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首还夫妇，青山有弟兄。阅人成几世，老眼莫分明。
春好惟三月，身强不杖藜。老人同辈少，生日百花齐。
燕树情何远，江云望转迷。莫愁千里隔，相约醉如泥。
《袁简斋大令卒于随园》
（诗草补遗卷五）
谪仙非谪乃其游，汗漫才名散不收。
身后讥弹腾众口，生来福慧自千秋。
眼空天海诗为戏，梦绕烟花死未休。
一代传人传已定，莫凭遗行苦吹求。
袁枚一生著作等身，在当时，他的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148，高丽使臣朴齐家愿“以重价购《小仓山房集》”149。张问陶描写当时情况：“纸贵千丸墨”、“只今惊海内”。由于袁枚的成就与影响，其在乾隆诗坛被推为盟主。如嘉庆刊本《随园八十寿言》中，梁同书贺袁枚寿，云：“藏山事业三千牍，住世神明五百年。”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则称他“及时雨”。张问陶说“举世推前辈”，是对人们高度评价袁枚诗坛地位的认同。赵翼读袁枚诗册，曾不胜钦佩，题诗云：“八扇天门詄荡开，行间字字走风雷。子才果是真才子，我要分他一斗来。”150“子才果是真才子”，颇能反映时人对袁枚的评价。张问陶对于袁枚之才更是推崇有加，干脆说“古今才一石，公在不曾分。”
“狂”是袁枚个性中的一大特点，他纵情任性，我行我素，然而在狂放中又谨慎有加，以不与现行制度发生冲突为底限。他为人机敏，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生财有道，他对物质生活的欲望，对政治的驾轻就熟，以及他以文人之身与官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等等，表明他确实很世故，甚而圆滑。这是封建道德规范和士大夫行为准则中所不可能具有的。所以，袁枚的特立独行使他无意中成了封建名教秩序的破坏者，时所罕见。故贺寿诗其二云：“山在园中小，人为世上无”。而“愿公忘结习，莫更想蓬壶”，则是船山对袁枚躲进随园，远离社会现实而作出的委婉的批评。
袁枚是一个任性适情的人，持有狡黠的游戏人生的态度，何道生曾说袁枚“游戏人间八十年”。袁枚又才子气颇重，连他的文字都率性而为，带有游戏的性质。船山诗歌中也有不少游戏之作，这既是性灵诗人的共性，也是船山幽默本性的真实袒露。性格和创作上的共性，使得船山不由自主地赞袁枚：“万物供游戏，婆娑八十年。”袁枚在《清说》一文中，提出“好货”、“好色”，人之欲也。圣人的职责就在于使这种欲望得到应有的满足。151袁枚思想中有及时行乐的世俗化倾向，他对于生死态度超然，曾作诗自挽152。对此，船山云：“有欲人偏服，无功世亦传。预完生死局，哀挽及前身。”赞其好色爱财，却为时人服膺，赏其全然不畏生死之洒脱。
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凡例》中称：“动作温柔乡语，如王次回（疑雨集）之类，最足害人心术，一概不存”，这种态度正是其诗教论的体现。袁枚反对沈德潜的诗教论，《答蕺园论诗书》声称：“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并且大力写作言情诗。其中，有他对姬妾的思恋之情，也有一些涉及寻花问柳的作品。这些作品写男女之爱时，往往将感情不加掩饰地直接呈现出来，与传统的含蓄委婉的方式有抵斥，故多遭非议。张问陶主情，既重视其真，亦兼顾善与美，云“古人怀抱有真美”，“恶诗尽有真情境，忍与风花一例删”。这一观点比袁枚的重真情似更合理而全面。张问陶对夫妇间亲昵的感情生活也作正面的描写，其《车中赠内》、《斑竹塘车中》等诗，固然不乏对妻子美貌的赞美，更有“画意诗情两清绝，夜窗同梦笔生花”153等诗句，描写夫妻精神上的相互依恋和支持。所以他的爱情诗读来感人至深。虽然与张问陶的爱情诗相比，袁枚的“情”有忽视情之美与善的弊病，但其艳情诗的写作可谓人性的裸露。如果抛开道德的因素，从审美的角度视之，则因是对人之生命本体的展露，真实而不妄，活泼而亲切，其在自我性灵的真实流露上与张问陶的爱情诗是相通的。且袁枚强调真，尤重与理相离，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故张问陶非但没有象他人那样给予非议，反而赞其“陡峡开神斧，香云解妙鬘。”
