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论气最重“真气”，其举出诗文之有真气者，曰：“秦、汉以降，孔北海、刘越石以迄，有唐李、杜、韩、高、岑诸人其尤者也。”其标举的“刘越石”曾被钟嵘评为“仗清刚之气”，“有清拔之气”114。可见洪氏所谓“真气”，是指诗中反映出的创作主体的内在刚正的气质。洪氏《庄达甫徵君春觉轩诗序》又举出“盛气”，云：“气不盛则无以举其辞”。其《论诗绝句》赞“岭南”诗派胜“江南”诗派而有“雄直气”：“药亭、独漉许相参，吟苦时同佛一龛。尚得昔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115洪氏鼓吹之“雄直气”，即阳刚之气。于阳刚之气之外，他又特别推崇“金石气”与“姜桂气”，116其《论诗截句》云：“偶然落墨见天真，前有宁人后野人。金石气同姜桂气，始知天壤两遗民。”此金石气与姜桂气与人品、节操相联系，指诗人具有至大至刚的民族正气。人有坚贞崇高之正气，诗文必然反映其“金石气”；而有“姜桂气”，则诗的风格老辣，“下字造句坚致稳当”，易于感发人心。117这是他对“气”的新发挥。若结合《北江诗话》来分析，则更易明晰洪亮吉气之内涵。《北江诗话》的中心论旨是以下这段话：
诗文之可传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气，四曰趣，五曰格。
且不论洪亮吉将“性”立于情之前，作为诗文之可传者的首要因素是否合理，但从洪氏把气置于性、情之后的第三位来看，其“气”是在性的规约下。而洪氏之“性”重高尚品质，则必然规定气之道德色彩，即正气，也就是孟子所言的“浩然之气”。这更接近赵翼的观点。自曹丕将“气”用之于文学理论开始，后世关于“气”的论述不绝于典。清代对于“气”的讨论也非常广泛，如朱庭珍、方东树等人都对“气”进行过讨论。118赵翼也以“气”论诗，认为“气足”是写出佳作的重要关键。他论元遗山“才不甚大，书卷亦不甚多，较之苏、陆，自有大小之别”，但又指出“其廉悍沉挚处，较胜于苏、陆”，原因在于“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于本朝赵氏虽推重吴梅村之诗，但又有不满：“若论其气稍衰飒，不如青丘（高启）之健举。”119此显然是着眼于“健气”立论的。可见，赵翼言“气”，特指“豪健之气”，一种真善、刚正的人格力量。
从张问陶言“气真”、“气不酸”、“气转雄”，可知其亦重“真气”与“雄气”。他多次论及“真气”：“前身自拟老头陀，真气填胸信口呵。”纯厚的真气填塞胸怀，诗便能任心而发，脱口成章。“语不分明气不真，眼中多少伪诗人”，则说明真气乃诗人创作的先决条件之一，倘不具备此气而强为诗，难成真正的诗人。“偶凭真气作真诗，无端落纸成诗文。”诗人有真气，落纸成文，即成真诗。他又举出“雄气”以论：“年来我渐悔雕虫，才劳精神气转雄。”雄气纵横，便见作家之真性情。此“真气”和“雄气”属于精神状态，受外界影响，如张问陶论洪亮吉“气自雄”，即因洪氏胸怀忧国忧民之奇愁所致。这里的气乃孟子所谓“浩然之气”，与洪亮吉之刚正之气相通。
张问陶与洪亮吉同重刚正之气，是由个性气质所决定。洪张个性狷介清狂，洪北江质至直，甚至有些过明恩怨，故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以花和尚鲁智深称之，赞曰：“好个莽和尚，忽现菩萨相，六十二斤铁禅杖”。张问陶诗友、画友、酒友甚多，而与北江尤为相得。二人能够成为忘年之交，与他们个性相同、情趣相投、志趣相近不无关系。在相交的日子里，张洪二人或唱和，或痛饮，或同讥佛事，120或放浪形骸。他们常常把盏高吟，痛饮夜半。一次，甚至醉卧雪中，与李白、刘伶神游。如此放浪不羁，难怪被风雅之士目为狂士。更有甚者，二人曾酒醉同跌入水中。洪亮吉《酒半移酌池上与张同年问陶皆失足堕水戏作一篇》，121记述了两人酒酣落水的憨态。
