于是在皇帝的授意下，刘瑾展开了对王华的新一轮陷害，这次的做法是先对另一个官员进行打击，然后由此事牵扯出王华在礼部任职时曾经“受贿”，并以此为借口向王华发难。
王华任礼部侍郎的时候是否受贿已无从查起，不过王华倒是很识时务，早已做好辞官的心理准备，此刻也就没有更多的争执，老老实实辞去南京吏部尚书之职，致仕还乡。
王华遭陷害被迫辞官的这一阶段，也正是刘瑾手中的权柄登峰造极之时，这个凶恶而又愚蠢的太监开始回过头来陷害那些早就被他赶出京城的政敌，包括已经退休的大学士刘健、谢迁，曾组织百官联名奏请诛杀刘瑾的户部尚书韩文，已经退休的兵部尚书刘大夏等人。结果年届七十三岁的刘大夏被判充军，韩文被投入诏狱，刘健、谢迁等人也险些遇害，全靠留在朝廷的首辅李东阳暗中保护才得以脱险。
此时刘瑾已经在朝廷和地方上培植起相当数量的亲信，从内阁辅臣曹元到尚书张彩、焦芳、刘宇全都是刘瑾的死党，都察院被刘瑾的亲信屠滽控制，锦衣卫落在杨玉手里，地方上的要员有些攀附刘瑾势力，有的则逐渐被换成了刘瑾的党羽。现在这些人看到刘瑾对前朝重臣的打击不遗余力，就决定给主子提供弹药，帮助他陷害这些老臣，以向刘瑾邀功请赏。于是刘瑾爪牙之一的贵州都御史王质决定对王阳明进行暗算，从阳明先生身上找到突破口，去攻击他的父亲。
当然，王质身为贵州都御史，是一个省级高官，他没有必要亲自来罗织王阳明的罪名，所以王质私下授意贵阳知府，再由这个知府“遣人至驿侮先生”，派了几条狗腿子到驿站找王阳明的麻烦。
可王质没想到，王阳明在龙场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已经在这一带的苗族人心目中树立了相当的威信。龙冈书院是苗族青年汇聚的地方，贵阳知府派来的官差跑到龙场来找阳明先生的麻烦，没能“侮”到王阳明，却惹恼了龙场的苗族人，被人家狠狠揍了一顿。
王质派人来龙场找茬的本意就是“收集罪证”，现在这几个官差挨了苗族人的打，正好落下一个口实，他立刻告到贵州提刑按察司，要求逮捕王阳明。时任贵州按察副使的毛科是个正直的好人，他知道王阳明在这件事上并没有什么过错，更深知王质借这件小事陷害王阳明，其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所以毛科推三阻四拒绝捕人，反而腾出时间给王阳明写了一封信。他派人专程送到龙场，把在贵阳发生的事情前后经过讲明，让王阳明到贵阳知府面前去跪拜谢罪，只要阳明先生肯就此事郑重道歉，“驿丞纵容苗人殴打官差”这一事件就可以和解了。
显然在这件事上，毛科已经做了相当程度的斡旋。在他的运作下，这一事件绕过了真正的幕后指使者——贵州都御史王质，变成了王阳明和贵阳知府之间的矛盾，而贵阳知府在按察司面前毕竟只是个下级官员，冲着毛科的面子，他不敢过于难为王阳明，只要阳明先生出来道歉，这件事就可以化解了。
可王阳明却作出了一个强硬的决定：对贵阳知府不做任何道歉。
当然，王阳明也有自己的考虑，毛科在这件事上花了这么多工夫，完全是一片好心，自己这边也不能把事情弄得太僵，以免让为自己说话的毛科为难，于是写了一封巧妙的回信给毛科。信中首先就毛科的斡旋表示感谢，继而提出那些官差到龙场来殴辱自己，是官差自己仗势欺人，“非太府使之也”；又说龙场苗人和官差争斗“亦非某使之也”。也就是说，知府衙门的官差跑到龙场来欺负王阳明，这“并不是”知府大人指使的，苗人打了官差，也不是王阳明指使的……
在这个前提下，王阳明就进一步认为：既然知府大人没欺负我，我也没打知府大人的手下，那我有什么罪呢？既然根本没有罪，那我凭什么去知府衙门叩头认错？所以不肯去道歉。
某之居此，盖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诚有以取之，则不可谓无憾，使吾无有以取之而横罹焉，则亦瘴疠而已尔，蛊毒而已尔，魑魅魍魉而已尔，吾岂以是而动吾心哉？
