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光公司上市过程来看，围绕会计信息，有这样几个相关的利益方：企业管理当局和控股股东、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含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中介机构、地方政府、中国证监会。它们在公司上市过程中的作用及对信息质量的要求，也各有不同，但总体而言，对真实会计信息的需求制度并未确立。
1.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和控股股东理当提供虚假信息，没有任何法律风险。
2000年1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对红光公司管理层的起诉。2000年12月1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欺诈发行股票罪，判处红光公司罚金人民币100万元；有关责任人员何行毅、焉占翠、刘正齐、陈哨兵被分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判决向市场传递的信号是：上市公司管理层即便不存在个人犯罪行为.也要承担披露虚假会计信息的法律风险。当然，由政府监督所形成的法律风险，与由股东出面、要求公司管理层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风险。其中，前者的刑事风险基于市场危机暴发，具有严重的社会后果，政府才出面干涉，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威慑力量，构不成日常监督；后者则是一种日常监督力量，能有效监督公司管理层的舞弊现象。
2.各级政府和管理机构。
理论上，政府只是经济规则的制订者和监督者，本身不参与市场运行。但我国数十年国有国营的经济模式，导致政府对具体的经济活动不能“置身事外”，总是存在“亲历亲为”的冲动。
张维迎等的分析表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争利博弈。这种分析也适用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上市过程。我们知道，本地区经济发展程度是每一级政府所高度关注的，在由中央政府统一确定上市额度的前提条件下，努力争取让本地或本部门更多的公司上市，是当地政府（横向）或中央部委（纵向）“份内”、“义不容辞”的责任。
各级政府致力发展经济，与虚假会计信息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是，我国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的事实将二者“有机”联系起来。将一个亏损企业推向资本市场，不仅为困难企业筹集巨额资金，暂时缓解危机，而且也增加了当地经济的“活力指数”，上市公司的数量曾一度成为各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特征值。显然，没有虚假会计信息的“帮助”，任何一个亏损或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是无法直接通过事先设定的公司上市标准要求的。
红光实业上市过程中，当地政府的参与度非常高。这从红光实业的上市公告书和招股说明书的公开披露中也可得到证实。如成都市体制改革委员会（1992162号成都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成科工字[1994]019号文）、四川省人民政府（川府函[1995]517号文）等。如果说1992年改组为股份公司还是一种必须的职务行为，那么，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则是“锦上添花”，而四川省人民政府推荐将红光列入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更体现当地政府对该企业的“厚爱”。恭居全国百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在取得上市额度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
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陷入的程度之深，从红光事后寻求重组的过程，也可得到证实。比如，第一个方案是由长虹重组红光，尽管没有明确报道，但其中政府意向是很明确的；第二个方案是广东福地出面重组，从公开报道来看，成都市政府、市经委在其中的作用非常直接。而与红光情况类似的郑百文（600898），重组过程也与政府关系密切。
政府鼓励或默认企业提供虚假会计信息，是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实际上，政府直接造假数字（如夸大统计数字）都不承担法律责任，更何况只是支持或默认下属企业造假会计信息。这在大庆联谊（600065）一案中也有所体现：尽管受大庆联谊一案影响而获罪的人数在虚假上市处理上是空前的，但从中纪委监察部的通报来看，受处罚的只是拿钱的。至于黑龙江省体改委将1997年的批复倒签为1993年，其直接经办人是否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得而知。
3.中介机构。
目前，国有企业改组上市过程中必须涉及的中介机构主要有：资产评估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券商、律师。其中，资产评估事务所负责对拟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等进行价值评定；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上市前三年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进行审计验证；券商将负责上市申请的全过程，包括上市前的辅导、上市相关材料的准备以及最后上市发行；律师主要负责对相关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按照事后经中国证监会披露的资料看，红光实业上市过程支付的各项费用为1100万元，其中，支付给中兴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800万元、中兴企业托管有限公司（后者为红光公司的财务顾问）100万元、成都资产评估事务所10万元、蜀都会计师事务所30万元、四川经济律师事务所40万元、北京市国方律师事务所120万元。中国证监会事后的处罚包括：没收上述中介机构在红光实业上市过程中的全部收入；对中兴信托罚款200万（为业务收入的25％）、中兴企业托管50万（业务收入的50％）、成都资产评估事务所20万（业务收入的200％）、蜀都会计师事务所60万（业务收入的200％）、四川省经济律师事务所20万（业务收入的200％）、国方律师事务所60万（业务收入的200％）；吊销中兴信托股票承销和证券自营业务许可，暂停蜀都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业务3年。此外，所有直接参与红光实业上市的各经办人员都被吊销相应的资格，禁人证券市场。
上述处罚是中国证监会对石油大明（0406）缩股事件查处以来，最严厉的一次。其中，取消中兴信托的股票承销和证券自营业务及暂停蜀都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业务3年，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这两个机构高利润的证券中介业务资格。蜀都会计师事务所就此退出了上市公司发行与年度审计市场。而在此之前，对会计师事务所最严重的处罚也就是涉及琼民源事件的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暂停证券业务6个月。可以说，在红光事件处理之前，中介机构对协助或认可公司上市过程中的各种虚假信息的行为风险意识薄弱。