袁枚文学创作无所不涉，存诗四千余首，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及志怪小说《子不语》等。他的古文、骈文、尺牍、小说，在清代的文坛也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时文也极受推重。船山云其“小说兼时艺，曾无未著书。”袁枚和张问陶都反对以诗书考据作诗，对考订入诗这种束缚性灵的形式主义诗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批判。袁枚言辞激烈近于刻薄。其《答李少鹤书》154云：“现今诗教之坏，莫甚于以注疏夸高，以填砌衿博，捃摭琐碎，死气满纸，‘性情’二字，几乎丧尽天良。此则二千年所未有之诗教也。”其于考订者简直是咒骂，张问陶极为欣赏，赞云：“考订公能骂”。袁枚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使他能够八面迎敌，冲击一切桎梏性灵的诗学观念，形成了其圆通博辩的诗学观。还有他的诗道广大论，认为一切题材都可以入诗，诗有各种风格和体裁，有不同用语和作用，而且任何人都可做诗人，这种为人和识见的圆通，自非时人可及，乃至船山自愧“圆通我不如”。
袁枚生前声名卓著，身后却毁誉迭兴，且攻击者多为其生平交好甚或执弟子礼者155。章学诚其人其文，对袁枚与性灵派更是进行了露骨的攻击，非议袁枚无德、不学。张问陶的《袁简斋大令卒于随园》挽诗，虽然是对袁简斋的哀悼，实则是对其一生的客观评价。“谪仙非谪”、“汗漫才名”、“眼空天海”等，是对袁简斋才华的尽情赞美。“一代传人传已定”，则是对袁简斋诗文成就的充分肯定。“生来福惠自千秋”，是对袁简斋随园生活的高度概括。“身后讥弹腾众口”，“莫凭遗行苦吹求”，写出了当时一批人对袁简斋的非议和吹毛求疵。全诗概述了袁简斋一生的才智及生活情景，对其作出了公正的评价。王增琪《樵说》云：“随园身后毁誉迭兴，惟船山挽诗持论允当，简斋有知，定应首肯。”156袁枚生前，船山尊重随园，但有人说他诗学随园时，他特赋诗《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二首》，云：“汉魏晋唐犹不学，谁能有意学随园。”声明自己不学随园，而是独抒性灵。随园卒后，船山没有随波逐流诋斥随园，而是客观地评价了随园的生活和创作，表现了高尚的人品和操守。
性灵派主将袁枚和殿军张问陶，虽相互推重，却只是文字结缘，神交五年。所幸的是张问陶与所景仰的前辈赵翼终于在有生之年得以谋面。嘉庆十八年，张问陶寓居苏州虎丘，其时，赵翼往来常苏间，得知此消息后过访张问陶，船山赋诗《赵云松前辈（翼）过访时年八十七》157二首相赠。其一云：
公昔登科我未生，忘年何意订鸥盟。
诸天许见真头面，一笑都含古性情。
落落孙洪皆后起，遥遥袁蒋旧齐名。
三朝日月无私照，留个诗人咏太平。
《过访》诗其一，开始两句表达了赵翼过访，自己当时的欣喜若狂之情：同主性灵，前辈赵翼一直是船山尊崇的偶像。但船山深知二人的距离，未敢奢望能得以相见。今日，赵氏不曾相约而自至，船山可谓受宠若惊、欣喜若狂。认为见到赵氏“真头面”，是上天的赏赐。赵氏拜访之日，与船山、范来宗（芝岩）、潘奕隽（榕皋）等人在虎丘孙子祠雅集，船山作图题诗。是年范、潘二人都七十余岁，故有云：“五十将衰忽少年，庞眉三老坐尊前。”158瓯北和船山都是深于情者，他们重亲情、友情，情之哀乐纯真，流自心底。想象得出过访期间，一定是把酒问诗，度过了一段极其快乐的时光。所以张船山感觉前辈瓯北“一笑都含古性情”。
