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阳明来龙场的前一年，苗王起事的普安州发生了战乱，战争的核心仍是香炉山一带。由于水西宣慰司下属的架勒则溪、要架则溪紧邻普安州，朝廷就命令安贵荣出兵征讨，安贵荣也确实发兵配合官军作战，大获全胜，安贵荣就倚仗军功向朝廷上表，希望得到一个“都指挥佥事”的武职，这是个正三品官职，比原来世袭的那个从三品宣慰使级别高一些。在安贵荣看来，这将增加水西土司宣慰府的荣耀，也能借机压制周边的其他土司，尤其是在自己的老冤家——水东土司宋然面前，可以摆摆威风。
想不到朝廷却有自己的打算。
大明朝廷的重臣们早已觉察到安贵荣的骄横，对他留着十二分的心。现在安贵荣上奏求官，朝廷给了安贵荣一个贵州布政使司参议的文职，这样一来就不是升官，而是在“宣慰使”之外另加了一个文官职位，最让安贵荣不满的是，这个官职只是比从三品的宣慰使还低的从四品。
事实上朝廷给安贵荣安排这样的官职，说明朝廷方面对他起了戒心，并用这样的方式示以警告。这一点安贵荣也不是看不出来，可这位大土司生性鲁莽，不但无惧朝廷的警告，反而一连几次上奏求官，言语中也表露出明显的不满情绪。这么一来，朝廷对水西宣慰司更不放心，便准备在水西附近增设卫所，驻扎官军，防备安贵荣。安贵荣得知消息后也针锋相对，打算奏请撤销龙场驿站，切断水西土司和贵阳府城之间的联系……
如果水西土司和朝廷的矛盾按照这种惯性一路发展下去，矛盾将逐渐升级，最终注定要爆发一场血腥战争。好在关键时刻安贵荣想起了王阳明，于是给朝廷上奏“请求”——实际上在安贵荣通知朝廷准备裁撤龙场驿站之前，先写了一封信，派人来询问阳明先生的意见。
这是王阳明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一起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事件，更重要的是，这是王阳明第一次抛弃自身对人对事的种种成见，完全凭良知来指引自我意识，对重大事件作出判断。结果阳明先生发现了“良知指引自我意识”的神奇之处：用良知来引导思路时，很多平时看不到的重要内容，此时都清晰地浮现出来了。
比如眼前这件事，表面看来是土司和朝廷之间的角力，如果不用“良知”进行思考，只用王阳明自己的“私欲”来分析，那王阳明就只有两个立场，要么站在朝廷一边反对土司，要么站在土司一边算计朝廷。最终，王阳明显然会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对安贵荣表示出敌意，甚至会把安贵荣请求裁撤驿站的消息抢先上报给朝廷，以表忠心，得到朝廷的奖励。但如此一来，王阳明就等于在朝廷和土司之间起了一个反作用，由于他的介入，将使得土司和朝廷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升级。
可是当王阳明放下自己心里的“私欲”，抛开对皇帝的愚忠，拿出“良知”来分析这件事，却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来。因为“良知”告诉王阳明：土司也好，朝廷也罢，他们都是统治者。土司倚仗强兵的骄横，朝廷想攫取水西土地的贪婪，这两者都是私欲。而心里的良知却引导阳明先生透过“私欲”，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件，于是他在土司和朝廷两股私欲之间看到了真正值得他关心的内容，那就是：水西境内四十八万百姓的切身利益。
土司和朝廷交战，死伤最多、损失最大的一定是百姓，而阳明先生既不应该站在朝廷一边，也不该站在土司一边，他应该和百姓站在一起，尽自己的力量去维护百姓的利益。
这才是良知。
看清这一点，后面的事就好办了。要想维护百姓的利益，王阳明就必须想办法迫使土司和朝廷同时作出妥协。只有这两股霸道的力量同时让步，战火才能平息，当地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
经过一番深刻思考，王阳明确信朝廷对水西土司的高压态势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因为朝廷表面是个强大的帝国，其实却是财政困窘，皇帝昏庸，外强中干，并不真想打仗。而水西土司是明朝建立以后第一批归顺的土司，这些年一向对朝廷恭顺，在当地又拥有强大的实力，双方把关系闹僵，对朝廷来说只有麻烦，因此朝廷并不愿意和安贵荣闹僵。
同样，安贵荣也不愿意和朝廷闹僵。因为水西土司虽然强大，但毕竟只有“千里之地”和“四十八万百姓”，与大明朝广大的版图、六千万子民和一百八十万军队相比，它是微不足道的。而水西周边又强邻环伺，一旦朝廷下决心征讨水西，只需要发出一道圣旨，再号令各路土司一起对水西用兵，安贵荣势必四面受敌，难以招架，所以安贵荣虽然表现强硬，其实内心里是不敢、也不愿意和朝廷硬碰的。
这么说来，朝廷和土司表面看来都气势汹汹，其实两家谁也不想真的开仗。只要水西土司能够对朝廷继续表现出恭顺的态度，给朝廷一个台阶下，事情就会出现转机。
