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四年（1865年），左宗棠以闽浙总督衔离浙入闽。由于胡雪岩的罚捐和捐官计划得以实现，左宗棠入闽人马的粮草供应有了保障。左宗棠牢守曾国藩“不慌不忙”的作战政策，一步一步把太平军败退入闽的余部赶到了闽粤交界的大山之中。
不过胡雪岩远隔千里，身在杭州。左宗棠感到身边幕僚，有才之士不少，但是能像胡雪岩那样善出主意，并且经常出人意表，行人所不能行的人甚乏。所以他在奏折夹片中，奏请授胡雪岩布政使衔，调福建候用。朝廷正仰赖左宗棠出力，自然一奏即准。
胡雪岩接到左宗棠的信函，自然十分感激左宗棠的知遇之恩。不过他一时还不想离开杭州赴闽。一则他手头有丝茶、钱庄生意，可以就近照顾；二则主持赈抚局，“收养难民，招商开市”的工作刚刚做了一半，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办。依胡雪岩的想法，他除了设置施粥厂、难民局之外，还想设置善堂若干、义塾若干、医局若干。这些事办下来，可以从根子上为杭州这座古都恢复原貌起到作用。
有这些公私两面的考虑，胡雪岩便迟迟没有动身赴闽。左宗棠连番去信去人邀请，胡雪岩找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闽境剿逆战事正紧，左宗棠交代的筹饷、购械、办粮之事也不敢丝毫放松，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还是等战事稍宁，又能物色到合适人选时再交卸差事，动身赴闽。
借口找得合情合理，左宗棠也无可否驳，只得回信嘱咐他赶紧物色人选，一待方便即速来闽。
不久太平军大部被逼无路，出闽入粤。左宗棠在追敌过程中又连打了几个小胜仗，闽境气氛一时轻松下来。胡雪岩这时已经没有理由继续留杭，该办的事情也基本办妥。胡雪岩心想，与其让左宗棠一催再催，还不如自己主动前往。于是搭了洋人的定期火轮，动身前往福州。
这火轮是洋人用来运送货物的，从上海到广州，每六天发出一班。中途经靠宁波、福州、厦门。胡雪岩先由杭州去了上海，办完一船军械，向档手交代了钱庄经营事宜，与旧友作了告别，方始登船。
这小火轮胡雪岩已经坐过几次，此番乘坐仍有不少感慨。上海到福州，陆路要走上一个月，沙船要走上半个月，五百里加急也要走上近十天。小火轮“嘟嘟嘟”不停，只用了两天三夜就赶到了。怨不得道光、咸丰年间，从广州到北京，五百里加急的廷寄，一路上的驿马都跑断了腿，洋人的船只边走边停，等到廷寄到了北京，人家洋人也已经到了大沽口。缓急之间，不知有多少事已经被耽误了。
到了福州，胡雪岩事先写给左宗棠报告他要入闽的信还没到。左宗棠一听说胡雪岩已到，大为惊喜，特意设了宴为他洗尘。胡雪岩又着着实实把小火轮的速度夸赞了一番。
胡雪岩对左宗棠说道：“我看这洋人有此恃仗，恐怕我们自己人不免时时蒙羞。”
左宗棠道：“我原来读书，也坚信只要国人守了勇气信心，个人有了志气，就绝对不会蒙受别人的羞辱。现在看来错了。先儒的道理固然可信，不过也必须是在两方实力相当时方才可信。”
胡雪岩道：“王大人在时，我也曾经听他说过‘养吾浩然之气’，我当时不明白什么意思。他给我讲了半天，也算有点儿明白。就问他：‘一个人志气自然重要，要是他办不了这事时怎么办？’”
两人的心思对上号了，都有意使用外国的船炮。使用外国的船炮，也有两种用法：一是直接购买，二是自己制造。购买一途，胡雪岩早就尝试过。自胡雪岩主管采备军械以来，凡泰西军械，他已经采购不少。但现在左宗棠与他都开始转到自己制造这方面了。
左宗棠想让胡雪岩主持这件事。
“叫个什么名字呢？”
“这个我已经想好了，就叫船政局。”左宗棠说，“你先去上海见一见洋人，早一点儿把事情定下来，我这里就出奏，估摸有三个月也该批准下来了。”
办起船政局，先得理出一个头绪。
首先得请洋技师。
其次就得招一批能干实际工作的，这些人倒可以从国内直接招。只要头脑灵活，身强力壮，又有耐心，在洋技师的指导下，他们自然会很快适应工作。
最后就是专门筹设一个技术学校了。按照左宗棠的意思，这洋人不能久聘，早晚这造船事业还得中国人自己干。办法就是招一批愿意学习工艺的学生，跟着洋技师干活，同时请洋技师指导，学习他们的技艺。
很快，胡雪岩回到上海，找到古应春。古应春比较熟悉洋务，跑了几天。洋人听说有人要购买造船机器，而且还要聘用技师，都很感兴趣，纷纷报了价，希望自己能揽下这活儿。
那就只好在几个国家挑。挑来挑去，委决不下。这时有一个叫日意格的法国人却主动上门了。
按照日意格的说法，他的几个表兄都在造船厂干了20多年，经验丰富，而且他也愿意报个合适的价格，双方都不太为难。他还说他们法国现在就有一只小火轮，愿意跟着胡雪岩一起，到福州演示给左大人看，保证左大人满意。
胡雪岩见日意格对中国的情况相当了解，而且通达人情，什么事情都愿意妥协，觉得与这样一个洋人打交道还算可以，就答应下来，要他一同前往福州。
