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沈从文对故园湘西始终“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他用细腻的笔触、清新流畅的文字，喃喃地追忆着那一份玲珑剔透的牧歌式的诗情，精心描绘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湘西人情图画：那青山绿水的风光，淳朴正直的百姓，独具苗家特色的风土人情（跳傩、对歌、赛龙舟等），无一不渗透着一种纯真的美丽、生命的力量，这就构成了独特的湘西文化色彩。湘西，是沈从文一生情感的依托，是他创作的源泉和土壤。然而，就在这环境优美与人性淳厚的地方，却颤动着忧郁与哀愁的不绝音响；在那些相互尊重与彼此亲爱的人们中间，却酿造出令人心酸的悲剧。
文学作品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也是作家评判生活、把握生活本质的主动性的结晶。悲剧作品更是灌注着作家深刻、博大的悲剧意识。自觉的悲剧意识绝不是凭借一时激情的情绪反抗，它是作家本着历史使命感，经过反复观察，冷静分析而获得的深刻的危机意识。沈从文不赞成甚至不屑于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诠释对社会的理解，是因为不愿让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更是基于对时代悲剧的独特而深刻的理解：时代悲剧必须观照“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要去表现“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选择最具代表性的人群“老老实实的写下去”，让被封建思想不知不觉毒害了的善良人们的人格缺陷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从而酿出悲剧。所以沈从文总是以客观的、怀着温情的笔调娓娓述说着湘西的故事，即便是悲剧，他也以冷静、容忍的态度加以观照。这就使他笔下的人物始终处在最自然、最普遍的状态，但在这常态中却恰如其分地让你感觉到悲剧的存在，由此渗透出作家更为深刻、博大的悲剧意识。
沈从文的《边城》故事发生在1930年左右，面对中国的内忧外患，作家试图“用作品去燃烧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增加他在忧患中的抵抗力，增加一点活力”。因此，《边城》不单为现代文学增添翠翠、天保、傩送等几个文学形象，围绕翠翠和傩送兄弟的缠绵爱情故事，作者向读者展现了“爱者”在爱的纠葛中走向悲剧的原因，揭示了封建社会习俗对人的桎梏和摧残，正如朱光潜所言：“《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美丽、纯洁、无人不疼爱的翠翠，她深爱着豪爽、英俊的青年傩送，却只能在似有似无的希望之中等待；而同样深爱着翠翠的傩送，却只能怀着痛苦，愤恨远行。另一个朴实、诚恳的青年天保，也深深爱着翠翠，但由于爱的无望而悲郁，最终落水身亡。更令人悲悯的还是那个忠于职守、对人关切、和善的老渡船夫，他在爱女去世后担负起抚养孙女翠翠的重任。从此，翠翠成了他的宝贝，成为他生命的光彩。老船夫的目标是将翠翠交给一个不会使她委屈的男人，然而，就在对这个目标的追寻中，他被莫名的失望和痛苦所压倒，在那个狂暴的雷雨之夜悄然逝去。这些心地善良的人们，他们对生活的要求是合理的、单纯的，然而却无一能够实现，而且无一不走到相反的一面，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作品围绕大老天保的死展开对悲剧原因的推究。实际上天保的死并不偶然，他是因为爱情失意、悲愤郁积而导致的。由于“走车路”没有结果，“走马路”又比不上弟弟傩送，但天保并没有将失败的原因归罪于傩送，亲情使他们兄弟之间达成真诚的谅解，替代了可能发生的冲突。