赵翼与袁枚、蒋士铨时称“乾隆三大家”。“三大家”之说起始于袁枚159，赵翼亦赞同。此说不无相互标榜之嫌，但“三大家”之目，特别是袁、赵并称，自有其道理，在当时亦得到诗坛的承认。如诗人钱玛沙“读《瓯北集》而奇赏之”，寄诗给袁枚，云：“登坛老将推袁久，不道重逢大敌来。”160即认为赵翼可与袁枚相抗。而道光以后“三大家”之说已成完说，尚镕《三家诗话》即专论袁、蒋、赵三家之诗，黄培芳《香石诗话》则云“瓯北、子才一时并称”，亦可见赵云松与袁简斋、蒋士铨并驾齐驱之一斑。张问陶推崇三大家取得的成就，故赞赵翼与“袁蒋旧齐名。”而黄维甲《读张仲冶船山诗集》其一，化用此句赞张问陶“继声袁蒋齐名赵”161。
赵翼思想深处是比较严正的。作为史学家，其以经世致用为己任，企图以“古方”来医治“今病”，向古代史书中探求安邦治国的“良方”，传之后人，同时提醒统治者要居安思危，以史为鉴。162当然，在清廷的高压统治下，赵翼发表史论，却不敢明确指责清朝的弊政，对于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也极力回避。而他的《廿二史札记》在谴责历代暴政的同时，又对清朝的统治进行颂扬。163张问陶虽然一生不得志，中年以后好谈佛论道，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儒家思想。船山曾云：“毕竟儒门衣钵好”，“偶检儒书总上乘”。其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着“相业史重修”，所以对赵氏在客观上的吟咏太平之作，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张问陶以其突出的创作实绩奠定了他在清代诗坛上的地位。“论者谓国朝二百年来蜀中诗人以问陶为最”164，张维屏称“先生官未昌而诗则大昌，年未永而名将愈永。”165时已八十七岁高龄、与袁枚齐名的文学泰斗赵翼过访，充分说明了张问陶在当时诗人中所享有的地位，也有力地证实了其在当时诗坛上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清中叶诗学理论中，张问陶的诗学思想杂取众家之长，建立了自己的完整性灵说理论。他一方面强调自我，在理论上独树一帜，另一方面也兼取众长，显现出一种调和各派的倾向。所以，清中叶的许多理论流派都受到后人的批判，而他却因为调和而障过挑剔者的眼光，不过也因此没有受到学界的应有重视。值得欣喜的是，新世纪伊始，张问陶故乡四川省遂宁市率先开始对其进行全面研究，不日将会有一个新的收获。
1、本部分写作得苏州大学博士生导师、性灵派研究专家、著名学者王英志先生的赐教。
2、《尺牍》卷七《答何水部》。
3、《寄怀钱玙沙方伯予告归里》（《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八）。
4、《随园诗话》卷五。
5、“郭绍虞论性灵说”可参见郭绍虞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556，572，566，564页。
6、法式善曾将其诗作3000余首“寄袁简斋前辈审定，简斋著墨卷首，颇有裁汰”（《存素堂诗初集自序》），可见其对袁枚之敬重仰慕。而袁枚“裁汰”其诗，对他自有教诲意义。袁枚于《随园诗话补遗》卷6中引证法式善“情有不容已，语有不自知；天籁与人籁，感召而成诗”等诗句，“以为深得诗家上乘之旨”，可见其论诗与性灵说有相合之处。
7、宋湘主张诗应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湖居后十首》之八云：“我诗我自作，自读还赏之。赏其写我心，非我毛与皮。”“写我心”即是抒写个人真情，并寓有个性化涵义，与袁枚“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答沈大宗伯论诗书》）说正相合。宋湘的诗学观可视作袁枚性灵说的回响，但又有所不同，甚至有高出性灵说之处。
8、王英志《张问陶年谱》序二。