除了像洪亮吉一样重真气、雄气外，张问陶又强调抑塞磊落的“奇气”122、“霸气”、“江湖气”以及“秋气”。此气为生命本有的一种潜能，属于生理和心理范畴，没有伦理色彩。这组气是孟子的浩然之气所难以涵盖的，更多地接受了道家之“气”，指有别于他人的个体之气。这种个体之气形成了每个人的不同的气质和个性，其运用于创作，是保证鲜明的创作个性的前提，故又相当于曹丕所谓的“文气”。此作家自然禀赋、个性气质，非后天所“养”之气。其不受外界制约：“无诗无酒气纵横”，由作家气质、情感等因素决定，不可力强而致：如宋玉“文藻开秋气”。船山“诗多秋气”123，即因两者遭遇坎坷，怀才不遇，郁寓于中所致。禀气有别，个性有别，这是不容易改变的。有了这种气，形诸笔墨，则纵横挥洒，机无滞碍。卢仝所独具之气，使他自成风格：“游戏韩门气不酸，不为岛瘦不郊寒。”张问陶以“气”论诗的特点，在论洪亮吉及其诗歌创作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乾隆五十五年，27岁的张问陶和45岁的洪北江同年进士及第，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交往。相处日久，交谊弥深，因他们声名远播且交谊深切，世人以“洪张”并称124。又因他们诗名久负，被时人誉为“李杜”。船山则不无自负地夸曰：“旧时李杜愧齐名。”125说二人友情之深笃，李杜难敌。洪张声气相投，饮酒赋诗，唱和频仍。仅《船山诗草》中涉及洪亮吉的诗篇就达数十首之多，张问陶对洪亮吉的人品、诗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君诗六十又一首，我诗四百二十篇。
抱情各有适，众寡亦偶然。
同化奇光烛云汉，人能诋斥天能传。
（《小除日与稚存松筠庵祭诗各题长歌纪之》诗草卷五）
敢为险语真无敌。能洗名心更不群。
死有替人应属我，诗多奇气为逢君。
天涯梦绕卷施阁，尚忆狂谈坐夜分。
入关风雨暮匆匆，胸有奇愁气自雄。
（《华阴客夜读卷施阁诗文怀稚存》诗草卷六）
翰林昔未遇，名高神采王。
眼前真实语，入手见奇创。
五字作长城，骚坛踊名将。
万象罗心胸，此才胡可量。
（《题同年洪稚存卷施阁诗》诗草卷五）
无诗无酒气纵横，谁指伊吾问死生。
万里风沙悲独往，旧时李杜愧齐名。
（《怀稚存》诗草卷十五）
三年诗笔满黔中，
文奇应化百蛮风。
（《题枫林揖别图为稚存作》诗草补遗卷五）
才投戈壁忽归田，风马云车此七年。
绝域文章皆化境，更生岁月即飞仙。
诗经敛手神逾王，史未书名世已传。
（《寿稚存》诗草卷十七）
当年慷慨庆弹冠，曾有诗盟结岁寒。
爱我猖狂呼李白，看君光气夺齐桓。
携得惊人奇语在，招魂重与问青天。
（《过阳湖怀稚存》诗草卷十九）
洪亮吉天纵多才，于经史注疏、说文、地理靡不参稽钩贯，又善写诗及骈文，是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人口学家。其经学与孙星衍并称“孙洪”。与黄景仁为生死交，诗也齐名，有“洪黄”之称。张问陶亦才华卓绝，诗、书、画兼善。二人互相激赏，彼此推重。张问陶与袁枚神交，即系洪亮吉特意推荐，洪亮吉在推荐信中称张问陶为“长安第一”126。船山放浪不羁，稚存呼其“青莲再世”；船山则视洪亮吉为异姓兄弟：“异姓逢君疑骨肉，同朝知我耐饥寒”。洪亮吉忧国忧民，不计个人得失，船山赞其“能洗名心更不群”。洪氏因痛陈时弊被谴戍西北，张氏深为不平和担忧，牵念悬望，“落日安西凝望远，浮云难掩故人情。”嘉庆十七年（1812），船山辞官莱州府，取道常州去苏州，经稚存故乡阳湖，怀念挚友“当年慷慨庆弹冠”，有感于其立身有磊落之气，赞云“看君光气夺齐桓”。洪亮吉才高八斗，但在科举应试中屡遭挫折。船山云：“翰林惜未遇”，为挚友的怀才不遇而不平。