此时，王阳明已经把整个事件分析透了。当然，他一个小小驿丞，影响不了朝廷的决策。可王阳明正待在安贵荣身边，和这位土司又是不错的朋友，劝一劝安贵荣，他是办得到的。只要王阳明能想办法劝动安贵荣，请他率先向朝廷表示恭敬，主动辞去那个“贵州布政参议”的头衔，再说几句客气话，不提裁撤龙场驿站的事，朝廷方面势必会缓一缓，以求息事宁人。
良知，帮助王阳明透过复杂的表象，看清冲突的本质。当王阳明用这种精妙的思维得出一个深刻而精确的结论后，这件原本难以解决的事忽然变得简单起来，以至于王阳明只要给安贵荣写一封信，就能把整件事搞定。
把整件事想通之后，王阳明就给安贵荣回信，抓住这些贵族老爷性格上的弱点，首先抬出“祖宗”这顶大帽子来唬他说，“朝廷制度定自祖宗，不可擅改，在朝廷且谓之变乱，况诸侯乎？”水西安氏从汉朝开始就在贵州当地做大土司，至今已立千年，全靠着“世守天子礼法，竭忠尽力，不敢分寸有所违”才一直延续到今天。把这一套大道理摆明之后，又向安贵荣强调这水西驿站是他“祖宗”奢香夫人在明朝皇帝的“祖宗”朱元璋洪武年间设置的，一件事牵涉两位“祖宗”，所以不能擅改，一旦撤销驿站，朝廷一定不能接受。贵州地方政府也会出来干涉，连土司内部有权势的族人们都会产生反感，所有人都会责备安贵荣“变乱祖制”，最终可能会导致众叛亲离，对安贵荣没有任何好处。
说了这些劝人的话之后，王阳明又转弯抹角地威胁安贵荣说，“驿可减也，（官军卫所）亦可增也；驿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把安贵荣面临的危机逐一挑明，让他自己意识到来自朝廷的压力比他设想的要大得多，不管朝廷方面是在水西附近增设卫所，还是直接革去他的宣慰司职务，安贵荣都将面临绝境。
“祖制”这个东西虽然迂腐，可是完全建立在血亲关系上的土司政权却最认同；“实力”这个东西虽然霸道，可是依靠军队生存的土司们最信。用“不合祖制”和“实力悬殊”来压服安贵荣，果然特别有效。
估计这两顶大帽子基本上能把安贵荣唬住了，王阳明又提出土司帮朝廷打仗平叛是分内事，不该向朝廷额外讨赏，免得朝廷疑心。最后干脆告诉安贵荣：宣慰使是“守土之官，世有其土地人民”，贵州布政使司参政则是“流官矣，东西南北，惟天子所使”，一个土司可以永远在自己的领地上统治人民，再将这个权力传给子孙，可要是被加封为朝廷官员，就随时会被朝廷调遣，一旦朝廷下令将安贵荣调离水西，他若不去，就是抗旨，会立刻被治罪；如果去了，就是离开了家族世代居住的土司领地，这么一来，则“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复使君有矣”。
王阳明这一句极其中肯的话，把朝廷对安贵荣的“算计”整个摊到桌面上来了。如果不是出于一片至诚，他不会把这些话说给安贵荣听。
说到这里，王阳明已经用一片真心劝住了安贵荣，于是说出自己真正要说的话：“今日之（贵州布政司）参政，使君将恐辞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你要是愿意听我劝，就应该急着辞去朝廷所封的“布政参议”一职才对，而且态度还要谦虚，要客气，更不能继续向朝廷索要更高的官职了。）
王阳明这封信有理有据，真心实意，彻底把安贵荣给说服了。这位统治着贵州千里之地、四十八万百姓的强人终于放下了架子，很快就上奏辞去贵州布政使司参议的职位，而且对朝廷说了一大套谦恭的客气话。
也正如阳明先生所料，朝廷并不想和安贵荣闹翻，眼看土司服软了，在水西附近设置卫所、驻扎官军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
六存天理，灭人欲？
在土司和朝廷的矛盾面前，王阳明用“良知”设定问题，指引思路，再运用“良知”去寻找答案，用智慧解决问题，最终使得安贵荣主动辞去布政参议的职务，同时也赢得了朝廷对水西土司的妥协，于是一场被逐渐激化的矛盾消于无形，水西百姓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王阳明拯救一方百姓的意愿也终于达到了。可他没想到，就在这个危机解决没多久，更大的危机又出现了。
在水西大土司身边还有一水东土司，这两大土司以乌江为界，各霸一方，实力都很强劲。其中势力强大的水西安氏土司被明朝封为宣慰使，势力较小的水东宋氏土司被封为宣慰同知。
水东宋氏居住在贵阳城侧，手下划分为十个长官司，土地人口只比水西土司手下的“十三则溪”略少些，宋氏自己亲领“洪边十二马头”，实力仅比水西安氏低一点。他们在贵阳城里都设有官署，而宣慰府的印信一直掌握在安氏土司手中，由此引发了两大土司历时百年的明争暗斗。加之这两大土司控制的地域互相毗邻，犬牙交错，互相之间为了土地和人口也时有争执，小冲突累积起来，就变成了大矛盾，到了安贵荣这一代，矛盾已经愈演愈烈，渐渐失控。只是两家土司都在朝廷控制之下，不敢直接动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