进言之，即便中介机构意识到风险的存在，但是，由于包括券商、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等在内的中介机构，1998年之前都是国有或挂靠某个政府部门，其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当地政府意志的左右。以会计师事务所——对会计信息质量风险感受最为直接的中介机构为例，由于我国到目前为止对会计信息的审计需求主要是由政府创造的，而非市场的内在要求，市场不会用价格差异来区别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的高低。随着独立审计准则的发布，审计质量不断提高，一些执业标准较严的大会计师事务所，其市场份额下降，而执业标准相对较宽松的小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上升，这也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并没有形成一种拒绝虚假会计信息的机制。
目前我国不健全的法律制度、特别是没有严格的民事赔偿制度，也在相当程度上助长了中介机构的冒险意识。在美国，巨额潜在诉讼风险，迫使会计师事务所行为稳健的假设已得到验证。巨额赔偿责任增加了会计师事务所的机会成本，提高了会计师事务所签发虚假会计信息的门槛要求。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这种法律制度。红光事件之后，上海、成都两地的股民曾向当地法院起诉红光公司管理当局和中介机构，要求赔偿损失，但被法院拒绝受理，这实际上保护了中介机构的造假收益。
4.关于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在股票上市过程中，承担了一个全能的角色，既负责新上市公司的资格审查，也负责日常上市管理，包括对事故的处理。
中国证监会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是相互矛盾的。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监护人”，它希望资本市场不出现任何危机和事故，特别是源于自身工作失误所导致的事故，而上市前的虚假会计信息所引发的资本市场危机，当然是其自身工作的失误，就这一角度看，中国证监会不希望企业借助虚假会计信息上市。另一方面，中国证监会又是政府职能部门，它理应贯彻中央政府的主要方针、政策。比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1999年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证监[1997]13号）要求，“为利用股票市场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1997年股票发行将重点支持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具有经济规模、处于行业排头地位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各地、各部门在选择企业时，要优先推选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国家确定的1000家重点国有企业、100家企业集团以及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特别要优先鼓励和支持优势国有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收购兼并有发展前景但目前还亏损的企业，实现资产优化组合，增强企业实力”。
1997年6月上市的红光实业，就是100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之一。
由中国证监会政策研究室编写的“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报告”（1999）第二章的标题是“发挥证券市场功能，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各节的标题依次是：充分利用证券市场融资渠道，增强国有企业的实力；推动国有企业重组，帮助国有企业解困；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积极开拓国际资本市场，强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1999年继续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措施。其中还特别提供了一个统计数字：截至1998年底，国家确定的512家重点国有企业已有251家改制上市，占总数的49％；100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中已有47家改制上市，占总数的47％。
鉴于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1998年以前总体效益低下的事实，中国证监会在履行政府职能、扶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角色中，如果没有必要的约束和限制机制（比如，在红光实业事件中被诉讼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为，包括红光实业在内的所有公司上市，都经过了中国证监会的审查），那么，它完全可以不关注会计信息是否造假，主要精力将集中在如何更好地、更出色地履行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的需要上。而中国资本市场上所流行的“包装上市”、“捆绑上市”等术语，也表明中国证监会的审查并没有起到过滤虚假信息的作用；Aharony、林舒和魏明海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公司上市前的过度包装，影响到上市后的效益。
三、讨论与结论
制度的作用在于通过利益诱导个体的行为。当某个个体的行为不符合现有制度的规范时，法律应当能提供足够有效的强制力，如通过惩罚使得个体行为不经济。在我国，提供真实、有效的会计信息，是现行制度的规范性要求。这一要求通过《公司法》、《会计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国证监会的信息披露指南、财政部的各项会计准则与制度等加以体现。但相应的制度执行、监管与惩罚力度却不明确，惩罚对象也不具体。往往出现受益者、授意者不受罚，执行人员却“代人受过”的现象。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下，期望上市公司全面改进会计信息质量、提供真实且可靠的会计信息，是不现实的。
1999年底颁布、2000年7月1日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二次修订），将会计信息的责任主体界定为企业管理当局，这对改进会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我国目前现有的经济运行方式下，企业管理当局、特别是国有企业管理当局，受到来自各级政府的干预程度较大，但政府部门却不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责任主体不明现象，仍然存在。
即便明确了责任主体，但现有法律制度对民事赔偿责任的限制，客观上起到“保护”责任主体“造假收益”的作用。这从中国证监会事后对中介机构的处罚以及资本市场上红光实业的股东起诉红光公司而不被受理也可得到支持。其中，中国证监会本身是一个责任主体，但它不仅不需要承担责任，反而以一个超然的权威机构身份，处罚红光实业及相应的中介机构。对红光实业的经济处罚（罚款100万元），实际上是对红光实业股东的处罚，而股东、特别是流通股股东，是最终的受害者，他们不但投诉无门，还要代人受过——承担红光实业管理者的错误而导致的罚款。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必然诱导更多的公司想方设法通过“包装”等手段上市。
当然，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过程中责任最直接的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1999年起逐步被强制要求与原挂靠单位脱钩，并改制为合伙制的机构，这将大大加强会计师事务所自身的风险意识。同时，相关会计、审计准则的不断颁布，也为注册会计师完善职业行为、明确法律责任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