真正引起天保产生悲愤心理的是“走车路”的失败，“走车路”的办法是渡船夫所提议的，诚实、质朴的天保认为渡船夫能决定翠翠的婚姻而按照他的提议去办，不料经媒人两次提亲，老船夫却始终不置可否，由此引起天保的失望、烦恼、愤恨，纷扰不宁的心绪使他决定离开家乡随船队出发，令人不可思议的悲剧终于产生。在天保的亲属看来，置天保于死地的责任无疑是老船夫，傩送就对跟随他的长年说：“老家伙坏，大老是他弄死的。”当二老傩送远行之后，小说又作了交代：“二老下桃源的事，原来还同他爸爸吵了一阵方走的。船总性情虽豪爽异常，可不愿意间接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子，又来当做第二儿子的媳妇，但不知怎么的，老船夫的关心，使二老父子对老船夫皆有了一点误会。船总想起家庭间的近事，以为全与这老而好事的船夫有关。”傩送远行的直接原因是婚事上同父亲的争执，但实质上却是父子俩对老船夫的“误会”，也因为这误会，傩送觉得既无法说服父亲，也无法实现同翠翠的婚姻，因而怀着失望与痛苦的心情远行。当然，将天保的死因归罪于老船夫确实是一个误会。对于老船夫来说，将翠翠托付给天保或傩送任一个，他都是放心的，他之所以对天保“走车路”不置可否，源于对翠翠爱得太深，婚姻大事他希望尊重孙女的意愿，但是翠翠的心里只有傩送，她那少女初恋的羞涩，使她在爷爷转述天保求亲的事时，在似嗔似怪之中表示拒绝，以至老船夫只能对天保的求亲不置可否了。然而，老船夫对翠翠近于百依百顺的爱与温情，却丝毫得不到外界的理解。从老船夫和媒人杨马兵的对话更加看得清楚：“不咧，人家以为你肯了翠翠便无不肯呢”，“不能这么说，这是她的事啊”，“便是她的事，人家也依然以为在日头月下口昌三年六个月的歌，还不如得伯伯的一句话好”。老船夫反复申明：听翠翠自己的，杨马兵一再强调：翠翠听爷爷的。作为老船夫的好朋友，杨马兵尚且不能理解他是出于对翠翠的无限爱心而让翠翠自行决定婚事的心意，更何况其他人。杨马兵认为：父母之命乃儿女婚姻的主宰，相依为命的渡船夫与孙女更是如此，这种认识来源于普通而有力的社会习俗。船总父子“误会”老船夫的原因也是尊奉封建社会婚姻习俗，基于父母之命是儿女婚姻主宰这一定则来看老船夫，认为老船夫“太坏”，翠翠的婚事能做主却偏偏不答应，以至造成天保的死亡。
这就是《边城》的悲剧原因，但《边城》不只停留在对社会揭示的层面上，作品在浓郁的抒情气氛中，冷峻地揭示了：封建习俗的恢恢天网笼罩着一切，它甚至不必通过某种物化的力量，就能渗透人们的灵魂之中，即便是心地善良的人们也不能幸免。像天保、傩送这样令人疼爱的青年也会受到它的侵蚀，最终还是不自觉地被推向悲剧。因而《边城》的悲剧意义不仅在于揭示旧的社会习俗对人的桎梏和摧残，还表明了即使是善良的人们，仍必须摆脱封建社会习俗，重建自我人格。《边城》的双重悲剧意义不仅表现在天保之死这件事上，在翠翠的身上也得到进一步的丰富。翠翠是《边城》的中心人物，天保、傩送是因为对她的爱而走上悲剧道路的，但处在悲剧中心的翠翠，实际上却在悲剧之外：她不知道天保不能得到她的爱而忧愤郁积以致落水身亡；她不知道傩送离乡远行也因为不能得到她的爱；她也不知道爷爷突然去世全是由于替自己幸福思虑而心力交瘁。只有当这一切发生之后，杨马兵陪伴她，向她叙述往事时，她才如梦初醒，哭了一个晚上。可怜的翠翠，她被人爱着，他们却不告诉她，他们为她受苦，也同样不告诉她。当翠翠知道这一切时，这一切已是陈迹，这是多么可怕的悲剧！然而在那偏僻的小城，在那封建社会习俗笼罩的时代，这一切又是那么自然：天保、傩送爱她，因为她貌美，是理想中的妻子；爷爷爱她，是在精心安排她的命运而不是鼓励她去争取自己的幸福。翠翠的悲剧揭示了：旧社会制度是妇女身上最沉重的枷锁，在这种制度下妇女无地位没有幸福，无觉悟同样没有幸福。这又进一步展示了《边城》的双重悲剧意义：既揭示社会制度对人的桎梏与摧残，同时又指明善良的人们必须进行思想人格的再造。
沈从文对他的家乡，那湘西的小城；对他的乡亲，那些重义轻利、正直平和的百姓，始终怀着无限的温情。在“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这种真诚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使他更能接近生活的底蕴，同时，他将作家自觉的悲剧意识、深沉的悲剧情感视为小说悲剧的内在支柱，使得他在把握生活时，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从一般问题契入思想，契入人性层次，从而获得深刻的社会危机意识。终于，《边城》在写出自然美的同时写出自然的凶暴；在写出人性善的同时写出人性的缺陷；在写出人们相亲相爱的同时写出这爱不可避免地酿出悲剧。《边城》在对现实生活的依恋中，哀叹它的缺陷，并萌发更新与再造的追求。同时，它有意无意中透露：不只是在轰轰烈烈的革命中才能完成形象的塑造，才能把握时代脉搏，在貌似平静的死水微澜中更能凸现人性的优劣，更能细腻、准确地感受时代的律动，进而揭示更为本质的内涵。只是后者往往更见底蕴与功力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