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不读周国平的书，《思想的星空》读了一半，夹了个书签。上午暂时中断读《老子的智慧》，续读周国平的书。
不知是还没到那个岁数，看起来也不像——因为林语堂、梁实秋早期文章，也是三四十就写得非常精彩纯熟——还是某种特定年代和环境熏陶出来的习惯，周老师的文章给我的印象，仍是审慎拘谨，小心翼翼，惟恐说错话。
和林梁一样，大家都是教授嘛。
我不大喜欢俄罗斯文学，虽然年轻时读得很多。经典的差不多浏览了一遍，然而《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究竟说了些什么故事都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较为拗口的名字，直到考《外国文学史》必须熟记，才强迫自己弄明白字的次序。我不是青年时代就早熟深刻的人，很多同龄人都懂得的，我仍懵懂。他们读三家巷、读西村、读西蒙·波伏娃、读柏杨、读琼瑶、读李敖的时候，我在读侦探推理，读18世纪左右、甚至更早的中外情节性强的小说，读高中生读物《读者》和《科学画报》……总之，我到30岁左右颇经历了一些事件之后，才学会深刻。
反过来，如果早点学会深刻，洞彻、早熟，可能就不会发生亲历的坎坷。然而，如果没有涉足坎坷多舛、跌宕起伏之旅途，也就不会激发人生一次次飞跃，量的、质的、量的循环转变。
我不知这样的情况延续了多久，像周国平和我父亲那辈的大学生，是在浓郁的前苏联文化熏陶下成长和教育出来的。我父亲没有谈起这些，但小时候所见高等数学等教材是前苏译本。周国平大概大学时期所受教育，也是以前苏为主，因此，文章中还能闻到缕缕俄罗斯意味的深邃苍凉。
不喜欢俄罗斯文学，不可否认写得波澜壮阔，都是大手笔，没有丝毫琐碎的小家子气。但我记不住人名，一串很复杂，加上本名之外的爱称演绎有好几种。名字尚且记不住，情节自然混作一团。这是就小说而言。普希金的诗文选买过一本；还用买衬衣的钱改买一套《战争与和平》，是因曾在企业图书馆借阅过，喜欢。而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因不喜欢而没买，现在家里仅存几乎崭新如故的《战争与和平》。就专业来说，这是偏食。
好在很无愧地说，当年拿中文学历是用来跳槽的。既然喜爱写作，并从小就是自己找书读，写自己的文，没被科班教育指导、阅读误导而浪费时间精力，是我的幸事。
周国平以研究尼采的著述在中国出名，后来却是以个人文学创作维持巩固和发展了功名（这是周国平拒斥的一个词）。继续保持，成为中国某个文学高素质人才和作品匮乏特定历史时期中优秀的作家之一，是大有可能的。
周老师早年书评赞誉的那些作家、看好的作家，我仅仅读了周老师引用片段，就觉得那些作者实在水平一般。我曾在现实和网络上，见过比那些人好得多的作品。周老师毕竟搞哲学出身，研究尼采的，自身具有非常优秀的文学素养无可厚非，但作为鉴赏者，周老师未免太单纯。
拉名人为自己写书评，一个是缺乏自信，需要拉大旗作虎皮，被名人的光辉照耀一下。这是宽容的揣测。犀利的指摘则是：拉名人抬升自己，为自己吹喇叭抬轿子，利用名人效应，让自己轰动红火。
那些请周老师写书评的，我相信大多数并无卑劣用心。但确实全都是比周老师年轻得多，比周老师名气小的人。
好在我联想到，古人很多优秀作品，也有为某同乡、同僚作序的。后来，序中的人名，仅仅是历史人名，因为作者的名垂千古，后人才知道有过这么个人，或这么些人，这么件事。
向名人索要字画和要求合影的，心态和手法大概差不多。
文学没有使命感，是我所不同意周老师的观点之一。正如我不喜欢尼采，而喜欢读周国平的散文，并认为是目前中国非常好的之一——最好的之一这种词组犯了语病，传媒常用。
文学不强迫非要有使命感，如同上个世纪某段历史时期。强迫郭沫若、柳亚子等现代诗人成为政治作家，既是强人所难，也是滑稽可笑的。他们要么写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要么沦为御用工具。
但比如你要屈原、南宋爱国诗人作品不具有使命感，也绝不可能。那样的话，最基本的作为国民、吃朝廷俸禄干部的责任感也没有了。正因为当时大多数人如此，所以屈原的国家和辛弃疾等人的国家都灭亡了。
文学有没有使命感，是发自内心的，由作家的本质和性格决定的。
同为教授学者，如果具有使命感、责任感，就可以进入行政院；如果不具有，就留在大学继续教书。
201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