王阳明这番话说得非常硬朗，俨然已做好了死的准备：宁可被知府的爪牙暗中杀害，也绝不向刘瑾这帮奸党的邪恶屈服。就像阳明先生后来在讲学时对弟子们说的：“我今信得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我现在坚信良知是确定大是大非的原则，就照着这个原则信手去做，根本不用隐藏什么。到这时候才能说自己是个敢做敢为的“狂者”胸怀，就算天下人都说我言行不一，我也不在乎。）
“狂者胸次”，这是当年孔子提出的一种人格，也是王阳明极为推崇的真性情、大勇气。简言之，就是：见了好人好事就称赞，哪怕因此被人陷害也要称赞下去；见了恶人恶事就要骂，哪怕被打击报复也要骂到底。该谈志向就谈志向，想说原则就说原则，拍着胸脯展示自我，高谈阔论大谈个性，不怕别人笑话，也不怕别人说我“言行不一”。
我自有志向，自有原则，自有良知在胸中，自是一个坦荡勇敢的真君子！那些已经没有理想，没有原则，埋葬了良知，一心要和坏人同流合污的家伙们不去反省自己，倒来笑话我这个有理想、有原则、有良知、有个性的勇敢者吗？
在现实中，常有些同流合污的小人因为自己没有志向，就去取笑那些有志向的人；自己没有良知，就去讽刺那些有良知的人；自己不敢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就去斥责那些敢于勇敢的人。对这样一些小人，我们无需理睬。
良知，神奇的良知。不久前它让王阳明懂得了人应该怎么面对生活；现在它又让王阳明知道了人应该怎么面对邪恶。这“良知之学”，就是心学。此时的阳明先生已经登堂入室，体会到心学的精髓了。
最终，阳明指使苗人殴打官差这件事被提刑副使毛科遮掩过去了，王阳明的父亲也没遭到进一步的陷害。这可能出于一个谁都意想不到的原因：权阉刘瑾对状元公出身的王华十分崇拜。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刘瑾居然是王华的一位“粉丝”。史料称，刘瑾这个不学无术的太监对自己的无知和愚昧颇有自知之明，因为没读过书而感到自卑，所以心里非常崇拜那些饱学之士，而在刘瑾眼里，朝廷中最“饱学”的才子正是王华。
状元出身的王华当年屡任翰林院学士，詹事府少詹事，东宫辅导，给太子讲学时侃侃而谈，这一时期刘瑾也曾陪伴在太子身边，因此他非常崇拜王华的学识，对王华有极深的好感。
虽然王华在关键时刻没有接受刘瑾的拉拢，可他毕竟和正德皇帝有一段“师生”情，又是个城府极深的官场老手，从刘瑾上台到自己退休，始终没有和刘瑾发生过直接冲突，算是急流勇退，走得比较干脆。尽管刘瑾因为王华“不识抬举”而恼火，倒还不至于恨他，所以在打击报复老臣的名单上并没有王华的名字。
就这样，一场从贵阳城里来的政治迫害终于被躲过去了。可谁想到，另一个“麻烦”却又悄悄找上门来。
五劝服土司
在王阳明到龙场的第二个秋天，几场大雨冲毁了道路，切断了驿站和外面的联系，驿站粮食的给养供应遇到了困难。好在苗人把阳明先生当成朋友，送给驿站一部分粮食，但这只是解了燃眉之急，困难仍然存在。正在阳明先生发愁的时候，忽然来了一队马帮，送来一大批猪肉、鸡鸭、大米和柴炭，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水西宣慰司安贵荣派人送来的礼物。
宣慰司，其实就是地方上的大土司。而土司制度历史久远，《明史》中记载：“西南诸蛮，有虞氏之苗，商之鬼方，西汉之夜郎、靡莫、邛、莋、僰、爨之属皆是也。自巴、夔以东及湖、湘、岭峤，盘踞数千里，种类殊别。历代以来，自相君长。”据说这水西土司就是古代“夜郎国”的后裔。