洪亮吉和张问陶都多次在诗歌中将自己与对方并提。乾隆五十七年（1792），洪亮吉作《题张同年问陶诗卷》，127先是比较船山诗有别于同辈人诗作之处，云：“同辈二三子，诗各有所优。或有春夏气，亦或优于秋。惟君一卷诗，尽把秋气收。惟君一卷诗，宜剪秋灯读。我欲借春气，生君十指间。方君作诗时，桃李皆开颜。”然后高度评价了船山的历史地位：“谪仙和仲并庶几，若说今人已无偶。”128船山则自豪地说“无诗无酒气纵横”，谁能对着二人问死生！虽然二人诗中“抱情各有适”，却能“同化奇光烛云汉”。他们的创作暴露了现实的弊端，但因为是发诸真性情之作，故“人能诋斥天能传”。
嘉庆七年，洪亮吉上《极言时政启》千言，痛陈时弊，遭落职发戍伊犁，期间有不少佳构，诗笔于质直明畅中有奇峭之致。《安西道中》、《天山歌》、《行至头台雪益甚》、《伊犁记事诗四十二首》等，写塞外风光，尤具特色。如写天山雪景，洪亮吉言：“天山雪花大如席，一朵雪铺牛背白。寻常鸡犬见亦惊，避雪不啻雷与霆。”用语之大胆，可为前所少见。赵翼论其出塞诗：“人间第一最奇景，必待第一奇才领。”评诗又论人。其《天山歌》，写尽天山的高、雄、寒，具体显现了雪深、云密、风猛。“绝域文章皆化境”，便是船山对其塞外之作力度和质感并见的赞扬。
洪亮吉诗本有奇气，督贵州学政，得黔地风云所感，奇气益出，诗风愈加雄奇。清代刻书家伍崇曜赞其“涉笔有奇气”。129稚存豪气雄健，嫉恶好善，伤时忧国，张问陶评其“胸有奇愁”，故“气自雄”。嘉庆元年（1796）正月中旬，洪亮吉贵州学政任满归京师，船山作《喜稚存至自黔南》诗，云：“小别各万里，重逢今五年”。知己重逢，船山设宴为老友洗尘，又专为稚存作“枫林揖别图”，赞其“三年诗笔满黔中”。洪氏高唱“吟咏以性情为主”130，反对依傍前人，要道“前人所未道”131，要求“翻空出奇”132，有所独见。但又强调“凡事皆有本”133，注重“须略谙时事，方不贻后人口实”134。其诗主性情的观点与在真的基础上又讲求“新”、“奇”，与张问陶诗学观相宜。故洪氏诗歌笔势奔放，用语奇崛，船山赞其“敢为险语”，以“惊人奇语”为奇文，文之奇都可化百蛮之风，又赏其诗作无人匹敌。张问陶《论诗十二绝句》云：“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纯始自然”，而洪亮吉恰有一双点铁成金之手，眼前平凡语，一经他手，顿时奇迹般地变得神采飞扬。故赞云：“眼前真实语，入手见奇创。”船山还高度评价了洪亮吉的才华与成就：“诗经敛手神逾王”，“歌声赛寰瀛，与岳渎抗”，洪亮吉以美才实学闻名于世，船山说他“名高神采王”，“史未书名世已传”。赞扬洪亮吉在清诗坛的地位，则是“五字作长城，骚坛踊名将”，“轩然读大作，一片宫音亮。万象罗心胸，此才胡可量。”
卷施阁是洪亮吉的书斋，更是诗友吟唱雅集的好地方。洪亮吉曾有“夜半清谈振檐瓦”之句，135诗人的豪情可以想见。船山返乡回蜀，行至华阴，夜宿客栈，展读《卷施阁集》，忆往昔，夜半时分，酒酣耳热，兴豪清狂，论列上下千古；136看如今，夜深人静，孤灯独照，形单影只，只恨阴阳两相隔。悲伤之余，写下“死有替人应属我”，决心承继洪氏衣钵，慰藉亡友在天之灵。
张问陶论袁枚、赵翼
清代诗坛，袁枚首倡性灵说，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诗论体系，驰骋诗坛近50春秋，起到了性灵派主将和灵魂的作用。赵翼以其诗歌理论与实践，成为袁枚之外标举性灵说最力者，奠定了仅次于袁枚的性灵派副将的地位。张问陶以其才识和明确的性灵说主张，以及突出的性灵诗创作，成为嘉庆年间性灵派的重镇，是性灵派的殿军，成为与袁、赵鼎足而立的性灵派三大家。137袁、赵、张三大家不仅论诗主旨相同，且同气相投、同声相应，相互推许，密切合作，合力扩大了性灵说的影响。袁、赵保持密切来往近二十年，其友谊自不必多言。二人与晚辈张问陶也同样建立了友好的关系。随园船山神交五年，赵翼晚年亲自过访小他四十岁的张问陶。张问陶在《船山诗草》里，记录下了与袁、赵的交往，对两位前辈身怀推崇之情。