左宗棠见有洋轮到了福州，十分高兴，亲自登船，命技师开动轮船。那船“突突突”地往海中驶去，与周围扬帆结网的大渔船一比，果然快了好多倍。
双方满意，就商定由日意格回国，购买机器设备，招募技师。钱款由日意格所在的洋行代收。
日意格办事很快，八个月后，他已经由法国返回，运来了一船机械。
这时胡雪岩却有些着急，催促法国技师日夜加班，赶快把机器组装起来，以便早日开工。
胡雪岩这是用心良苦，目的是让左宗棠能亲眼看到造船。
因为朝廷已下了调令，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催他早日交了闽浙总督的差使，走马上任。
左宗棠调沈葆桢来，推荐他为船政大臣，主持福州船政局。他希望自己开创的事业，能够结个果，不至于半途夭折。
胡雪岩被任命为船政局提调，兼管浙江转运局。一切安排就绪，左宗棠才迤逦北上，入陕平定捻之乱。
五年以后，福州船政局造出轮船十余艘，成为中国第一家新式造船企业。后来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南洋水师。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甲午海战中牺牲的管带刘步蟾、林日升等，都是福州船政局时期培养出来的人才。
左宗棠因为福州船政局办出了成绩，感到甚是得意。所以一到西北，他就有意把外洋的机械也引进到西北，让他辖属的这片疆域也感受一下西洋的坚利技术。
就在福州船政局造出的十余艘轮船陆续下水时，左宗棠给胡雪岩来信，说要胡雪岩代买织呢机器。
胡雪岩成功购进了50台机器。中国最为内陆的心腹之地有了现代工业。
光绪三年（1877年），由于西北遇大旱，左宗棠以工代赈开凿泾河。他早就知道外国有开河机器，就把买机器的任务交给了当时任上海采办转运委员的胡雪岩。胡雪岩向德国购买了一套机器，还聘了几个德国技师。光绪六年（1880年）的秋天，德国技师用机器在泾源工地先开了一条长200里的正渠。由于渠底布满坚石，用人开凿十分困难。为了把渠挖宽加深，提高工作效率，德国技师建议再买开石机器。胡雪岩接到左宗棠的命令，又买了几台。虽然现在我们无法从史实上知道工程情况如何，但胡雪岩帮助左宗棠引进机器，用机器在西北高原上开河凿渠，在当时可是第一家。
左宗棠所办的洋务事业不但抵制了外国侵略者，还在很大程度上开发了大西北。这自然少不了胡雪岩的功劳。左在给胡雪岩的一封信中谈到船政局事宜时，称赞胡“阁下创议之功伟矣”。两人在创办洋务上思想统一，经常通书信来交换看法，如左宗棠在给胡雪岩的一封信中说过：“中国枪炮日新月异，泰西诸邦断难挟其长以傲我耳。”
兴办洋务，胡雪岩出力甚勤，获利甚少。左宗棠也深知胡雪岩的勤勉与克己，进而对胡雪岩的看法又深了一层。胡雪岩倒也不愿从这些事情上捞油水，他的钱庄和丝蚕生意已经为他提供了足够的利润。他之所以仍勤恳办洋务，一为知遇之恩，二是雄心使然。
在清朝，商人尽管富可敌国，但政治地位不高，很容易受人轻视。胡雪岩原本已经捐了个官位，以提升自己的地位。但左宗棠感谢胡雪岩的帮助，决计为他谋个红顶戴戴。红顶子是高官才享有的身份标志，清朝尽管开了捐班之门，但红顶子一直对捐官说不。
左宗棠平定西北，胡雪岩立了大功。论功行赏，在左宗棠的力保下，胡雪岩得以为正一品，戴上红顶戴，成为赫赫有名的“红顶商人”。朝廷又赏他穿黄马褂，骑上马绕皇城转三圈儿。
胡雪岩在杭州城内元宝街的住宅也能重新起门楼，连浙江巡抚到了胡雪岩的家，在大门外也得先下轿。像胡雪岩这样既有红顶子又穿黄马褂、享有至高殊荣的人在杭州城是找不到的，难怪这位特殊的官商被人称为“异数”。
胡雪岩既是官又是商，要地位有地位，要实惠有实惠。但他并不真正想做官，而仍以经商为职业，为的只是提高身份地位，增强自己在商业中的竞争能力，也就是说：胡雪岩利用红顶、黄马褂来更好地做生意。
左宗棠成了胡雪岩在官场的后台，他的生意又获生机，迅速地发展起来。短短十年，左宗棠凡购置弹药，筹借洋款，拨饷运粮，都由胡雪岩一手操办，胡雪岩也从中获取了巨大利润，事业亦如日中天，财产从十几万发展到了数千万之巨。
左宗棠收复杭州，而胡雪岩献米献饷，帮助左宗棠处理了杭州战后事务，他的所作所为获得了左宗棠的极大赏识和信任，使胡雪岩在王有龄死后又找到了左宗棠这座靠山。有了左宗棠这个后台，胡雪岩的生意在战事过后全面恢复，而且越做越红火，左宗棠要西征新疆，他以“红顶商人”的身份，为左宗棠筹办粮饷；创办轮船制造局，代表朝廷借“洋债”，自此与洋人有了金融上的来往。到这时，胡雪岩在官商两界都获得了成功，前途一片光明。左宗棠为感谢胡雪岩，光绪四年（1878年）春，他会同陕西巡抚谭钟麟，联衔出奏，请求朝廷“破格奖叙道员胡雪岩”，把他所有的功绩都上奏朝廷。
胡雪岩的母亲七十大寿，不但有高官李鸿章、左宗棠这些朝廷重臣送礼道贺，就连慈禧老佛爷也特为其颁旨加封。至此，胡雪岩到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