明洪武初年，朱元璋开始设置土司，“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衔号（依土司势力大小分为）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这些土司职位有高有低，领地有大有小，其中贵州一省地盘最大、实力最强的土司就是水西宣慰司的安氏土司，在明洪武六年（1373）受封为从三品宣慰使。
现任水西宣慰使安贵荣是水西地方的第七十四代土司，他是一个勇猛好斗、精力充沛的强人，除了水西宣慰司这个世袭官职外，还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正三品的昭勇将军官职，手下兵强马壮，威震贵州，而安贵荣本人也颇有雄心壮志，并不满足眼下的势力，就到处招兵买马，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现在他发现被贬龙场的王阳明是个难得的人才，就按照当地彝族人的习俗，派了一批人带着肉食米粮到龙场驿来服侍阳明先生，这件事让王阳明大为惊讶。作为一个犯罪被贬的官员，王阳明身上背负很大的嫌疑，如果他和当地土司接触过多，很容易被人诬陷为勾结土司，这可是一项重罪！此刻，百里外的贵阳城里有一个都御史王质等着找王阳明的麻烦，所以他不愿意惹事，就坚决把这些奴仆退了回去，不肯接受。
想不到安贵荣却会错了意，以为阳明先生嫌礼物太轻，于是又派使者送来了一箱金银，几匹好马。
到这时候，王阳明才意识到自己面对的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必须认真面对。因为安贵荣送来的礼物昂贵到了吓人的程度，其含意已经超越了友谊，显然安贵荣是想借机招揽王阳明，让他在某种程度上归附于土司府，能直接成为安贵荣的谋士那最好不过。要真弄成这个结果——哪怕只是造成这么一种假象，对于获罪贬官谪居龙场的王阳明来说，都太糟了。
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拒绝土司送来的礼物是不礼貌的，很可能引起对方的误会，因为收受这样的重礼，会被土司视为“谋士”，继而被解读成“背叛朝廷，投靠土司”，这种情况对王阳明来说是极其危险的。更不妙的是，眼下安贵荣仗着自己手握重兵，正伸手跟朝廷讨官要赏，闹得不可开交，和朝廷之间芥蒂已深，在这种时候王阳明和安氏土司扯上关系，麻烦就更大了。
左右为难之下，王阳明只好作一个折中的决定，收下两石大米以及鸡鹅、柴炭等比较普通的礼物，而将奴仆、金银、好马退回，同时写了一封信向安贵荣表示感谢，并在信里声明：那些粮食、肉食，王阳明是把它们看作水西宣慰使对龙场驿站的“周济”而领收的，也就是说，这是上级衙门对下级僚属的救济，而不是私人交往中的礼品馈赠。至于其他贵重礼品则“殊骇观听，敢固以辞”，坚决不能接受了。
王阳明这样说，只是希望安贵荣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他此时窘迫的处境，“处人以礼，恕物以情，不致再辱”。好在安贵荣也确实从阳明先生的信里读出了他的苦衷，并给予理解。
经过这件事，王阳明和安贵荣成了朋友，其后两人一直保持“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友谊，直到王阳明离开龙场为止。
在和安贵荣打交道的时候，王阳明脑子灵，反应快，处事也很得当，总算把这件麻烦事应付过去了。可就在这一时期，水西土司和中央朝廷之间的冲突仍在不断升级，矛盾已经到了即将爆发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