张问陶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进士，选庶吉士，五十八年（1793）授翰林院检讨。是年，袁枚“访京中诗人与洪稚存。洪首荐四川张船山太史，为遂宁相国之后。”138这是袁枚首次听说张问陶之名。后来袁枚追忆，早在乾隆丙辰年（1736）于京师与船山之父张顾鉴“订杵臼之交”，作“车笠之盟”。袁枚在陕西任上，也与船山叔祖张勤庞（时任陕西兴安州知州）“琴歌酒赋，备极绸缪”139，故而张问陶视袁枚为前辈。船山作七绝《见怀》与袁枚，云：“先生八十方知我，不死年年望寄诗。叠纸细书三百首，邮筒飞递未应迟。”诗前自序：“癸丑假满来京师，闻法庶子云：同年洪编修亮吉寄书袁简斋先生，称道予诗不置。先生答书曰：‘吾年近八十，可以死，所以不死者，以足下所云张君诗犹未见耳。’感先生斯语，自检己酉以来近作手写一册，千里就正，以结文字因缘。书毕，并上绝句一首。”出于对袁枚的推崇，张问陶将己酉（1789）至癸丑年（1793），四年多所作诗篇选三百首，手书一册，取名为《推袁集》，寄袁枚就正。140袁枚收到书信后，在《答张船山太史书》中说：“诗人洪稚存太史旷代逸才，目无余子，而屡次信来颂执事之才为长安第一。但闻执事已请假还蜀，未知何时得通芳讯，心犹拳拳。不料中秋前十日于王葑亭141给谏家接到《见怀》二十八字，意思深长，有邢颙言少而理多之妙。读《推袁集》一册，命名先不敢当，虽大君子舍己从人，以谦虚为坐荐，游戏标题无所不可，而当今作者如云，万目骙骙，得毋咤执事之才认符拔为麒麟，拜票客为大将乎？损执事之名，折野人之福，千万以换去为祷。然以执事倚天拔地之才，肯如此撝谦，亦是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142王友亮称袁枚“入海求诗不厌深，肯为俗手度金针”143，信然！袁枚推重船山，其奖掖后世略见一斑。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五月，船山收到袁枚来信后，又赋诗《寄简斋先生》诗以答144，十分恳切地表达了对袁枚的崇敬之情，并告知袁枚家父得其消息后的喜悦之情，希望他游历四川，与老亲重叙旧情。袁枚收到后，即作《答张船山太史寄怀即仿其体》有云：“忽然洪太史，145夸我得奇士。西川张船山，槃槃大才子。”146六月，有人说船山诗学随园，船山作《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二首》，又在十一月提前作诗，贺袁枚次年八十大寿，题名《甲寅十一月寄贺袁简斋先生乙卯三月二十日八十寿》。嘉庆元年（1796），船山得随园信后答诗代信：《丙辰仲冬十三日得简斋先生手书答诗代柬》147。嘉庆三年船山从遂宁丁父忧后回到京师，得知随园丁巳年已卒，作诗《袁简斋大令卒于随园》以挽。在张问陶与袁枚的诗书往来中，尤以贺寿诗和挽诗最重要，其对袁枚的人生、诗学理论、诗歌成就及其诗坛地位作出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价。
《甲寅十一月寄贺袁简斋先生乙卯三月二十日八十寿》
（诗草卷十一）
举世推前辈，遥遥廿四科。仙云微点缀，铜印小摩挲。
清浊泉皆好，风尘梦不多。略沾春气息，花影镜中过。
偏不住西湖，幡然嗜好殊。远寻江令宅，幻出辋川图。
山在园中小，人为世上无。愿公忘结习，莫更想蓬壶。
万物供游戏，婆娑八十年。山林奇富贵，花月艳神仙。
有欲人偏服，无功世亦传。预完生死局，哀挽及身前。
纸贵千丸墨，衣香万壑云。名山都识面，荒徼也徵文。
吐握情能到，丹铅老更勤。古今才一石，公在不曾分。
披卷灵光出，宣尼不忍删。好诗堪下酒，退笔定如山。
陡峡开神斧，香云解妙鬘。世人争格律，谁似此翁闲。
小说兼时艺，曾无未著书。气空偏博丽，才大任粗疏。
考订公能骂，圆通我不如。只今惊海内，还似得名初。
寿许通才得，皇天不忌名。洗儿休恨晚，骂佛转长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