9、袁枚、赵翼相互推许，嘉庆二年袁枚去世，赵翼作《袁子才挽诗》，哀叹：“衰朽只悲同调尽，独搔白首览苍茫。”其实，袁赵二人神交既久，西湖相见之后，意气相投，袁枚曾作《谢赵耘松观察访湖上兼题其所著〈瓯北集〉》诗相赠：“愿见已经过半世，深谈争不到三更。”而“交非同调情难密”一句，又道破了情感亲密的根本原因。所谓“同调”之意，袁枚在《覆云松观察》尺犊中曾表白：“凡所抒写，皆枚意中语，未知何时逃入先生腹中，走出先生腕下，使我既好且舞，因此憬然有悟。先生所以推许我诗，如元相之爱庞岩，为其类己故也。”而“生面果能开一代，古人原不占千秋”，则对赵氏之独创精神钦佩不已。由此看出，赵翼诗歌创作在“独写性灵”这一根本宗旨上与袁枚是“类己”、“同调”。赵翼《书怀》论诗也明确揭橥主性灵之旨：“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参见王英志《性灵派研究》一书）
10、钱钟书《谈艺录》137页。
11、胡传淮《张问陶年谱》，第103页。
12、为了清楚地认识张问陶的“性灵”说的和而不流，本文将结合袁枚、赵翼两人的论诗主张予以分析。张问陶对于其他诗说的借鉴，也将在相关部分展开。
13、张问陶以“气”论诗将在本章《张问陶与洪亮吉以“气”论诗之比较及张问陶论洪亮吉》中论述。
14、《丙辰冬日饮酒作》，诗草卷十三。
15、《陈荫山舍人（庆槐）招同胡城东朱少仙曹扶谷陆平泉集借树山房各以姓分韵得陈字限五古》，诗草卷十二。
16、《答杨米人明府（瑛旭）》，诗草卷十三。
17、《国朝耆献类徵》卷二二四补录。
18、《题画遣怀》，诗草卷十五。
19、另外还有“写兴闲诗懒赠人”（《初夏即事》，诗草卷十七），“遣兴小诗新，官闲暂乞身。”（《至日》，诗草卷七）等诗句。
20、《咏沧湄所得放翁五铢砚》，诗草卷五。
21、《和少仙》之三，诗草补遗卷五。
22、《国朝诗人征略》。
23、全题名《正月十八日朝鲜朴检书宗善从罗两峰山人处投诗于予曰曾闻世有文昌在更道人将草圣传珍重鸡林高纸价新诗愿购若干篇时两峰处适有予近诗一卷朴与尹布衣仁泰遂携之归国朴字菱洋尹字由斋戏用其韵作一绝句誌之》。
24、《论诗十二绝句》之八，诗草卷十一。
25、《论诗十二绝句》十二，同上。
26、《论诗十二绝句》之十，同上。
27、袁枚说：“诗言志，言诗必本乎性情也”。（《随园诗话》卷二）赵翼论诗亦标举性情，认为“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瓯北诗话》卷四），强调了诗之本源与内容是思想感情，又云诗“本从性情出，仍来养心脾”（《编诗》），则重视诗以“情”感人的审美特征。
28、《北江诗话》卷一。
29、《寄程鱼门》。
30、《答尹相国》）。
31、《随园诗话》卷七第六十六）。
32、《瓯北诗话》卷九。
33、同上。
34、《戊午小除夕方茶山属余画贾长江祭诗图约同歌咏之图成先为题句》，诗草卷十四。
35、《论诗十二绝句》其五。
36、《病怀》，诗草卷十一。
37、《送何蘭士领郡宁夏》，诗草补遗卷六。
38、《庄子·渔父》：“孔子愀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39、《老子》八十一章。
40、《谈艺录》一四《评袁枚诗论》：“盖子才立说，每为取快一时，破心夺胆，矫枉过正；英雄欺人，渠亦未必谓安。”
41、袁枚《答蕺园论诗书》：“且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朽之诗。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
42、袁枚《遣兴》诗之二十二表达了自己既拒绝继承郑玄、孔颖达之汉学，亦绝不追随程、朱之理学而独游于“子游”之文学。曰：“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一帆直渡东沂水，文学班中访子游。”（《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三）
43、李调元《蜀雅》。
44、袁枚《钱竹初诗序》曾谓：“作史三长，才、学、识而已；诗则三者宜兼而尤贵以清韵将之。所谓弦外之音、味外之味也。情深而韵长。”（《小仓山房续余文集》卷二十八）
45、《瓯北诗话》卷十。
46、《冬夜对月》，诗草卷十二。
47、《和朱礀东（成）黄古音（镛）见投元韵》，诗草卷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